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读书’ Category

在木心面前,我们都是失学者

Tuesday, February 5th, 2013

在木心面前,我们都是失学者

(《新周刊》专稿,请勿转。)

中国人劝起学来跟劝酒一样凶猛,常常看到这样的标题:《你一定要读某某》、《你死之前不能不读的某某》、《读某某吧,他能让你如何如何!》、《人生苦短,你怎么可以不读某某呢?》。可是,读书这样一件极个人的事,只对阅读者本人有意义,本来是不应该劝的。商品,可以搞团购,读书,不能搞团读。我看到一本好书,暗自喜欢,会摘其佳句,记于本上,视若己出。我会把书的精华内化到心里,把书中的句子“内模仿”出来,甚至不自觉地以作者的心为心。我还会把这位作者的作品都搜来通读,全然忘记了古人教导“得便宜处,不可再去”。有一年,因为喜欢香港唐史学家赖瑞和的游记《杜甫的五城》,我一口气买下他的学术著作《唐代基层文官制度》和《唐代中层文官制度》,开卷昏昏欲睡,只好束之高阁。

最近,我在读木心的书,饥渴慕义地读,废寝忘食地读。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一起读。随意。不劝。

木心是近年来活着被“出土”的作家,他在海外的知名度远远高于海内。他在国内名声渐渐扩散开来,很大程度上是他的高徒陈丹青运作的结果。尤其在他死后,陈丹青把他在美国讲述文学课的课堂笔记整理出版,编成《文学回忆录》两大卷,使得他再次被发现、被重视、被论及。我也是因为读罢这套1102页的大书,意犹未尽,才把市面上能够找到的木心的著作统统搬回家。不过,这一次,没有让我失望。

你得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想空洞、庸常乏味的时代。作家成功依赖着市场促销,每个作家差不多同时也是个会计,大批作家都堕入物质的陷阱。再没有一本书可以改变世界,再没有一个作者有改变世界的雄心。作家不重视自己灵魂对作品的评价,而是更看重读者的评价。作者总是迁就读者,事实上作者本人也是一个口味粗俗的读者。

而木心是站在塔尖上,而不是大马路上,跟我们说话。他不但自己站在塔尖,而且还拉我们一起登临。读他的书,正像《神曲-地狱篇》最后一卷中,诗人维吉尔拉着但丁走出地狱,来到地面:

“一起攀登,
我随他向前,
直至圆洞之外的穹隆,
看熠煜归于碧落。
我们于是趋步,
仰见星辉重现。”

读木心的书,不必全盘接受其观点,甚至不必半盘接受,而是要欣赏他的见识。见,未必能识,不见,则一定不识。木心的书,字里行间都是见识。把他叫做大师,那是骂他。大师是一个多么做作的滥大街的词语,而木心的舒服在于不做作。实诚人亲近实诚人,木心最欣赏的人是尼采,因为“许多人说话不诚恳,尼采诚恳。”

古人骂人不像现在动不动往生殖系统上扯,最狠的两句骂是“汝母婢也”(你是小老婆养的)和“无见识奴”。在我们的祖先们看来,没有见识,奴婢不如。

木心的见识,俯拾皆是。木心的佳句,满箩盈筐。一篇木心的读书笔记,该从何写起?真让人犯难。他有七宝楼台,我非要强拆,重盖一座,不但唐突前贤,而且吃力不讨好。写到这里,我恨不能就此打住,问一下亲爱的编辑,我能否剩下的文字全都引用木心,将把这部分稿费买成《陈丹青全集》,烧给木心。只怕,他老先生在九泉下不答应。

木心出生于1927年,死于2011年,身历民国、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他精通绘画,会弹钢琴,擅长文字。但是在他身上,看不到多才多艺的卖弄与学贯中西的夹生。据说,钱钟书当年访问意大利,出口背诵的是意大利二流诗人的作品,令东道主大惊,心想,“二流诗人的作品他都能背,一流诗人的肯定不在话下”,岂知,钱只会背这几首而已。换成木心,决不会这样做。他的身上有《世说新语》里的魏晋风度,他的文字有陶渊明东篱黄昏后的菊香。说起来,他也是大户人家出身,幼时在乌镇的孙家花园长大。他身上带着贵族气,但没有阔少气。他不会把满腹才情用来倒腾瓶瓶罐罐,年老写一部《锦灰堆》,他追求的艺术至美而灵动的世界。他的幸福在彼岸,不在此岸。

