故乡昆虫记

每个农村的孩子,都是在虫子的陪伴下长大的。我们听虫子叫唤,看虫子打架,被虫子追,也追着虫子跑,吃虫子,也被虫子咬,风里雨里,屋内屋外,哪一天不跟虫子打交道?

我小的时候,在农村,得蛔虫的儿童比较多,当时有一种驱虫药,做成宝塔状,外裹一层糖衣,俗称“宝塔糖”,用铁皮盒装着,盒子上印着一个胖娃娃。姥姥家也有一盒。有一天趁大人不注意,我拿到了那个宝贝盒子,并且不知用了蛮力还是巧劲,打开了它,把里面的宝塔糖都拿出来,舔掉糖衣,再放回去。大概没等我全部舔完,就被大人发现了。当时我肯定出现了以下症状:

  1. 恶心,呕吐,肚子疼,皮肤出现荨麻疹块。
  2. 眼泪鼻涕横流,呼吸急促,晕眩嗜睡。
  3. 瞳孔缩小,目光斜视。

我放胆这么说,是因为查到了百科词条:

宝塔糖:曾用名“六一宝塔糖”,别名“驱蛔蒿”。驱肠虫类药品。具有麻痹蛔虫的作用,使蛔虫不能附着在宿主肠壁,随肠蠕动而排出。

此药提取于植物蛔蒿,连生命力那么顽强的蛔虫都能麻痹,麻痹一个四、五岁的儿童,自然不在话下。大人们赶紧叫来了乡村的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毛泽东在1965年6月26日对卫生工作的指示的产物。在这份指示中,他要求打倒卫生老爷部,缩短医学院学制,以及医疗资源向农村倾斜。

至于我是被“毛泽东对卫生工作的指示”救活的,还是靠异禀的天赋自愈的,就谁也说不清了。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住在姥姥家。牢牢家门口有个猪圈,猪已经不见去向,只留下一个很大的马蜂窝,平常都没人敢靠近。有一天,一群比我大的孩子,决定铲除这个恐怖主义巢穴。他们准备了长长的竹竿,还点着了一些麦秸。浓烟滚滚,马蜂飞舞。他们四散逃去。这个时候,我看见猪圈里飞出这么可爱的一群小东西,比苍蝇大,比马龙(蜻蜓)小,立即拿起一把笤帚,冲进猪圈里,用力地扑这些可爱的飞虫。愤怒的马蜂,带着恐怖主义的余威以及对农业文明的仇恨,向我发起了猖狂进攻。我丢了扫帚,狼狈逃窜,但依然被蛰得面目全非。我的头肿得像篮球那么大,眼睛都睁不开。当时,农村也没有什么抗血清的药物,只能用醋反复擦。母亲说我哭了两天两夜,才渐渐好起来,至今,我的脑门中间,还留了一个小小的疤痕。那不是勇敢者的勋章,而是“祸子头”的标志。

不过,大部分时间,我们农村孩子跟各种虫子都是友好相处的。

春天来临,各种虫子开始探头探脑。如果谁能在湾(池塘)边的柳树上,捉到一只天牛,一定能被四邻八舍的小孩们羡慕。天牛的长相太威武了,它浑身漆黑,夹杂这白点,头上长着两根长辫子,就像京剧电影《穆桂英挂帅》的穆桂英一样。但是天牛太难抓,我在树底下急得乱转,像一个破不了天门阵的杨宗保。

幸好,哑巴来了。哑巴天生是个哑巴,但是最爱说话。他说话时,哇啦哇啦,连说带比划。我指指柳树上的天牛,又指指他。

“给我逮下来行吗?”

哑巴,眯眼仰头,看了一眼,指指树,又指指自己的胸口。

“哇啦哇啦?”

我点点头。

哑巴二话不说,脱了布鞋,双手抱着老柳树,蹭蹭爬了上去。那天牛趴在一根细枝上,哑巴脚踩一根树枝,手攀一根树枝,另一只手,向细枝伸去,身体劈成一个“大”字,柳树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然而就在他的手摸到细树枝的时候,那天牛抖出翅膀,像一阵黑烟一样,飘到对岸去了。

“哇啦哇啦!”

哑巴从树上跳下来,指着对岸。我大度地摆摆手,让他帮我折了一根柳枝,带回家,插到了院子上。

柳枝没有活,虽然我天天浇水。不过我有别的收获,浇水灌出了另一种很珍惜的动物:刺蝼蛄。它平常生活在洞里,但是害怕水,只要堵住洞口灌水,它就爬出来了。

于是我叫上邻居家的小哥俩,三个人排成一排,一起端起各自天然的水枪,对着地上的洞口喷出三柱长尿。果然,一只红头带这钳子的刺蝼蛄悲伤地爬了出来,我们追上去,把它抓起来,放进一个输液用的玻璃瓶子。顺便说一句,那个时候,农村几乎没有塑料瓶。

夏天来临的时候,是虫虫最喧闹的季节。我却对这些卑微的小生物们失去了兴趣。全部的心思放到家里的猪和兔子身上。

每到放学时候,是打猪草,剜野菜的时候。这也是我一天,乃至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小时候的天空如此辽阔,田野巨大得等同于整个世界。天空云雀在看不见的地方高唱,热风掠过玉米叶子,为这个劳动的少年鼓掌。我一边剜菜拔草,一边在心里给自己讲故事。我永远是这个故事的主角,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反面人物,要么是有一个漂亮女儿的地主,要么是有一个美丽的女机要秘书的敌军头子。在这场殊死较量中,我接连挫败了敌人一个又一个阴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就在我即将把胜利的旗帜插到敌军总部的时候,突然我陷入了敌人的埋伏,就这样我,一个年轻的英雄,一个钢铁战士,一个在烈火中永生的金刚,忽然听到牢门咣当一下开了。一身戎装的机要女秘书,出现在我面前。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为我打开了手铐脚镣,她拉着我的衣袖说:

同志,跟我走!

