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生活’ Category

奶爸的一天

Friday, January 10th, 2014

接下来的30多个小时里,将独自带娃。时间过得很缓慢,还要3个小时,娃才睡午觉。醒来后要面对漫长的下午和晚上,接着迎来给娃洗澡的考验,预计晚上10点可以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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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记

Monday, January 6th, 2014

​长这么大,我只参加过一次投标,然而就这唯一的一次尝试,成为我重新认识这个城市、这个社会和这个国家的思想分水岭。自此以后,只要有人向我表露出对中国现状“江山如画宏图展”式的乐观,我就问:“你投过标吗?如果没有,等你投完一次标,咱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朋友老李(当然是化名)开了一家印刷厂,业务开展得不错,只是还没有在杭州拓展开。当看到杭州一部门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做一本杂志,立即想去投标。他知道我一直在办杂志,就请我去帮忙一起制作标书,如果项目能拿下来,大家就一起做。

我第一次看到正规而冗长的标书,其实质性内容是:

一、本招标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为100分。分价格分、技术分、商务分三部分。其中价格分占30分,技术和商务分占70分。

二、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100%

我们用了两天时间准备标书,我负责标书中跟采编内容相关的技术部分,他负责商务部分。经过碰头,我们得出结论,价格分非常关键,谁报价最低谁拿30分。经过测算成本,我们报出一个难以置信的低价85.2万元,这是要势在必得、赢棋不要命的架势。

开标那天,我们早早地来到招标公司。在大会议室里,意外地遇见了以前的同事,他们是代表报社来投标的。见到我,他们也很诧异。也许他们本来以为我换了工作会发大财、揽范冰冰腰、走红地毯,想不到还是在这里夺泥燕口、削铁针头。不过,因为有同事之谊,大家都很客气,气氛也很融洽。
今天来参加投标的有五家公司,A报社,B报社,C广告公司,D广告公司,和我们印刷厂。其中ABD的实力很强,C一直跟招标的政府部门有合作,我们无宗无派,最逍遥。

招标公司的人宣布开标,先开的是价格标。由于首次投标,我对此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A报价138万,B报价131万,C报价122万,轮到公布我们的报价85.2万,我听到现场一片哗然,我有点羞惭地低下头,我真的不是来搅局的,我只是来帮忙的而已。

后来在知道招标结果之后,我才查阅了政府招标采购的相关程序,发现这个开标次序有问题。正常的开标顺序应该为:先查验资格证明文件,其次商务标、技术标,最后开价格标。这样一拍两瞪眼,谁都没有运作的空间。然而在本次招标过程中,先开价格标,从而使各供应商的报价提早暴露给相关各方,增加了对商务分和技术分进行认为干预的可能性。

然后进入议标环节,评标专家委员会把大家叫进去一家家谈,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发生了。

在听完了我们的方案陈述之后,一位印刷包装行业的专家评委指出我们印刷厂提供的杂志样本有排版印刷错误:把一张溶洞的照片给放倒置了。我们一下子说懵了,拿过样本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就这样僵持了一分钟。事后经过我们反复核对,这张照片并没有放错。但这位专家的指责,已经无形中对我们的的得分造成了负面影响。

后来,我们了解的情况,更令人哭笑不得。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每一家投标单位有15分钟的陈述时间。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每家获得的发言时间并不相同。评委对A报社说:“给你们5-10分钟的时间,快点讲完”。在评标过程中,评委还对C广告公司标书的装帧提出表扬,并对A报社标书装订提出苛责。评委还对B报社说,你们的印刷不好,采编不好,图片不好,文字不好。凡此种种,让人不得不怀疑评委是否一碗水端平,是否公正公平。

果不其然,次日,预中标结果公布,C广告公司以122万元价格预中标。

结果一出,令人震惊。论报价、论实力,C广告公司在这五家投标单位中都不突出。

首先,C广告公司的价格没有优势:C公司的报价122万元,我们的投标价是85.2万元,两者相差了36.8万元。按照公开招标文件规定,我们的价格分应得30分,C公司的价格分是20.95分,两者相差9.05分。也就是说,C公司的技术分和商务分相加应该超过我们9.05分才能中标。我认为,评委的打分偏差超出了合理范围,显失公平。

