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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深义重:我的内蒙行

Thursday, October 19th, 2017

一、国际化大城市:鄂尔多斯

2017年9月13日,从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下飞机,一到市区,整个城市都火树银花,溢彩流光,高楼大厦都披上了led,幻化出各种各样的图案。

原来联合国治理荒漠化缔约国大会在这里召开。来自一百多个的国家的代表,齐集鄂尔多斯。副总理汪洋主持开幕式,各国部长带队出席。

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上档次的酒店全都定不到,也不让住了。幸亏我们要拍摄的集团,在当地有影响力,才勉强住进了一家酒店,这也是参会代表下榻的酒店。安检十分严格,我们摄影大师带的指甲刀都被检出扣留。

早餐,颇具有万国风貌。有一身正装的金发美女,端着盘子觅食。有非洲来的兄弟,一罐罐饮着可乐。

在炸酱面卤面前,外国友人犯晕了。我看到有人,把黄瓜丝,葱花和一勺哨子面的卤,放进自己的盘子里,唯独没有向厨师要面。

而面对奶茶,以及奶茶周围十来种配料(粟米,馓子,奶皮等等),外宾们研究半天,最后还是放弃,直奔面包蛋糕而去。

这次会议花费不菲。我们采访的伊泰集团,就捐赠了1000万,其他本地的一些大型国企和民企,也差不多捐了这个数。

开大会,花大钱,城市大变样。在我们的航拍镜头下,整个鄂尔多斯,尤其是之前被称为鬼城的康巴什,都成了一片灯的汪洋,led的杂烩。

再也没有人敢说,康巴什是鬼城。这里的房价,虽然曾经跌至三四千,现在又上万了。随着国家去产能的调控,今年煤价上升,部分鄂尔多斯人的日子又好过起来。

二、接待能力

这次学到一个很重要的词“接待能力”。一个人,一个单位,在内蒙能否混得好,吃得开,关键要看有没有“接待能力”。

有接待能力,朋友遍天下,你如何接待别人,别人如何加倍接待你。无接待能力,自己去想。

我们在鄂尔多斯呆了八天时间,除了一顿午饭,是在我的执意要求下,在外边餐馆吃了一吨(不是错别字)稍麦之外,全程都被接待能力覆盖。

接待能力强大到什么程度呢?且不说当地的名吃,内蒙的牛羊肉,光鱼、虾、蟹这些内蒙根本不产、当地人也不爱吃,不会吃的海鲜,就出现了多次。

内蒙人就是这样,举办婚宴,有一道菜是必上的:大闸蟹。问题是当地不少人根本不知道螃蟹怎么吃。一个婚宴上,看到的都是跟这种外星生物撕扯斗争的客人。

我们采访一个绿色矿山,刚一下车,就出来领导和员工迎接。一个员工手里端着一盆黄瓜,一个端着一盆西红柿。领导说,快吃点,这是我们种的,绿色无公害。我们一人拿了一个,吃到嘴里,果然是童年的滋味。还在回味的时候,已经有女员工,拿着一盒餐巾纸,一一递到我们手里。

午饭除了果瓜之外,上的是野生的牛肉。

伊泰集团,回馈社会,建设了几十万亩碳惠林,还给牧民。

牧民们把牛散养在林中,这些牛,平常神牛见首不见尾,只有生了小牛读才带回来。抓牛成了一个专门的职业,需要两三个精壮小伙子,用绳子套住。套一只牛,人工费要500元。你会问,为什么不用麻醉枪?因为麻醉了,肉就不好吃了。

当然,接待能力最具有观赏性和仪式感的体现,就是烤全羊了。

我们去一个下属单位航拍,看到办公大楼旁,停着一辆车,两个蒙古壮汉,正在烤全羊。

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想不到这么隆重,我们不过是过来拍个纪录片而已。

后来发现是我们想多了,这个烤全羊是留着晚饭,与合作单位一起吃的。况且烤一只全羊要5个小时,我们也等不起。最后我们只好自我解嘲说,这个没有羊肉串入味。

尽管没有烤全羊,我们午餐开始吃到了散养大鹅,炖菜,以及好吃的炖鱼。

这次肯定会吃胖的。但是我知道,坦然接受朋友的盛情款待,也是一种德行。在内蒙,别人诚心诚意招待,一个人这不吃,那不吃,是很失礼的。在蒙古族家里,怎样才能表示礼貌,就是把对方给的羊肉吃掉,而且骨头要啃得很干净。

能跟当地朋友相聚,纵然自己吃喝胖了一点,也是甘心乐意的。大不了回家再减嘛。做人,不能疙疙瘩瘩的,要顺应大局,来,吃了这块野牛肉,干了这一壶!

三、一吨稍麦

到了内蒙一定要吃稍麦,但是点的时候,要搞清楚计量。

我们到了一家稍麦馆,十个小伙子,点了1.5斤稍麦。最后都吃撑了,还剩下两笼。

原来在内蒙,一两稍麦,指的是一两干面粉所制作出的稍麦,不算水分和羊肉馅的重量,一两有六个,装一笼屉。一般小伙子再能吃,也超不过2两。

我们点了1.5斤,简直就是一吨的量。不过价格也不便宜,160元一斤。我们那顿花了240元。

虽然在小店吃,当然还是接待我们的内蒙的好哥们掏钱,招待朋友在外边偶尔吃个小吃、换个花样,也是接待能力的一部分。

四、爱书人刘晨

刘晨是我春天去内蒙时,听说的一个特别能读书的小伙子。可惜,当时他调到了另一个发运站,我们未能谋面。这次,在我的要求下,我们摄制组特意去了这个发运站。

去之前,刘晨就问我要吃什么水果。我说当地的就行。到了他办公室一看,发现他买了各种瓜果李桃,还有当地产的一种小苹果。

在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我看到了他最近又啃的一些大部头。他曾经用4个月看完了《资治通鉴》,又用半年读完了资本论。

刘晨因为特别能学习,又特别上进,已经破格提拔为西营子发运站的办公室主任。

他上任第一天,就给自己立下规矩,50天不休假。虽然让他主管办公室工作,他选择到工作现场,用脚步丈量每一寸铁轨,熟悉每一个流程。他的志向是走遍伊泰集团每一个地方,体验每一种生活。

这也是民营企业能够崛起的关键,不拘一格降人才。

刘晨读大学的时候,给自己规定每个月拿出50元买书。刚参加工作,宽裕了,把额度放宽到100元。现在我问他的工资,他告诉了我一个吃惊的数额。

然后我说:“你现在可以每个月拿出1000块钱来买书了。”

他点头称是。他的办公室和宿舍合二为一,加上本站的接待能力,估计日常消费不花什么钱。

那么,就祝福这个小伙子能够继续饱读诗书吧。

我只给他提了一条人生建议,就是人情练达方面,尚需要向前辈们学习。

我这个话主要是针对、在我走的时候、他没给我带上一些水果、说的。(Just kidding.)