在文学课上,他叹惋那个逝去的民间社会,那个家里佣人都可以滔滔不绝讲《七侠五义》的时代。在他的作品中,对于那个慢时代,也时有吟诵。例如,这首《失去的氛围》:

“从前的生活/那种天长地久的氛围/当时的人是不知觉的/从前的家庭/不论贫富尊卑/都显得天长长、地久久/生命与速度应有个比例/我们的世界越来越不自然/人类在灭绝地球上的诗意/失去了许多人/失去了许多物/失去了一个又一个氛围”

他写了半篇《上海赋》,连连绵绵,氤氤氲氲,为那个与西化擦家而过的东方巴黎,唱尽挽歌。他说,“蓝布旗袍的天然的母亲感、姊妹感,是当年洋场尘焰中唯一的慈凉襟怀”。“耶诞将临,家家枞树,户户彩烛,徐家汇教区号称东方梵蒂冈。”“那号称拥有世界第一长吧台的Shanghai
Club,后来叫海员俱乐部。”

但木心绝不是一个一心只向后看的怀乡病患者。他是一个游荡在艺术王国的世界公民。对于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他批判起来,总是毫不留情。

他说:“在西方,下雨了,行人带伞的撑伞,没带的一样走,没见有耸肩缩脖的狼狈相;若两车相撞,在警察到达前,不说一句话。”他认为仅此两件小事,国人一百年也未必做得到。

他又说,“中国人哪,在没有功没有利的状况下,也要急急乎功,近近乎利。”最近有个段子说,腾讯的网管员,夜里三点爬起来,看看服务器上的在线人数,发现每天都有300万人在那里斗地主。假若木心知道这件事,不知作何感慨。中国人有的是时间,但多数人的时间都用到了无意义的地方。他对陈丹青等学生说:“中国的公园,许多人在那里弄气功,抱住树,晃头。那是怕死,没有别的意思,穷凶极恶地怕死。”

一个不相信神在的国度,怕死是自然的,享乐也是必然的。木心比较中外情爱文学之不同,说:“西方就有这样的好处,有《简爱》、《茶花女》、《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样的爱情教科书。中国,要么道德教训,要么淫书,要么帝王将相画,要么春宫图。”

读书,在木心看来,绝不是消遣。他常说:“文学艺术,创作难,欣赏更难。”读书要学会找到精华中的精华,只有如此,整个精华才是你的。他说:“我书固劣劣,不愿做人枕边书。”

但读书,又是消闷解愁的良药。他喜欢引用托尔斯泰的话:“忧来无方,窗外下雨,坐沙发,吃巧克力,读狄更斯,心情又好起来。”为什么是狄更斯?木心说:“狄更斯小说结局都是英式小团圆,壁炉熊熊烈火,烛光热茶,大家围坐在圆桌前,你看我,我看你,恍然若梦。”

西方作家中,木心十分喜欢纪德。他说自己年轻时候,曾经被罗曼-罗兰引入莽林,后来纪德在敲窗唤他,他才从罗氏的影响中走了出来。他发现,罗曼罗兰将艺术和艺术家概念化,其道德力量也是迂腐的。对于我这样一个年轻时把《约翰-克里斯朵夫》当成《圣经》的人来说,这段话非常震撼。不过想一想,木心说的也有道理。罗兰所谓轰轰烈烈,其实就是婆婆妈妈,所谓理想主义,就是伤感情调。

纪德在窗外说:“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终身大事。”陀氏在稿纸上画满了人,他总是令人目不暇接地写出人性的可能性。有人说陀氏粗糙,木心举手反对,“陀氏的粗糙是极高层次的美,汉家陵阙的石兽,如果打磨得光滑细洁,就一点也不好看了。”

中国诗人,木心独推陶渊明。他甚至说:“有时,人生真不如一句陶渊明。”木心认为中国历代文学,到今天有用处的少。汉赋,华丽但无用,唐诗豪放,也用不上,宋词清婉,小家子气。要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借光借力,尚有三个方面:诸子经典,取其辩才。史家叙事,取其笔力气量。《诗经》、乐府、陶诗,取其遣词造句,今日可用。

在木心看来,《诗经》、《楚辞》是中国文学的两张硬弓。他写了一本《诗经演》,把《诗经》中的名篇重写成四言的十四行诗。我看了几篇我喜欢的篇目《静女》《谷风》等,发现还没有原诗好懂。也许是因为我驽钝,没有拉开两张硬弓的缘故。