其次,C广告公司的实力也没有优势。在五家投标单位中,A报社、B报社的综合实力最强。尤其是B报社作为一家读者156万、年广告额7亿、营业额超过10亿元的省内排名第一的报纸,拥有强大的采编团队、国内一流的印务中心(系中国印刷百强企业)、还有覆盖全省的发行渠道和强大的广告商务网络。本次投标中,B报社的报价为131万元,A报社的报价为138万元,换算成价格分与C广告公司相差分别只有1.44分、2.43分。而C广告公司是一家普通的广告公司,连企业官方网站都没有,在前程无忧招聘采编人员只要求大专生和应届毕业生。第一没有自己专业的采编团队,第二没有自己的印刷厂,第三没有自己的发行渠道,广告实力和商务网络也没有报社强,居然技术分和商务分大幅度超过AB两家报社,简直不可思议。

得知预中标结果之后,我连夜写了一份质疑函,交给了老李,希望他以法人身份递交给招标公司。因为按照规定,投标单位可以在开标后七个工作日内对开标结果提出质疑。

我在函中提出三点要求,希望招标人公布以下信息:

1、各投标单位的最终得分和排名情况。

2、将每个供应商所得分数较低的打分项目在预中标公告上加以公示。
3、就本次招标过程中有无存在违规现象做出澄清与说明。

在质疑函最后,我接着写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节约型社会、集中解决“四风”问题、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已经成为全党和全社会的共识,政府应当依法采购,招标工作不能走形式主义。在本次投标过程中,未中标的各单位都付出了认真而艰辛的努力。如果招标结果早有倾向性,如果招标过程不按照’三公原则’,如果招标单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果辛辛苦苦的努力换来的不过是陪太子读书的无奈,如果实力超群的新闻单位都不敌一家价格和实力都没有优势的普通广告公司,如果能够为财政节省下三分之一支出并且实力不弱的民营企业都没有机会中标,以后谁还敢来投市政府各部门的标,政府的公信力又彰显在何处?”

老李拿到这份《质疑函》苦笑这说,尽管他自己也很生气,但是还是不能意气用事,他会给律师看过,再决定是不是把这个函递交。

然后呢,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对于老李的决定,我表示理解和尊重。我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是他作为民营企业家却还要小心翼翼做生意,民不跟官斗,这是血泪凝成的古训。不过,我还是理解了中学课本上所说民族资本家的两面性,他们一方面受了欺负会愤愤不平,另一方面又患得患失不敢去斗争。

自从这次失败的投标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我一直觉得杭州是一个吏治相对清明的所在,偶有贪嘴者吃相也不该这么难看。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天下乌鸦,是我自己太幼稚了!

几天后走在杭州街头,我觉得一切都是可疑的。杭州东站候车大厅的自动扶梯只修一侧,是小舅子中的标吗?百货大楼过街地道一下雨就变成水帘洞,是因为搞定了评标委员会的专家吗?路边的广告牌,街头的宣传片,尘土飞扬的工地,开往不毛之地的地铁……这一切的背后,有多少老百姓所不知道的小舅子们啊!

我想北岛的那句诗: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30多年过去了,我要说的是:告诉你吧,世界,我还是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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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对人 读对书

Saturday, January 4th, 2014

dongxue

(注:图为王公懿水墨作品《洞穴》局部)

静下心来想想,过去的2013年并非一无所获,最起码通过做《新西湖》杂志认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跟他们一席谈所带来的收获,往往超过读一百本书,看一千小时的讲座。

这绝不夸张。荀子说过:“吾尝终日而思矣,不知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听在某一领域有建树的人推心置腹的倾谈,就是爬上了高人的肩膀,天因之广,地因之阔,霾因之散,气因之清。

去年我和同事汤葛月人对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思想家高士明进行了访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对西方当代思想和艺术精熟、以一篇《被叛卖的杜尚的遗产》论文成名的他,动辄引用的却是《蕙风诗话》之类“土经典”。再详谈下去才知道,在他那里早已解决了学习的土洋之争。

高士明告诉我,早在民国时期,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就解决了一个中国人治学绕不开的问题,即学术的古今中西问题,并提出“非中非西,亦中亦西”、“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每年本科新生入学第一课,他都请名师来给他们讲解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这篇文章开宗明义: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 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 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就这么简单,学习是没有中西之分、新旧之分、有用无用之分的。我为什么没有早一些知道这一点?在我的博客白板报里,经常可以看到我摊煎饼、榨臭豆腐一样翻来覆去的挣扎:到底是多读中国书,还是多读外国书?到底是读中译本,还是读原文?到底是用中文写作,还是用英文写作?到底是读《段注》,还是读《牛津英语词根词典》?