他呵呵地乐着,与我们挥手告别。这片土地特别适合他,任何土地都适合他。有的人即使落在水泥地上,也会发芽开花的。

五、侦察兵海靖

海靖是我们在企业里的铁哥们,此次陪同我们去拍摄考察。

海靖是侦察兵出身,我们经常聊天笑到弯腰。谈起如何在野外辨别方向,他说晴天看太阳,阴天看树桩。年轮密的是南,年轮疏的是北。我说,那要是没有树桩怎么办,难不成要砍树吗?我军侦察兵,神不知鬼不觉,深入敌阵。敌军本来没有发现,忽然听到了锯子声,只见海靖同志,正在那里里锯大树,立即被活捉,突击审讯,海靖宁死不屈,最后,敌人实在憋不住,说:求求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锯树?

海靖不屑一顾地说:笨蛋,砍了树才能看到树桩,有了树桩才能辨别方向。

六、乌妮尔

在内蒙酒桌上有个规矩:先敬蒙人,再敬女人。如果是个蒙古族女人的话,那就更应当敬了。

乌妮尔是一个蒙古族姑娘,她的名字在蒙语里是“丰裕”的意思。她名副其实。她容颜姣好,身材苗条,拥有临床医学本科学历,歌唱得好听她自己还拥有6000亩土地,也就是4平方公里。这些土地是她从爷爷那里继承下来的,名曰承包给她,实际上,就是她的。

但这个拥有土地的姑娘并没有一点点的自矜,相反,谦虚随和,外向爱笑。我们到下面的单位去拍摄,她所有的老同事,哪怕只有一面之缘的见到她,都像遇到风雪夜归人一样,掸着她身上看不见的雪。

乌妮尔是不喝酒的,我们推测,她肯定能喝,但是在外自重,故意不喝。但她特别会敬酒。

蒙古族正宗的敬酒流程是,拿三个酒杯,用托盘托着斟满,然后到客人面前献唱。客人接过盘子,在歌声中,找到适当的时机,喝下两杯,歌声停止时,再把最后一杯一饮而尽。

乌妮尔用蒙语唱了《梦中的娥吉》《乌兰巴托的夜》。她唱歌的时候,被敬酒的人神情庄敬。在歌声中,大家明白了,显然,这不是普通的晚宴,也不是一般的会饮,而是“一期一会”的情深义重。

窗外夜深露重,化工厂的火炬,在暗夜里熊熊燃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随着乌妮尔的歌声飞到天边外。

再见内蒙,再见鄂尔多斯,我远方的朋友们,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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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中文的样子》第36讲:回到源头

Sunday, October 15th, 2017

《好中文的样子》第36讲:回到源头

为什么学遍了人世间的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为什么学习了好中文的课程,还是写不好中文?

好中文的样子到现在进行了36课,并没有试图给大家讲述写作的技巧,而是试图培养一种共同的知识基础。一种对于中文的感觉,意识,sense。这种sense的建立,不仅仅来自于庙堂,不仅仅出自于经典,很多也出自民间。

我们要建立中国化的写作风格,就是吸收百家之长,又富有中文的特色。

在最后一节课,我们回归中文,讲讲中文的特色,以及探讨一下,这门一流的语言能为我们做点什么,以及我们能为这门一流的语言做点什么。

一、吸收民间智慧,学习隐喻

前些年当“和谐社会”标语满天飞的时候,有一个网上的小笑话:一群人在讨论,中国据说正处于盛世,古代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现在是什么之治啊?有人答:阳澄之治。

这句话里不但包含隐喻,还包含隐喻的隐喻,以及三重隐喻(和谐-河蟹-大闸蟹-阳澄湖),重重隐喻构成了网络河蟹时代的话语特征。

也是前些年,在掌握国家军机大权的副手人选确定的新闻下面有大量跟贴,“祝永远健康!”这也是个隐喻,没有文革记忆的人肯定看不懂。

同样,当一个省里选出新的巡抚XXX同志,大家会在后面留言“祝XXX同志比较健康。”这也是隐喻,新型一代要能看懂这些隐喻,需要大量的阅读,跟父母辈、兄长姐姐谈话。

这个典故的出处是,文革的时候,群众喊的口号。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最后祝山东省革委会王效禹的时候,没词了。他这个级别不能也万寿无疆,也不能说永远健康。聪明智慧的山东人民马上想出了一个口号:

祝王效禹同志比较健康!

乔治-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一文中提出写作六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不要使用隐喻、明喻,以及其他你从报刊上看到的比喻手法”。这是因为一些比喻“早已丧失激发功能、用烂了的拙劣比喻,之所以仍在使用则仅仅由于他们省去人们自创新词的麻烦。”奥威尔反对比喻的原因,我认为是因为过度的比喻,让语言变成暗语黑话,不便于直接了当地交流。
可是,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书面语言来到世界上,注定要经过层层审查。审查的最高级形式是自我审查。为了确保说话安全,人们写字的时候已经做了一层过滤,这些文字又要经过机器的第二层过滤,剩下的还要经过网站的人工过滤,最后还要经过网管机关的第四层过滤。这样存活下来的大概只有隐喻了。

没有好的隐喻和坏的隐喻之分,只有活的隐喻和死的隐喻。隐喻的伪装一旦被揭开,就又换上新的包装,审查不止,隐喻不死。

为了善用隐喻,我们不需要掌握江湖上的黑话,只需要继承民间智慧。

还记得课程一开始给大家推荐的《中国传统相声大全》吗?请打开第二卷第585页。这里有一个著名的群口相声。它说而令人笑,笑而令人思,思多了而令人想哭。这就是刘宝瑞、马三立等老先生整理下来的相声《扒马褂》。

一般认为相声是天桥上的把式,小市民的艺术。但《扒马褂》告诉我们,相声的力量在讽刺小市民的浅薄方面,是如何尖锐辛辣的。

《扒马褂》原名叫《圆谎》,一共三个人物,一个甲,是逗哏的,一个乙是捧哏的,还有一个丙,是腻缝的。甲乙丙三个人站在台上,闹了矛盾,其中甲想走。这个时候丙说,你想走,是吧?那把我的马褂脱下来。