看木心最痛快之处,就是他对于这主义那主义、这派那派的祛魅。祛魅者,揭穿装神弄鬼把戏也。

木心说:“现代派就是装疯卖傻。”“意识流不是正路。明白,清新,这才是大路。”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正值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现代派正在国内闹得风风火火的时候。可惜,这样理性的声音,要隔了20年,我们才得以接着陈丹青的听课笔记而听到。

在创作上,他也瞧不上现代派、后现代派。他说,“我不要出奇兵,我要正规军,大军压境。”

木心善用妙不可言的比喻。谈到《五号屠场》所代表的黑色幽默派,他说,“这些反战的作家好比是原告,原告在法庭上插科打诨,弄得被告也嬉皮笑脸。法官一看说,算了吧。油滑是无力的,狂欢节上可以扮小丑,法庭上不行。在作品中要保持法官的尊严,这是最高的也是最低的要求。”我前些日子看了韩寒小说《光荣日》改编的同名话剧之后,心里响起木心的这段话。这部戏,不是没有批判力度,但是总是讲俏皮话,男主人公临死还不忘抖一个包袱,我要是法官,肯定也会说:“算了吧。”值得注意的是,油滑现在已经成为主流的中文写作风格,无论微博,还是文学,都在不遗余力地讲俏皮话,热闹归热闹,事后仔细一看,全是皮,一颗果仁也没有。

木心有一点洁癖,无论是生活中,还是艺术上。他评论人邋遢说:”
脏到了眼镜片都不拭干净“。在文字上,他更是追求洁净,连上海黑社会的显隐结构都不肯去写,怕的是有“掏酱缸”之嫌。他也反对写忏悔录,他说,”文学不是拿来忏悔用的。从此改了,就是忏悔了。否则就是装腔作势,是继续犯罪。“我想,假如他泉下有知,知道陈丹青将他课堂上的骂人话印成书出版,不知将作何感想。(陈丹青在《文学回忆录》里记录木心一句粗话:”古代,群山重重,你怎么超越得过……有人对我说,洞庭湖出一书家,超过王羲之。我说:操他妈。“)

其实,我觉得,稍微讲点粗话也没关系。人要有点小坏,方显出大可爱。《世说新语》载,“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我倒喜欢有点小心眼的木心。

对于文学创作,木心有极高的见识。他总能用三言两语,把创作这件事讲清楚。他说:”莎士比亚总是把事情搞大,写嫉妒,弄到奥赛罗那么大。写恶,弄到麦克白那么大。天才有两条规律:一是把事情弄大。一是把悲哀弄永恒。“

”一扇门要开,手里有一万把钥匙,一把把试过来,来不及的,良师告诉你,一捅,就开了。“木心说的分明是自己,文学、艺术、人生,一样比一样复杂,经他一说,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

为什么要读木心?对于我来说,木心能让我找到一点生活的意义。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要有点尊严,总要有点诗情,否则长路迢迢,长夜漫漫,每天都是呼来喝去,处处都是一地鸡毛,人生可怎么打发?

木心说:”生活大节,交朋友,认老师,与人发生性关系,生孩子,出国都要拿艺术来要求,要才气横溢。“

木心说:”现代的那种住房,一家一套,平安富贵地苦度光阴。“

木心说:”遇事多与自己商量。“

木心还说:”春雨绵绵,隔墙牛叫,床上欢娱无尽。“

他欣赏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皮恰林。此君在驿站等马车,四处无人,颓废疲倦。忽然马车来了,皮恰林腰杆笔挺,健步上车,一派军人风度。据陈丹青回忆,木心讲到此处,做了一个上马车的动作,接着说:”我们在世界上,无非要保持这样一点态度。“

以下都是木心说的:

有的书,读了便成文盲。

凡倡言雅俗共赏者,结果都落得俗不可耐。

爱孩子,尤爱孩子气的成人。

你再不来,我就下雪了。

哥儿们聚吃一顿涮羊肉就算赴汤蹈火了。

美国人喜欢色彩,因为美国人不懂色彩。

美国人非常钦佩契诃夫,我笑笑。

燃烧,独对雕像,夜夜文艺复兴。

天鹅谈飞行术,麻雀说哪有这么多的讲究。

礼失,求之野。野失,求之洋。

岁月不饶人,我亦未曾饶过岁月。

我母亲告诉过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最后这句话是我说的:

你也可以读木心,那儿人少,朗润,辽阔。

1,106 total views, no views today

《六项精进》是我看得最快的一本书

Monday, February 4th, 2013

稻盛和夫的《六项精尽》,sorry,《六项精进》,我花了29元买来,用了不到29分钟看完。

稻盛和夫是日本的马云,企业界的传奇人物。他所说六项精进是指:

1、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2、要谦虚,不要骄傲。

3、每天都要反省。

4、活着,就要感谢。

5、积善行,思利他。

6、不要有感性的烦恼。

听上去都是大道理,其实,这个世界上的道理何曾复杂过?只是听起来容易,做到难。所谓看书,与懂得一本书,还是有很长距离的。很多书,心气儿不在的话,读了也白读。

“马虎懒惰、不负责任的动植物并不存在。遵照自然界的规律,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也必须认认真真、竭尽全力。”(我知道日本人说这话的时候,they mean it. 如果是中国人的话,多半是说说就算了。)

“真挚,认真,不懈地努力,走投无路也不言放弃。上帝看到我这么努力,这么执着,便不嫌我愚笨,慷慨赐予我新的智慧,新的灵感,新的启示。”

“日文里的谢谢一词的含义是,本来不可能有的事现在有了,奇迹发生了,对这样的幸运当然应该感谢。”(汉语里的“谢谢”是啥意思,谁说的清楚?)

“人的细胞可以在陶瓷表面顺利繁殖,却对金属敬而远之。”

“日本古语中有‘言灵’这个词,就是说必须将灵魂注入语言。”(相比之下,汉语有时就是一块橡皮泥,捏成什么,就是什么。)

我不会再买类似的书,但是依然保持对日本企业家、日本成功学家、日本学者、日本导演、日本演员、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除外)保持信任与尊重。

748 total views, no views today

我为什么更喜欢电影版《活着》

Monday, February 4th, 2013

去年我看了孟京辉版的《活着》,主演是黄渤、袁泉。孟京辉完全忠实于余华的原著,在3小时5分钟的时间里,福贵家死了5口人,这部戏应该改名叫《死一户口本》。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张艺谋版的《活着》,读了当年剧组成员王斌的《活着•张艺谋》之后,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了。

《活着》拍成电影纯粹是一个偶然,不过,哪部小说拍成电影不是偶然呢?张艺谋看到了余华未发表的小说手稿,一夜看完,很感兴趣。让余华写成剧本。剧本改了三遍,张艺谋还是不满意。

书中说:

张艺谋念念不忘的是福贵在经历了那么多灾难之后,孤身平静地牵着老牛远去的那种感觉。

福贵经受的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应该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一种暗合关系。

张艺谋说:“一部电影里,如果没有女人戏,就会显得不好看。”

二喜在原作中是歪脖,张艺谋说在电影上会给人不舒服的感觉,也不好演,不如改成瘸子。(孟版《活着》中,二喜就是以“偏头”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很夸张,这是孟喜欢的风格。)

张艺谋没有套用小说的叙述方法,原作中福贵向一个采风的作家讲述自己的经历。张艺谋认为,搞一个作家采访,挺文人气的。

创作班子认为,关于大跃进、文革的电影已经有了,我们不应该搞成控诉的东西。

张艺谋主张在《活着》里,小背景、小命运与大背景、大命运的交融。

原小说中幽默的“点”或者说“戏眼”太少。

在电影中增加皮影戏是张艺谋的主意,他认为,这样可以增加福贵的生活空间和社会内容,而且还可以冲淡作品的沉重感。

因为芦苇熟悉皮影,所以张艺谋把他拉进剧组。从第四稿开始,剧本由芦苇来写。

由于增加了皮影的内容,故事的发生地只能由南方改到北方,因为南方没有皮影。

皮影戏的道具箱,成为整部电影的贯穿道具。《读库》0804发表的《电影编剧的秘密》一文中,芦苇说过,电影要有三个东西:“贯穿台词、贯穿行为、贯穿道具”。

40年代的戏,比较好搞,一进入50年代后,让人感觉每个剧情细节都是为死一个人准备的,这太戏剧化,太能编。

张艺谋说,小说太沉重,一沉到底,我们想把这些冲淡一些,增加了点幽默成分。

为了增加本剧的人情味和喜剧成分,加重牛犇扮演的镇长(原作中是村长)的戏份,这个人对谁都乡里乡亲的,古道热肠,一团和气。

50年代的两场戏,大炼钢铁和大食堂,一定要有幽默感。

后来张艺谋构思出的幽默小段是:凤霞被欺负,有庆替阶级报仇,大食堂里把面条扣在淘气孩子的头上,顽童爹斥责福贵“破坏大跃进”,福贵打有庆,有庆和家珍对福贵耿耿于怀,把醋当茶给福贵喝。