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白痴的烦恼!这个问题民国时期的读书人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知识都是相通的,艺术都是相连的。没有一样学问是白费的,没有一本书是白读的!

关键是要找到一门属于自己的专业,建立自己的领地,深入地扎进去。

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一书中说:“每个人首先要选择一个固定的专业:神学、法学或者其他任何专业,并且对其进行投入,一直到毕业为止。尽管如此,他的这些投入不应该是为了以他所学的专业为终身的职业,而是为了学会如何坚持不懈和前后一致地工作,学会尊重一个专业内所有的科目,培养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严肃品质。”

关于外语,布克哈特又说:“我们应该学习两门古典语言,如果有可能的话,再增加若干现代语言,因为他们是我们在学界深入下去,特别是接触世界上各类文献的钥匙。我们掌握的语言越多越好。好的翻译应当予以尊重,但是作者的原汁原味的表达法是任何翻译者都无法替代的,另外,原作的词汇和措辞本身已经是深厚历史积淀的最好的证据。”

这不很清楚吗,早知如此,有纠结学什么的这功夫,不如一头扎进一门学问里去。

2013年我遇到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是王公懿,这也是托高士明的福,我们约了他的采访,他那天正好要参加王公懿的画展研讨会,他建议我们采访王,并且给我们做了引荐。

王公懿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思想、作品与言行合一的艺术家。她成名甚早,却不怎么红,她的山水画带着一些粗暴,但充满生命的张力。

我从她那里得到最大的收获是:艺术家不要迎合他人。

王公懿在1980年因一套版画《秋瑾组画》而获得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金奖,当时她有些飘飘然,为了再次得奖,她根据当年流行的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争分夺秒地做了另一件名为《炎黄子孙》的组画,作品参展后,她自己都觉得很“假大空”,从那之后,决定追随内心的真实而创作。

她崇尚不带“目的性”的创作,认为越是放松状态,越能画出好作品。她画画五十多年,只要遇到命题作文,肯定画不好。很多人曾向王公懿求画某某主题,都被她拒绝了,她说:“不是我骄傲,是我这样画的时候都画不好。因为我潜意识当中就想到要迎合你,我从13岁开始绘画,这么有经验了,可是我知道一定画不好。所以我只能说,你从我已经有的作品里,看看哪张好,就挑一张走。如果你都不喜欢,你再等等吧,也许我下一次能变什么来,正好让你满意。”

这跟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深思录》中“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些提示”有异曲同工之处。

布克哈特从接受者的角度,建议大家警惕那些迎合我们的东西。他说:“精神劳动不应当成为一种简单的乐趣。凡是真正流传下来的东西,乍看上去,它们都显得无聊,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是陌生的。它们表现了它们所属的哪个时代的观念和利益,并且面对的对象也是哪个时代,它们并不想迎合我们的口味。经过改编的许多历史的东西因为专门面向我们的,所以被加了一些辅料,以便其中的人物和事件迎合我们的口味。”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读一些世界名著的时候昏昏欲睡吗?布克哈特说这很正常,因为“对于那些没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来说,所有的诗歌以及历史上最令人愉快的人物故事(阿里斯托芬、拉伯雷、堂·吉诃德)都是难以理解和索然寡味的,因为那些人物和故事无法像当代的小说那样给他们切身的感受。”

是的,作为一个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来说,不需要迎合别人,也不需要别人迎合。王公懿甚至建议画画的学生不要轻易把自己的作品示人。“因为有些人太喜欢批评别人,当你正在创作中,对自己又不是特别有信心时,这种意见是很有杀伤力的。碰到这种情况,你可以随意作画,画了以后收起来,攒一段时间自己再回头去看,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少地被这个浮躁的社会所打扰,少走一些弯路。”

对于我来说,在领受高士明和王公懿关于学习和创作的智慧之前,多走多少弯路啊!

现在我知道,读对书,识对人,写自己所乐意写的,即是福,即是道。有用无用,畅不畅销,卖不卖钱,出不出名,皆不可控,从而也跟作者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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