原来,甲从丙的母亲那里,借了丙的马褂。作为代价,甲答应了丙母一个要求。

丙母说:


我家的丙啊,人是好人,就是一个毛病,说话老是云山雾罩,不着边际。为此,没少在外边被人说。要是以后你在旁边遇到了,无论他说什么,就给他圆过来。

故事由此展开。

丙开始信口开河,乙当然不相信,就去问甲,甲一开始也嗤之以鼻,可是丙说:“把我的马褂给脱下来。”

甲马上改口,给他圆谎。今天,我们看《扒马褂》,一半是奚落,一半是挽歌。

如果你要去听这个相声,有多个版本可以选择。

  • 最佳版本:马三立、赵佩茹、郭荣启
  • 并列最佳版本:刘宝瑞 马季 郭启儒
  • 其次:李伯祥 李立山 李金斗版
  • 最差的是郭德纲及其弟子们的版本
  • 【侯耀文-石富宽-师胜杰】说过一个《新扒马褂》,把借马褂改成了借车钥匙,不伦不类。

平庸的电影,看第二遍都觉得勉强。一个相声段子能听2–30遍,听了还想再听,这绝不是一般的曲艺节目所能做到的。
完整版的《扒马褂》有40分钟,但是你绝不觉得它长,你始终全神贯注。因为在貌似废话之中,你听不出哪一处是废话,哪一句是废话。减一分则短,增一分则长。

Zo̤̮o̤̮m.ོQuiet:

the 5th elements俺看了有三十多回了,还想看…………

相声能上升到艺术,靠的就是《扒马褂》、《钓鱼》、《珍珠翡翠白玉汤》、《虎口脱险》、《小偷公司》这样的作品。

扒马褂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大家只需要看看为了给权贵背书、给政策背书,那些所谓学者和知识分子写的文章就够了。这跟替“茶碗里烫死骡子”圆谎,没有本质区别。这自信,那道路,说到底都是那眼吹过墙的井,飞上桌的烤鸭。不信咱走着瞧。

057Zo̤̮o̤̮m.ོQuiet:洗地根本早已形成产业链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二、找到原生中文与西化中文的结合点

海峡两岸,中文都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余光中曾痛心疾首,试图纯洁我们的中文。他憎恨的是“欧化”语言。明明两个字能说清楚的,非要用四个、八个字。“开会”挺好的,偏要说“召开会议”;“详加研究”就很好,非要说“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还有“主义”满天飞,也是一大弊病。“大妈是个素食主义者 ”,这句话在中文里可以有别的说法“大妈食长素”。

其实,余光中所反对的“欧化”“西化”,在欧洲和西方的有识之士们也在反对。

无论是奥威尔,还是《风格的要素》、《经济学人》风格指南,都斥责过官样文章的弊端。举几个例子:

《经济学人》禁止使用“-style”这种说法,比如“Italian-style”“American-style”。对应中文“某某式”。自从有部电视剧《中国式离婚》(句式模仿的是一部意大利老电影《意大利式离婚》)走红以来,报刊经常见到“某某式”这种说法。

《经济学人》为什么反对用“--式”呢?理由是,《经济学人》认为,新闻应该让人一看就懂,“某国式”是一种含混的说法,你应当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骑马蹲裆式”,这个谁都明白,“德国式的监管董事会”就没多少人看懂了。

《经济学人》提倡简洁、反对叠床架屋的修饰词。他们认为,不需要说very good,一个good传达的意思更准确,更让受夸者舒服。

Important--“重要”一词,在《经济学人》看来,是需要慎重使用的。用到“重要”的时候,你要告诉读者对什么人“重要”,为什么“重要”。

看看我们国内,“重要”满天飞呀。建个公厕都是“重要举措”,一个村长都整天“重要讲话”,有庄稼地里的蝲蝲蛄叫唤更“重要”吗?

Problem--问题。《经济学人》认为这是个坏词,因为“问题”用得太滥,所以“问题”成了“问题”。这个词在国内媒体上几乎每篇文章都有。“西门市长指出,一定要解决群众出行难、看病难的问题。”如果西门官人行王道,这句话本可以这样写:“西门市长发誓,要让市民出门方便,看病容易。”你看,问题其实不是问题。

世界上哪有那么多“问题”,“问题”大都是“问题”屁股和“问题”脑袋制造出来的。

我们说过,中文经过了西化语言的浸润,引进了中文以前没有的表达方式。这种改变是必要,也是必然的。

近代以降,中文遭遇到信息大爆炸。 一是,新的概念事物越来越多; 二是, 静态社会变成流动社会,人们交往增加;三是,媒体的崛起; 四是,公共空间的出 现;五是宗教宣传。六是,政治动员的需要,等等等等。这需要中文必须敞开以前 的封闭系统,进行改造。封闭系统有个优点,就是人们一旦进入这个语境,就可 以很快地解码一些模棱两可的信息。比如,四书五经,是科举必须,读书人接触 到任何与四书五经相关的内容,哪怕不理解,也能勉强解码。然而,一个开放的 社会,变化的社会,信息膨胀的社会,让大家无所适从了。

这个时候,必须有一种,分词明显,语义清楚,让人们能够便于理解的语言 出现。尤其是到了晚清以后,随着教堂的广布,广播的诞生,人们的语言交流也 多了起来,(1949 后更甚,连地头的老农都要去学习毛主席语录。当然这是后 话),书面语必须符合听觉的要求。现在问题来了,由于传统的汉语是单音节的, 一字一音,一字一义,在声音传播上吃了大亏。如果用传统简约的以字为主的文 言文来传播,那势必会造成大部分人听不懂。如果用简约的官话,也会出现人们 难以解码的问题。原来,人类在倾听语言的时候,并非是听到声音之后再头脑做 处理,而是对方声音没说出来就在大脑中进行预处理。人们会根据谈话的语境, 出现的提示词,来迅速预测判断下面对方将要说什么,这样才能听得懂。

官话的推广,就是为了改变中文“说和写”两张皮的问题。

可是官话在推广的过程中,不得不做出了很多的妥协。在发音上,不得不迁就北方方言,而丧失了汉语的第五声,入声。
失去了尖团字的发音。让汉语变成了一种在听觉上更加模糊的语言。比如:容易的易,易经的易,在广东话里是两个音。但是在北京官话里是同一个音。如果广东人说“易学”,单凭发音就可以听出是说“容易学习”还是“易经的学问”。但是官话就分不清楚。