在原作中,有庆是被医院抽血救县长夫人而活活抽死的。张艺谋认为,这个缺乏真实性,太残忍,太刺激,观众接受不了。另外福贵家俩孩子都死于医院,在影像上过于重复了。

拍有庆之死的时候,葛优嘴唇翕动,神情恍惚地叫着“有庆,有庆”,两眼木然呆滞但有一种大难来临时的绝望,然后仰天长啸,嚎啕大哭。

凤霞之死,大家攒出许多是生动的细节,到牛棚找大夫,大夫吃馒头吃撑了,昏过去了。使得悲剧情节变得荒诞可笑。

这部电影用传统形式拍,但景别是饱满的,拥抱式的 ,该煽情的提防就煽,让镜头始终跟着人物走,而不是来开距离。色彩漂亮,节奏快,紧锣密鼓。

张艺谋喜欢原作中一句话:“我们家原来就是一只鸡,鸡变成了鹅,鹅变成了羊,羊又变成了牛。”这话是本剧的贯穿台词,反应了小人物活下去的基本理由:“相信生活最终会越来越好。”

讨论会最后,决定不用倒叙,而是按正常时序,从40年代到70年代,在影片的尾声,让家珍,二喜,馒头(小说中的苦根)抖一直伴着福贵,并且一家人看馒头天真稚气地逗着小鸡,说起鸡,鹅,羊,牛,以一种日常生活的温馨情调来结束本片。

张艺谋说:从绚烂的开头(赌场)慢慢走向一种质朴,从浪漫走向现实,挺哲学的。

第五代导演喜欢玩不说话,咱这片子不走这条路,该说话就得说,只要说的是人话。电影里的对话,都是家常话,大家都能懂。

余华对剧中二喜、苦根(即电影中的馒头)没死,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味道就不对了,福贵这个人物就缺少力量。

创作组认为,凤霞,有庆的死已经很特殊了,如果再安排死几个人,最终会遭到观众的抵触。电影与小说毕竟不同。

王斌说原作中胖妓女没必要附加一个妓女身份,就是一个人轿子。他的意见被采纳了。

张艺谋认为,龙二在小说中是一个坏人,但电影中是个很正常的人,跟一般跑江湖的差不多,实际上人很简单。家珍身上的特点有三个,烈,柔顺,不知深浅的乐天派。

福贵败家后的反应不能遗漏,就像灾难片,灾难后人们惊恐不安,拍的那么足,就是为了后面的戏制造效果。

龙二死这场戏,“戏眼”鸭子啊福贵身上。枪毙龙二的枪声一响,正在撒尿的福贵以为打在自己身上。“地主早输给龙二了。”这句话是张艺谋想到的。

张艺谋说,在情节设计上不怕媚俗。所谓媚俗就是仅仅为逗大家一笑。我们不怕媚俗,只要你有一个好的主题、灵魂,就不必怕俗。

张说:一部片子在现场很难看出它的好坏。其实,只有导演心里清楚他要什么,兵从总体上考虑一部电影的成败,一般人不会关心这个。

小场景,几个人物的戏,最考验导演的功力,例如获戛纳的《美好的愿望》。

张说:“《活着》是我拍得最艰难的一部电影,我们几乎天天晚上谈剧本,谈人物,就是为了把人物和故事弄得扎实一点,我们有意识地不玩技巧不玩风格,自己装傻逼,假装不会拍电影似地老老实实跟着人物走,跟着故事走。”

《活着》送审未获通过。但是获得了戛纳评委会奖和最佳男主角奖。

张艺谋被禁止参加戛纳电影节,但是电影节还是专门为他折了一张空椅子,上面写着:导演张艺谋。

葛优本来不想去戛纳,因为怕坐飞机。在王斌劝说下,终于前往。当官方宣布葛优获奖的时候,他在台下愣住了,巩俐捅了他一下,他才反应过来。这部电影,成就了葛优。把他从一个“笑星”,变成了一个成熟的悲喜剧演员。

孟京辉邀请葛优来演出话剧版《活着》,葛优以忙推掉了。

孟京辉似乎不知道“知遇之恩”这个成语在现实生活中的全部含义。

黄渤接受了邀请,他演得特别卖力,凤霞死那场戏,他在台上摔了30多个矿泉水瓶子,筋疲力尽。

至今,黄渤还停留在“笑星”阶段,或许是因为他没有遇到二十年前的张艺谋。

637 total views, no views today

Pages: 1 2 3 4 5 6 7 8 9 10 ... 28 29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