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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一样的寂静抓住了小镇

Thursday, July 13th, 2017

1928年,波兰格但斯克,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搬来了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她的丈夫,一位教师刚刚死去,她已经付不起房租,只好搬到这里。她所有的物品,值钱的只有一部打字机。

房间不大,只有2米多宽,不到5米长,一个壁炉,一张桌子,一张凳子,一张床。

她已经失去了所有,现在她拥有的只有一样东西,自己的大脑。

她名叫Stanisława Przybyszewska,太长了,谁都记不住,所以在西方都叫她Stasia,斯塔莎。

自打住进这间小屋,到她34岁死去,一共有七年时间,她把自己投入到剧本、小说的写作之中。她的主题只有一个:法国大革命。

她几乎得不到鼓励,几乎没有食物,经常没钱,但需要注射吗啡,因为她已经成瘾。

在这间小屋里,没有客人来,在这间小屋外,她也没有朋友见。

温暖她的只有她内心的一团火苗。

斯塔莎的父亲也是个作家,却是一个混球。早年离家出走,后来找到了她,很可能诱奸了她,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带会了她使用吗啡,并且上瘾。

斯塔莎遇到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他们结婚,婚后他们搬到了格但斯克。但是她丈夫也是瘾君子,两年后在巴黎因为毒品使用过量,而身亡。

斯塔莎写道:“我是为精神生活而生的,现在可以快速越过被性所累的阶段,获得自由了。”

也可以说,斯塔莎把自己的情感和激情都投入到历史人物之中。

在读了Georg Buchner的《丹东之死》之后,她彻底地迷上了这个剧本,读了11遍之多,并且找到了自己的calling,写法国大革命中另一个重要人物:罗伯斯庇尔。

丈夫留下的一点点遗产,可以让她勉强撑一年,她于是搬进开头所说的小屋里,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写作。

她偶尔外出,买张报纸,看场电影,后来钱不够了,她就闭门不出,把剩下的一点钱用来买离不了的吗啡。

她从没有看过一出戏剧,也不知道剧本的长度与格式,但是她凭着自己的内心的火苗,写着这个剧本。

冬天的寒冷和风暴不会把她轻轻放过。她写道:

1928年12月

对我来说,写作太困难了。她写道。我的手指已经冻得麻木,击不动打字键……两年前,我还可以每天烧煤烤火。去年,我只能一周点一次炉子。而今年,一点火也见不到了。

1929年2月11日

昨天摄氏零下20度,今天零下25度。从晚上九点开始,死一样的寂静抓住了小镇。我的窗户从下到上,慢慢地被羽毛般的大雪覆盖了。这让我的小屋,成了一个我绝对孤独的地方,像极了坟墓。

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她回答:

“我要么成为一个作家,要么什么都不是。“

她一直相信,只要自己愿意,还可以出去工作,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有种东西抓住了她。

一年以后,她的剧本完成了四稿。她万分忐忑,把剧本寄了出去。

这个剧本长度是普通剧本的四倍,但还是引起了懂行的剧院的兴趣。因为里面的天才是任谁都不可忽略的。这个剧本,简直不像剧本,简直就是亲历法国大革命的人,做的速记。那么真实,那么具体,生动。

然而怎么把这样一部鸿篇巨制放到舞台上,成了难题。

华沙国家剧院,准备排,但是后来放弃。1931年,一个缩减版终于上演,需要5个小时。

但是斯塔莎拒绝去看,她为自己的作品被篡改和删减,而感到恶心。《丹东》演了五场之后,就下线了。

1933年,这个剧本又被排演,这次演出了24天。但是斯塔山感到更加恶心,因为当时的右翼势力,把她的剧本篡改成了反对大革命的宣传剧。

她明白了,写剧本是靠不住的。她决定改写小说。这个好歹自己说了算。

除了写小说,她有时候也会给著名的作家写信,但绝大部分都没有寄出去。

此时外部的世界已经变化了,文学的世界、戏剧的舞台逐渐退去,让位于政治,灾变,与世界大战。

她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她感觉自己只能与死人为伴。

她已经没钱买书和报,甚至连买铅笔和草纸的钱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她写信给了当时著名的 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

曼读了她的信和作品,惊为天人,立即写信推荐给当时德国最大的出版商。经理带着一袋面粉和金币,坐火车,汽车,马车来到了格但斯克,把已经快奄奄一息的斯塔莎接到了华沙。在乡间别墅,她的健康逐渐好转,她的灵感如甘泉喷涌,她接连写出了两部剧本和一部长篇。

要是那样该多好!