为了推广官话,1920–30年代,当时为汉语的标准发音录制了唱片,播音员是赵元任。就是写《教我如何不想她》的那位奇才。赵元任后来说,结果这套发音,全国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这不是笑话,而是国语当年的尴尬。

可见语言是发展的,运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中文的发展,离不开传教士的贡献。

传教士在狄考文等人领导下,开始了“官话”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当时提出的原则是要符合口语的习惯,使普通讲“官话”的人能听懂,言简意赅,没有不雅的词和地方方言。

中文是一门活的语言,几千年来,中土文明历尽劫火,但中国人没有使用 五胡之语,没有使用蒙文,没有被满文取代,也没有全盘西化成英文,而是在 努力地求变求生。

汉语引进西方语言的复杂表达方式,吸收各民族语言精华的能力,还是非常 强的。 在《圣经》的中译中,传教士深怕中文读者看不懂一些隐喻,准备将隐喻 改成中文里固有的说法。 在一次翻译会议上,针对传教士要把圣经中的比喻换成中国人习惯的说法, 一位中国助手说:“你们以为我们中国人不懂得欣赏这些比喻吗?这在我们的书 里随处可见,新的比喻必会受到欢迎的。”助手的话是很有效果的,因为在圣经 翻译会议中,中国助手拥有投票权。 例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代罪羔羊”、“披着羊皮的狼”、 “迷失的羔羊”、“眼中瞳仁”,都是和合本翻译过来的。

同样地,我们吸收了很多西方语言的表达方式,他们跟汉语对应的表达共存,但是都各有特色。

比如:一石二鸟,就跟“一箭双雕”一样,也被大家日常使用。

有时候,西方化的表达,更加鲜活,就用西方的,尤其是翻译的时候。中文说:不要班门弄斧。不要关公门前耍大刀。

在西方汉学家夏含夷《中国古文字学导论》的中文版序言里,却是这么写的:

首次见到本书中文翻译的初稿之时,加州大学教授吉德炜说是有点像小孩子教祖母怎么吃鸡蛋一样,不但没有必要,并且相当可笑。

在介绍了一番本书宗旨特色以后,夏含夷在序言结尾处说:

这次做又中又西的煎蛋卷,我们小孩子们都学了不少,希望也合乎祖母的口味。

瞧瞧这个精妙的比喻,如果硬给改成中文环境里的成语和比喻,会是多么尴尬。

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

在台湾退役军人席代岳老师翻译的普鲁塔克的名著《古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经常出现“管鲍之交”这样令人愣神的句子。

还有一个真实的笑话。

当年中国一位领导人接见一个外国的领导人,说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外国领导人说,这个问题很清楚,It’s as clear as crystal。直译的话,这事就像水晶一样透明。中国翻译自恃多才,就给翻译成了中国式表达:

这件事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没想到中国领导人听到这句,马上问:“你们国家也有豆腐吧?”

翻译慌了,只好翻译成:“你们国家也有水晶吗?”

外国领导人说:“有啊。”

中国领导人又问:“是老豆腐,还是嫩豆腐。”

057Zo̤̮o̤̮m.ོQuiet:这简直又一则 扒马褂 现场版…

三、向中文高手们学习

中文是一门不同于任何语言的化石级的语言。

057Zo̤̮o̤̮m.ོQuiet:进化没有间断过的语言…

汉字的四声,就是其他语言所没有的。

057Zo̤̮o̤̮m.ོQuiet:即, 如汉族一般, 汉语历史上融合进来的文化因子最多….

057Zo̤̮o̤̮m.ོQuiet:等等, 古汉语是9声的…

我们注意到,如果你现在看京剧样板戏,会发现原电影根本没有字幕。这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样板戏背后的音乐家于会泳,继承了由程砚秋先生开始研究的“依字行腔”理论。依字行腔的规律,过去很多民间曲艺的艺人、京剧演员,都已经意识到了,经过程砚秋的探索,变成潜理论。于会泳结合自己多年研究,将其总结梳理,写成了《论腔词关系》一书。

因为汉字本身是有音调和语气的,这就决定了,汉语歌曲的曲调不能乱写,要符合汉字的音调规律,简言之,就是四个字:依字行腔。违背“依字行腔”规律,在传统曲艺中叫“倒字”,就是你唱出的歌词会产生歧义。比如:程琳的《信天游》第一句“我低头”简谱是5321,可是低的音调是平声,用五音记做55,音调是最高的,谱曲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出现了倒字。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听《信天游》的头一句被小朋友唱成“我的头,像山沟”。

蝈蝈👌:正大综艺主题曲:再见再见,相会在太平间。一直让我困扰,后来才知道是彩屏间。第二年,歌词被改成相会在掌声里。

掌握不了汉语的这些规律,是写不好歌词,也做不好曲的。
中文的精华,潜藏在那些老古董之中,比如京剧。

在翁偶虹、汪曾祺、王树元等人的笔下,样板戏的戏文达到了元曲曾经的高度。例如在样板戏《杜鹃山》中,柯湘揭露叛徒:

温其久和敌人暗中勾结,他们早就来往频繁。
毒蛇胆张罗布网,引咱下山,
他里应外合,推波助澜。
如今又想乘我危急,
把部队骗进刘二豹的包围圈。
胁迫战士为土匪,
坐地分赃当本钱。
温其久!
你,置革命于死地,
推全军下深渊,
卖灵魂以投敌,
踏鲜血而求官。

接着柯湘教育雷刚的唱段,唱词写到:

血的教训一层层牢记心上,
痛定思痛,你要把–
你要把前因后果细思量。
为什么砸开的铁镣又戴上?
为什么三起三落,旗竖旗倒,人聚人亡?
为什么听不进肺腑言,识不破(那)弥天谎?
狭隘的复仇思想,遮住了你目光。
只看到一村一户血泪帐,
望不见(那),望不见革命(的)征途万里长。
奴隶代代求解放,
战鼓连年起四方。
只因为行程渺茫无方向,
有多少暴动的英雄,
怒目苍天,空怀壮志饮恨亡!
农民武装必须步步跟定共产党,
才能够节节胜利,蒸蒸向上,涓涓细水人长江,细水入长江。
革命真理:“党指挥枪”,“党指挥枪”,
你千万不能忘,
乘风破浪向前方,永不迷航!