一只漂亮的蚂蚱打断了这段革命浪漫主义的越狱之旅。她浑身葱绿,长着一对美丽的大长腿,而翅膀展开,里面是粉红色的折翼。我不由地停止了我幻想的故事,向着她了过去。

也许是我过于激动,也许是她误解了我的美意,总之,这次捕猎以她失去了一根大长腿而收场。我注定成不了一个人文主义者,因为我才不欣赏什么残缺的美,我丢下她,继续去拔草。

刚才讲到哪儿了?对,我跟机要女秘书逃出了牢房。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保持了纯洁的革命友谊,即便是被追击的敌人射出的子弹,打伤了长腿,我也始终牢记村里男女授受不亲的教导,毅然决然地,答应了她留下来掩护我的请求。毕竟,在革命的大后方,还有那么多的阶级弟兄以及地主漂亮的女儿等我解放。

而且,我说过,我不欣赏什么残缺的美。美,这种东西,要么完整,要么就算了。

后来,我知道我错了,美都是有遗憾的。比如,我所认识的海军。

海军,是一个男孩名字,可实际上是一个女孩。她长得很可爱,但是眉毛上有一颗痣。

在我小学的时候,家乡周围发现了石油,多了一些穿着土黄色工作服、拿着大大小小机械的人,我们都叫他们“石油鬼子”。为了给这些“石油鬼子”做好服务,在镇上建起了一个“石油站”,海军的爸爸,就在那里工作,因为附近没有油田的学校,她就和其他几个油田子弟,转到了我们村小学。

当时,我的父亲在镇上的中学担任代课老师。而中学,挨着石油站。我经常去看中学的父亲,跟她还有她的伙伴一起走到镇子上去。

二里半,从村小学到镇中学,走这段路是我最愉快的时光。我发现,油田子弟们跟我们村里的孩子最大的不同有两个。第一,他们居然说普通话。第二,他们男生和女生之间居然也说话。这是我从来不敢想象的,在我们村,男生女生之间只有在交作业或者互对骂时,才说话。

我于是也入列随俗,把我们村的规矩抛到脑后,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开始跟海军说话。

有一次,小学劳动课上,老师布置每个学生都必须到地里去割草,两人一组,每组的任务是30斤。我和周海军分到一组,天哪,那天的情形我至今居然还记得。我们一起在长满青草开满苦菜花的地里割草,她给我绘声绘色地讲昨晚看的电视,当时只有少数的单位,才有电视。30斤草,对于两个孩子来说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于是,她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们扔下了镰刀,开始拔草,拔下来的草带着根须和一大块土,我们把草和土坷拉放到口袋下面,上面依旧铺上鲜嫩的青草。当两个人都几乎抬不动的时候,我知道已经够数了。两个人抬着草回到学校一过秤,竟然还超过了规定任务5斤。

这一段跟昆虫没什么关系,你说得不错,的确没有关系。可是,当我们拔草的时候,想必肯定有虫子飞起来,翅膀上带着落日的余晖。

后来海军转学走了,石油人的女儿,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四海为家,说走就走。

她走的那天,我们正上晚自习,她进了教室,坐了一会儿,站起身。我很想跟她告个别,但,在教室里,男生和女生是不说话的,除非收作业或者对骂。

她背起了书包,她跨出了教室,她忽然停下来,她回头看了一眼,灯光下,可以看见她眉毛上的痣。

我望着她离去的影子,在教室外的路灯下,拉长消失,路灯上扑打这飞来的蛾子,蝼蛄,还有金龟子。我看着他们,忽然觉得喉咙有硬硬的东西堵住,那一刻,让我想起那些难熬的冬夜。

是的,冬天是我最难过的季节。不知道为什么,冬天的夜那么长。经常,只有我和奶奶两个人,坐在土炕上。那时还没有电灯,如豆的煤油灯把奶奶和纺车的影子照在墙上,摇摇晃晃。奶奶不跟我说话,她一边纺线,一边低低拖着长音,如歌如泣,歌词只有两个字:

娘啊~~~

这声音悠远,漫长,奔向四面八方,又哪儿又去不了,撞到土墙,折回到小屋里。

我需要把奶奶叫好几声,她才能从这首哭歌中,回到现实中。

我们对视一下,会心一笑,她就踮着小脚下了炕,过了一会,手里攥了一把晒干的红枣。这是瞒着爷爷偷来的人间至味,我要在爷爷回到家之前,把它们都消灭掉。为了不留下任何罪证,我把枣核都吞进肚子里。

夜里,我有时候怕得要命,任何声音,细微的声音,都让我心惊肉跳。有时只是老鼠跑过,有时也许是黄鼠狼来访。那种感觉,我说不出来。只有过去了许多年,我看到一本书上,找到了精准的描述:

“有话暗中捎给我,我的耳朵捕获它的微响。在夜间异象的烦虑中,在沉睡跌落到世人时。恐惧与我相遇,还有颤栗,使我百骨畏惧。”

这本书叫《圣经》,这段话记在《约伯记》第四章第十二到十四节。

好在,白天终究会来的。

在冬日阳光下,奶奶用篦子狠狠刮着我的头发,从中沥出几只白色的虱子,这冬天唯一的虫。

她拿了一只放进自己嘴里,一咬,发出清脆的响声,我也拿了一只,放进嘴里,咔……我所有的黑夜里积蓄的恐惧,都被咬碎了。

我挣脱了奶奶的手,向院子外跑去,因为我听见了胡同口哑巴的叫声:

“哇啦哇啦!”

他还欠我一只天牛呢。我已经等不及了,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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