这段唱词去掉意识形态成分,用在《饥饿游戏》中,也毫不逊色。用在创业公司入职教育中,也十分精当。

057Zo̤̮o̤̮m.ོQuiet:样版版 饥饿游戏配音….这个可以有

不要被政治面具给迷住了双眼。这些故事把皮剥下来,内核都是扒马褂,都是民间智慧,中文英华。

057Zo̤̮o̤̮m.ོQuiet:艺术家都在借用政治资源来完成自己的嗯哼…只有对等的得趣者, 可以从中不断的吸收嗯哼

四、学好中文治一经

今年开始,蹦出很多读书节目,有的号称一年带你读多少本经典,完成通识教育云云。可是,我要忠告大家的事,读好一本书,治好一本经。足矣。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说: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 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 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就这么简单,学习是没有中西之分、新旧之分、有用无用之分的。很多读书人,总是在翻来覆去的挣扎:

到底是多读中国书,还是多读外国书?到底是读中译本,还是读原文?到底是用中文写作,还是用英文写作?到底是读《康熙字典》,还是读《牛津大词典》?

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白痴的烦恼!这个问题民国时期的读书人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知识都是相通的,艺术都是相连的。没有一样学问是白费的,没有一本书是白读的!

关键是要找到一门属于自己的专业,建立自己的领地,深入地扎进去。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一书中说:

“每个人首先要选择一个固定的专业:神学、法学或者其他任何专业,并且对其进行投入,一直到毕业为止。尽管如此,他的这些投入不应该是为了以他所学的专业为终身的职业,而是为了学会如何坚持不懈和前后一致地工作,学会尊重一个专业内所有的科目,培养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严肃品质。”

如果你想做一个作家,如果你想严肃地对待写作这件事,就不要只做一个作家。去学习一门外语,去钻研一门学问,掌握一门自然科学,研究一种动植物。只要做了一样,你就有了属于自己的领地和源泉。

布克哈特说:“我们应该学习两门古典语言,如果有可能的话,再增加若干现代语言,因为他们是我们在学界深入下去,特别是接触世界上各类文献的钥匙。我们掌握的语言越多越好。好的翻译应当予以尊重,但是作者的原汁原味的表达法是任何翻译者都无法替代的,另外,原作的词汇和措辞本身已经是深厚历史积淀的最好的证据。”

纳博科夫之所以是一个好作家,因为他除了写作之外,还是一位蝴蝶分类学家。阿西莫夫之所以是一个好的科幻作家,受益因为他除了写科幻,还是一位化学博士。鲁迅的古小说功底,郭沫若的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功底(虽然人品存疑),沈从文对于中国服饰学的研究,钱钟书的外语功底和治学功夫,都是业内顶尖的。

大肚子猫 ~027:汉字是世界四大古老语言仅存的象形文字,几千年,能用好汉语就已经可以很骄傲。如果再能在某个领域有所研究,更圆满。

布克哈特说:

“精神劳动不应当成为一种简单的乐趣。凡是真正流传下来的东西,乍看上去,它们都显得无聊,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是陌生的。它们表现了它们所属的哪个时代的观念和利益,并且面对的对象也是哪个时代,它们并不想迎合我们的口味。经过改编的许多历史的东西因为专门面向我们的,所以被加了一些辅料,以便其中的人物和事件迎合我们的口味。”

我们知道任何堪称伟大的书,都不会让人产生阅读的快感和兴趣,至少一开始不会。即便是吸大麻,头几口也是呛人的,毫无乐趣的。

越吸越上瘾,读书也如是。

无论你准备读哪本书,都要拿出冬泳跳进冰水里的勇气来。

057Zo̤̮o̤̮m.ོQuiet:所以, 俺一直说: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中
– 劳动变成 第一需求
– 学习成为 第一娱乐

唐德刚先生是史学大家、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一生著述颇丰、成就斐然。他在《史学与红学》一书中,说出了自己成功的秘密。

他说:《通鉴》姑娘也是我的少年情人,一度卿卿我我,恩爱弥笃。

唐德刚回忆,初中二年级的一个暑假,他学会了用马尾丝扣知了,有一天,他正兴致勃勃地扣知了时,被父亲发现了,父亲便责问他为什么不做暑假作业,他便辩解说这期的暑假作业“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父亲听罢,便说:“那你就替‘我’做点‘暑期作业’吧。”说完,便把他领到自家的书房,搬出了一套书,对他说:“这书,你的程度,可以读。”那套书就是《资治通鉴》。“我接过书来,立刻便被她美丽的装潢迷住了,真可说是‘爱不忍释’。再翻翻内容,觉得并不难读——因为我有读《史记》的底子,故事也颇合我胃口。知了早已忘记了,老头子何时离去,我也未注意。拖了一张圆藤椅,我便在那花香阵阵的紫藤架下读起《通鉴》来了。”

读了《通鉴》之后,就连一向被唐德刚敬若神明的老师们也不再神圣了,因为通过对照,他感觉老师们所讲的东西,自己已经在《通鉴》中读到了;而且,他还能发现老师讲课时所犯的错误。唐德刚因此感叹道:“天啊,读了一部《通鉴》,境界上竟然有这样大的转变!”

升入高中之后,在一次考试中,唐德刚做了回文抄公——把在《通鉴》中读到的观点作为答案写在了卷子上,因此获得了老师的欣赏并得了高分。那一次考作文,老师出的题目是“三国人物选论”,唐德刚选择了关羽、张飞及孔明,并凭着在阅读《通鉴》时的记忆写下了这样的结论:“关羽、张飞皆有国士之风也。然羽有恩于士卒而无礼于士大夫。飞则有礼于士大夫而无恩于士卒。各以短取败,可悲也夫!”“至于军师孔明呢?我也一反传统的‘诸葛用兵如神’的老调,说武侯‘用兵非其所长也’。”老师是举人出身,对《通鉴》本来非常熟悉,但因年老忘记了,所以没有看出来唐德刚是“抄”的,竟然对唐大为欣赏,给了九十九分。

他总结说:

我偶然地摸上了治学正途。积数十年的观察和经验,我觉得中国史学家治史——不管治啥史:世界史、欧美史、通史、断代史、秦汉史、明史、清史、民国史、政治史、学术史……第一部应熟之书就是《通鉴》……我敢大胆地说,《通鉴》一书,实在是诸史之根、百家之门……有人也要我拟一国学基本书目,那我就老实不客气,一书定天下——《资治通鉴》

057Zo̤̮o̤̮m.ོQuiet:细思恐极
可见古书作者们的NB,
在连 baidu 都没有的世界里, 完成了对世界的完备阐述
更加细思恐极的是, 中国领导几百年就有这种定鼎一学科的万书之书, 而且严密的传承了下来…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现代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都是国外开创的…
这其中的原因也就昭然若揭了…

无独有偶,财新网主编王烁先生,也是靠读《资治通鉴》,练就了现在简练老辣的文风。当年,他在人民日报国际部,晚上要值夜班,漫漫长夜如何度过,他就一页一页读《通鉴》。
虽然他目前取得的成就还不能跟唐德刚先生相比,但是司马光之光同样照射了他。

还有我提到过的,在内蒙古伊泰集团一个大学毕业生刘晨,利用考研的时间,一般复习功课一边读《通鉴》来消解痛苦。结果读成了办公室主任。现在他过上了白领的生活。

所以,不要想三想四,一年读52本,一年好好读一本,一辈子好好读一本,就足够了。

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不是扒马褂式的吹牛。

如果大家要买《资治通鉴》,一定要买中华书局版,竖排,繁体,20册的那种。

宋偲瑄-029:小學暑假看過資治通鑑,現在一點印象都沒為了當好中文第一期學員,重看。

五、写出你的第一稿

当我写下“写出你的第一稿”,我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让我有资格在这里讲这句话。我用了国庆假期8天的时间,完成了我拖欠了一年的一部书稿。12万字。每天都写,写得不亦乐乎,写得如醉如痴,写得忘记了去洗手间。

写第一稿为什么重要?

有人研究了150多个小说家,他们的写作规律。几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一定要快速写出第一稿。

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石黑一雄,访谈中说。

我先用钢笔写,不怕字迹潦草。不在乎风格,唯一目标是赶紧把想法给挤出来,克服完美主义。我写得又快又密集。想法变来变去,如果我觉得人物这样更好,就马上掉头,全速前进。我写30–40页就停下来。第一稿兼职是一团乱麻。

接着我进入一个“蓄势待发”的过程。我看着一团乱麻,把它们分成不是一个个的段落,而是一个个的想法。这跟演员在排练时用的技巧一样:他们把本子分成一个个“瞬间”。

我给想法编号,比如1–23,接着用一个句子总结每个idea发生了什么,试着去产生一张流程图。

我不是遣词造句的好手。我的笔力存在于改稿之中。我从故事中撤退,以审视整体,看着那些编号的点,让观念形成,看看哪些是原创的哪些不是,考虑故事进程和分叉。接着重写一稿,如此重复3到4次,直到我对这30页满意为止。

接着,我又去攻克另外30页。我每次只攻一个单元,也就是30页,因为第二单元的30页,以前面的单元为基础。如果我一次性规划出蓝图,我害怕会有结构上的弱点。(当然也有项目需要一次性规划完成,比如《别让我走》)

后面的修改稿,我会花更长的时间,因为这个阶段不会才思枯竭。

石黑一雄还在《卫报》介绍是如何写出《长日留痕》的。(以下译者刘淼)

许多人不得不长时间工作。但在写小说这件事上,人们倾向认为经过四个小时左右的写作之后,再继续下去就收效甚微了。我一直也如此认为,直到1987年的夏天,我觉得有必要采取一种更为激烈的写作方式,我的妻子罗娜对此表示同意。

所以我和罗娜制定了一个计划。我将安排四周的时间,取消一切日程安排,进行一个我们称之为“冲锋”的神秘计划。“冲锋”期间,每周一到周六的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半,除了写作我什么事都不做。中午用一个小时吃饭,晚饭则用两个小时。我不看任何信件,更别说回复了,也绝不会靠近电话一步。任何人来访都谢绝。罗娜尽管自己很忙,在这段时间承担了我的那份家务。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希望,我不仅得以从数呈上完成更多工作,还可以使我的精神状态脱离现实世界,更加沉浸于小说中的世界。

当时我32岁,我们刚搬进伦敦南部西德纳姆的一处房子,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拥有自己的书房(我的前两部小说都是在餐桌上写的)。所谓书房无非是放了一架巨大壁橱的梯台,连门都没有。不过我仍然为此狂喜,我可以随意放置各种材料而不需要每天清理它们。

基本上这就是《长日留痕》的写作方式。“冲锋”的这段时间,我随意发挥,不在意风格,也不在乎下午写的东西同上午写的前言不搭后语。最要紧的,我要让想法浮现出来并不断发挥。糟糕的句子,惨不忍睹的对白,以及不知所终的场景-这些我都处之泰然并继续向前推进

第三天晚饭休息的间歇,罗娜觉得我有写不对劲。第一个休息的星期天,我去了户外活动,我们去了西德纳姆大街,罗娜对我说,这条街建在斜坡上,所以来自上面的人跌跌撞撞,来自下面的人则摇摇晃晃,仅仅为此我就笑个不停。罗娜担心我还有三周这样的生活要继续,不过我说我很好,于是第一周成功地过去了。

就这样我坚持了四周,基本上完成了整部小说当然接下来需要花很多的时候对小说进行修整,不过至关重要的部分基本上都通过“冲锋“完成了。

《推销员之死》也是阿瑟米勒用了一天时间完成的初稿。

阿瑟·米勒回忆《推销员之死》,“这出戏毕竟包括威利本人、他的两个儿子和他的老伴试图理解那种致他于死地的缘由。”

1948年4月,阿瑟·米勒做过一次木匠活。他在乡间别墅的树林里建造了一座小木屋,长10英尺,宽12英尺。从绘制构架草图,到钉钉子,都是他一个人干的。他需要一个隐居地,集中精力构思一出戏。这出戏就是《推销员之死》。

阿瑟·米勒坚信,“伟大的戏剧都向人们提出重大问题。”他还需要“一种迥异的氛围来笼罩他的作品”。

1947年,伊利亚·卡赞导演了阿瑟-米勒的《都是我的儿子》。那是一出社会问题剧,易卜生式的,还缺少那种“迥异的氛围”。这一年,伊利亚·卡赞又导演了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卡赞请米勒去纽黑文看演出。

阿瑟·米勒从《欲望号街车》中感受到他向往的那种“迥异的氛围”,“回到纽约之后,我觉得自己被推动起来。”

阿瑟·米勒建造小木屋就是为了写《推销员之死》。开始,他脑子里只有两句话和主人公的死亡。那两句话后来成为全剧的开场白。威利·洛曼神思恍惚,出了车祸(其实是企图自杀),他像往常一样,回家很晚。妻子琳达也像往常一样,等他回来。琳达在卧室喊:“威利!”威利在门厅说:“没事儿,我回来了。”

阿瑟·米勒一个人建造小木屋,脑子里始终萦回着“没事儿,我回来了”这句话。没有人帮助,他只好先把樑木放在地上接好,再拉起来就位,然后用钉子钉牢。

“一天清晨,我开始动笔-那间小GONG作室还没上漆,依然散发着粗木和木屑的香味儿,装钉子的口袋还跟其他工具一起藏在一个旮旯里。4月的阳光找到我的窗户照洒进来,那些嫁接在野树上的苹果树晃动着花骨朵儿,露出初生的淡蓝色花瓣。我一整天伏案写作,天黑后才回家吃饭,然后又回来接着写,一直写到深更半夜。第二天清晨,我完成了前半部-两幕剧的第一慕。我躺下来睡觉,这时才发觉自己一直在落泪。”

阿瑟·米勒用八个星期写完了全剧。

057Zo̤̮o̤̮m.ོQuiet:嗯哼, 这习惯非常程序猿,~通过连续的48小时不间隔开发, 完成一次 hackathon
获得软件原型,
然后按部就班的完成迭代
否则,进行自顶向下的规划/计划/架构/大纲/分解…
还没嗯哼完, 已经了无兴趣难以坚持了
这也是相声经典段子的由来
只是道儿上听到个笑话
然后现场咂挂 编到作品中说出来
到看效果不错,保留…
效果不行, 放弃或是修订
循环以上过程到永远

伟大的作品都是快写慢改,不伟大的作品也得这么做。

六、必见辽阔之地

大家爱好写作,但是不要学现在的文人。

不要沾染上现在的文人气。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要有票友心态。做人要辽阔,要兼容并蓄。

无论是左的右的,中的西的,姓马的,姓牛的,要五湖四海,要海纳百川。

左手圣经,右手资本论,刚刚放下《资治通鉴》,又拿起《冰与火之歌》,这不是分裂,这是一个健全的人,在此世的生存之道。

欣慰地看到,有的学员已经开始学习编剧,并且自觉拉片。

写作为了改变世界,编剧为了改变世界,写书也为了改变世界。只要是知识分子的活动,都是为了最终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不乞求那些不可能的奇迹,我们只希望能避开灾祸,能够按照因果律来获得收成。勤奋是必要的,但是一点点运气也是必要的。

成功 = 天赋 + 勤奋 + X

X是我们不可控的,却也是最有魅力的部分。
我曾经说过:

在谈剧本写作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三个基本事实—

  • 第一、98%的剧本写出来,都不会被排演和制作。
  • 第二、排演和制作出的剧本,70%都不赚钱。
  • 第三、90%以上写剧本的人,都不能以编剧为主业,他们要么是把编剧作为爱好,要么有其他职业可以养家糊口。

但是现在要强调的是,因为有X的存在,这个规律也不是什么规律。

你现在学习编剧,当然为了自己的作品能够推出。将来获得收入,名声,甚至获得财务自由。

为金钱写作也不是什么错,这跟木匠说为了赚钱而拿起锯子一样光明正大。

我听过很多关于写作动机的美丽描述,什么记录历史,什么表达冲动,什么慰藉良心,什么彪炳千秋。我觉得都没有一句话最实在:卖钱。

写字为了卖钱,而钱可以用来做好多事,比如糊口、养家。靠写字能做到这两点,是很了不起的。糊口,就可以避免麻烦别人;养家,则可以照顾自己爱的人。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事吗?卖钱的文字可能是快餐,可能会速朽,但它超越了廉价的感伤主义和滥情主义,同样值得欣赏和敬佩。

总之一句话:写作就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更广阔。

七、与诸君相约

寄语大家,保重好身体,把衣食住行安排好,然后写作。

欲成大事,必须有个好身体。不想成大事,也的有个好身体。

陈庆之,是南朝梁武帝下的神奇将领。原来梁武帝萧衍有个嗜好是下围棋,而且下起来通宵达旦,一般对手因为熬不过他,都睡觉去了,唯独这个陈庆之有不睡觉,“闻呼即至”的本领,因此特受梁武帝赏识。

他带领7000人击败了50万北魏大军,47战,连战连胜,最终攻陷洛阳,扶植出一个傀儡政权。连毛泽东都佩服他。

木心说:

艺术家不要在乎读者,把衣食住行安排好,然后一心弄艺术。要一点清醒,要一点才能,要一点钱。

托尔斯泰说,好作品的开头要有一束光,一直能照到中间,结尾也是一束光,也能照到中间,两束光在作品的中间相遇。
写大作品必须有超人的毅力和充沛的体力。

如果你想让两道光相遇,你自己得做一个有电的手电筒。

好中文第一期即将结束了。从此之后,与诸君相约:

洗尽铅华,为人、做事,写作,从受害者心态全面向幸存者心态转换。

每天进步一厘米,进步是天大的事!

沉默些,再沉默些;诚实些,再诚实些;本分些,再本分些;进步些,再进步些。

给我沉默,给我水,给我希望。
给我斗争,给我铁,给我火山。
支持我的血脉,支持我的嘴。
为我的语言,为我的血,说话。

逆行的水星–316: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吉本为写《罗马帝国衰亡史》,花了23年的时间。他说:

1787年6月27日晚上,在11–12点之间,我在花园的凉亭里写完了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我放下了笔,在金合欢树覆盖的林荫道上来回走着。从那里可以看见田野、湖水和远山。空气和畅,水面上印着银色的月亮,大自然一片寂静。我不想掩饰我的高兴,我自由了,也许还建立了大名。但很快我的得意被压了下去,心里充满了冷静的忧愁。因为我想到我已经永远告别了一位多年的好朋友,想到不论历史存在多久,写历史的人拥有的只不过是短暂而不安的生命。

阿西莫夫说:

“我当时刚看完那本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我已经看第二遍了。突然,我想到可以写一个讲述银河帝国衰亡的故事。1941年8月1日,我去找坎贝尔(阿西莫夫的出版商),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他听了激动不已。他不要单个故事,而要长篇的英雄传奇故事,没有结尾的故事,要关于那个银河帝国的衰亡,衰亡后随之而来的黑暗代,第二个银河帝国的最终兴起……”

这个没有结尾的故事后来又成为卢卡斯《星球大战》创作源头之一部分。

亚里士多德说:

“从源头开始,才有最好的观察。”

好中文的样子最后一讲,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找到源头,回到源头。

057Zo̤̮o̤̮m.ོQuiet:>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并回到源头是也乎,( ̄▽ ̄)
简洁的方法, 可能是自己变成一个新的源头

逆行的水星–316:银河的历史又翻过了新的一页

回到梦想的源头,伤痛的源头,幸福的源头,身体的源头,心灵的源头,回到中文的源头,语言的源头,一句话,回到起初。

(《圣经》和合本《创世记》第一章第1–3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
就有了光。

谢谢大家。

《好中文的样子》第一季剧终。

The End.

2017年10月14日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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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谈写作

Friday, October 6th, 2017

翻译:王佩

原文:Kazuo Ishiguro on Writing | Mental Wilderness

问:你哪儿来的idea?(注:idea可以译成“想法、主意、点子、创意”,都不尽精确,所以不译)

答:我说不准,每次创作过程都有细微的变化。项目的开头对我最重要。至于何时写下书里的第一行字,每个作家都不同,有文思泉涌型的,也有埋头规划型的。我动笔前要对故事有充分了解。这个阶段,我记笔记,试驾各种想法,选角一样实验不同的叙述角度–找对叙述者很重要。

我的idea是从主题和问题中来的,不一定非得经过大脑,走心也行。我思考的是故事的前提(premise)。比如说:当你到了一定的年纪,忽然发现自己的生命都浪费了,这会是一种什么感受?通过这种体验,很容易收获很多idea.

我发现容易被那些曲径通幽、发人深省的主题所吸引,这促使我刨根问底。我会用过一句话总结,直达本质。

我需要找到边界在哪儿。我年轻时,经历过大杂烩阶段,啥都敢写。过一阵子,你就能找到下面两者的区别:你写的很高兴,但只湿了半只鞋的;你一个猛子扎下去,找到意义的。

问:作品深度哪里来?场景设置还是人物?

答:设置我不在意。我的第一本书刚开始场景选在Cornwall,后来挪到了长崎。我觉得吧,我讲的故事本质是抽象的,不靠场景设置。这都是机巧,我只有在最后一幕才费心找场景,为了讲故事的需要。

问:你是否需要一群人物来推动故事进程?

答:我以前经常搜肠刮肚构思人物,努力使他们有别于芸芸众生。后来我认识到应该聚焦人物关系,那样人物性格会自然发展。

关系应当自然,应当是货真价实的人间戏剧。我对人物关系停滞不前的故事,总有些疑虑。

问问自己:什么关系才有趣?这关系是否构成一个旅程?是标准的、老套的、还是深刻的、巧妙的、令人拍案惊奇的?

问:你怎样构思故事?

答:我坐在书房里,四周满是笔记,上面列出所有可能的关系和情境。写非小说的时候,作者动笔前会做大量研究。我也一样,不过我的研究不是在图书馆里,也不是通过采访。我研究脑海里的世界、人物、关系、设置。究竟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还是一个移动的舞台,以何种方式呈现?

问:你写手稿的过程是怎样的?

答:我先用钢笔写,不怕字迹潦草。不在乎风格,唯一目标是赶紧把idea给挤出来,克服完美主义。我写得又快又密集。idea变来变去,如果我觉得人物这样更好,就马上掉头,全速前进。我写30–40页就停下来。第一稿兼职是一团乱麻。

接着我进入一个我闺女称为“蓄势待发”的过程。我看着一团乱麻,把它们分成不是一个个的段落,而是一个个的idea。这跟演员在排练时用的技巧一样:他们把本子分成一个个“瞬间”。

我给idea编号,比如1–23,接着用一个句子总结每个idea发生了什么,试着去产生一张流程图。

我不是遣词造句的好手。我的笔力存在于改稿之中。我从故事中撤退,以审视整体,看着那些编号的点,让观念形成,看看哪些是原创的哪些不是,考虑故事进程和分叉。接着重写一稿,如此重复3到4次,直到我对这30页满意为止。

接着,我又去攻克另外30页。我每次只攻一个单元,也就是30页,因为第二单元的30页,以前面的单元为基础。如果我一次性规划出蓝图,我害怕会有结构上的弱点。(当然也有项目需要一次性规划完成,比如《别让我走》)

问:这个过程中,你最享受什么?

答:“蓄势待发”呗。你感觉自己像神明一样,从高处俯视着这蹩脚的作者……不过,这个给了我安全感。我可以用20行把故事的核写出来。这可以让我把心思用在手稿上。

问:你需要自律吗?你是强迫自己写作,还是以写为享受?

答:不是享受,但我一直坚持下来了。我不是每天都写,这取决于项目的进展。对于粗稿来说,如果写得太久,反而降低效率。如果我每天写超过5–6页,随后的工作质量就会下降,如果我不“蓄势”,我就不知所措了。写作还是要保持一定的水准。就像爵士乐手,演奏到高潮,就该撤了。总有更有产出效率的事或者管理性的事务等着你去做。

后面的修改稿,我会花更长的时间,因为这个阶段不会才思枯竭。

一切都建立在写作过程的早期阶段。选项目要当心,跟结婚一样的道理,你得先验人。是以个人经验为基础,还是拉开一段距离,还是写类型小说,都因人而异。总之,不要轻看需要创意的项目。

观众提问

一、你喜欢的作家是谁?你写作的时候效法他们吗?

答:我偷师的作家,未必是我喜欢的。我从普鲁斯特学到了故事可以非线性展开,你可以探求记忆,一个场景触发另一个场景,未必跟情节有关。这给了我抽象派画家一样的自由。从海明威哪里,我学到了对话之间的弦外之音。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超级粉,但没怎么影响到我的写作风格。

二、你喜欢写历史题材吗?

年少轻狂时,我无知无畏,觉得只要肯研究,我能指哪儿打哪儿,想用什么视角写就用什么视角写。变老后,我变得小心翼翼,深怕别人指着鼻子骂我写的有硬伤,或者侮辱他们的智商。小说家的通行证也有失效的地方,要尊重历史,尊重时事。小说在我心中至高无上,我怕自己丧失纯真。小心为妙,小说如果本身内容没有干货,可以往历史场景里加入一些骇人听闻的暴行成分,让其看上去像那么回事。(感谢Christie 和 清风Kaylin,指正最后一句译文。)

三、【观众最后问了一个关于小说 The Unconsoled的问题,太具体,有剧透,就不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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