事实上,这是她一生写的最后一封信:

”托马斯曼先生,我房间里每一个物品,都承载着痛苦。一点爱都没有。我不够纯粹。我已经把自己用光了。“

1934年8月15日,她在自己的小房间孤独死去。

房间里,留下了大量的手稿,但都是大纲,未完成的草稿。

你或许会说,她度过了失败的一生。但是她自己说:不。

1929年,她写道:

我的生活没有娱乐,没有朋友,没有性,没有任何购买奢侈物品的可能性,但是今天我感觉仿佛一道曙光把我照亮:我比99%的其他人过得都富足。我一个月经历的喜悦、惊心动魄、灵感启示超过了许多人的一生。

但她承认,她最想要的是读者,哪怕只有一个。

她死后,这个梦想实现了。她的三部法国大革命的戏剧,在波兰被排演。

她倾尽一生心血的《丹东》,被导演安杰依瓦依达,在1983年排成了电影,主角由法国影星德帕迪约扮演。

她的才华渐渐得到认可,她的英文传记出版了,她的戏剧被皇家莎士比亚剧院排演,她的小说集也被翻译出版。

斯塔莎的生活是一个活生生的警告
如果谁认为写作能够治愈的话,斯塔莎是一个反例。

我们听一听《狼厅》的作者希拉里-门泰尔的总结吧。

什么地方错了?斯塔莎不停地工作啊工作为了找到真理,但是她却没有找到靠讲述真理而谋生的手段。她被自己的完美主义给绊住了腿。她没有后退一段距离,审视自己的作品。她没有发现,妥协一步有时候是最务实的手段,而不是丢脸。

细节很重要,但是有比细节更重要的:节奏,形状,抓住人的东西。

没有上演的剧本和完成一半的小说,除了显示作者有天才之外,是没有用处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个艺术家作家的生活中的一瞬间定格,我们看到的都是未完成。

谁做好了完成的准备?谁做好了死的准备?这一切都是突如其来把我们带走。突然,笔停止了,潜能无法实现了,解释中端了,一切的努力都蒸发在空气之中。

你写下的每一行字,每一个句子,都是胜利与失败的交织,胜利接着失败,失败连着胜利。

不是,我们写了书,而是书写了我们。

斯塔莎的写作是她为了自己需要而做出的创造。她发现了革命者中最孤独的人物,她融入了人物。她用文本掀起了一场复杂的革命。她参加了这场革命,但是忘记了带上读者。如果她的生活是一个失败,那么,她也像法国大革命时的巨人们一样,是一场史诗级的失败。

苏珊-桑塔格说: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命和写作项目之见做出选择。斯塔莎选择了写作项目。项目杀死了她。你不希望跟她一样,你希望你的作品能拯救你,但一切由不得你。

所以,我们从斯塔莎的故事,得出如下结论:

  1. 写作并不疗伤。
  2. 完美主义不奏效。
  3. 写作就是胜利接着失败,失败连着胜利,连绵不断。
  4. 到了一定阶段,你得回答这个问题:要项目,还是要命。
  5. 你不写就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
  6. 写作又一个一个小小的选择连接在一起,从一个词到一个词,从一个音节到一个音节。直到完成或者没完成。
  7. 死一样的寂静抓住了小镇。哈姆雷特最后的一句话:剩下的都是,寂静。

The rest is, si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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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成功的样子

Monday, July 29th, 2013

2013年7月12日,我随从《新西湖》美女记者汤葛月人采访了麦家。因为没有提问和写稿的任务,所以我很轻松地当了一回看客。麦家的工作室是杭州市政府馈赠的一栋别墅,位于西溪创意园,是西溪湿地的一部分。绿树掩映,一步一景,贾宝玉当年也不过是这种待遇。同在这座园子里开办工作室的还有余华、孟京辉等名人。

麦家是中国最成功的作家。尽管我没看过他的作品,也不太会去看(不是装,而是因为我不是侦探类小说的目标读者)。作为把侦探类型小说和纯文学杂糅在一起的跨界作家,他凭借长篇小说《暗算》获得了2008年度的茅盾文学奖,近作《风语》没写完就卖了500万元。在采访中,他说自己不是为了钱写作。因为“我的名声太大了。”“现在的收入,几辈子都吃穿不愁。”这让我想起一句话,真正的财务自由不是有很多存款,而是需要用到钱的时候马上就能赚到。今年他又成为浙江省作协主席,在体制中混得叶茂根深。

麦家的工作室分成办公区和居住区两部分。他在客厅里接待了我们,他的背后是一排落地长窗,窗外绿树葱茏,树枝摇摆着争做他的背景。

采访历时两小时,他谈了自己的童年、写作之路,还有如今的生活。出生于富阳,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祖父是地主,外公是基督徒,麦家从小就因为出身问题,在村里受到排挤与歧视。但他后来相信,“作家最好的训练是辛酸的童年”,正因为没人可以交心,他从11岁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并一直坚持到33岁,直到1997年做了父亲,他才决定终止这一习惯。采访到最后,在汤葛月人的追问下,他还讲了一个童年的奇异故事,是他以前没有跟媒体讲过的。 由于小时候不受待见,所以他特别重视跟别人的关系。麦家人缘好在文学圈是出了名的,不止一个朋友对我讲过。 不过我觉得,“童年经历影响人一生”这种论断,本来就是一个自证实的命题。你相信它,就等同于心理暗示,然后生活中就处处留下童年的烙印。

同为写作者,我最关心的是怎样写。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他写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的地位,使他能够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麦家认为,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写作天赋,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能不能常年坚持不懈地写作。自从童年时期坚持写日记以来,麦家就没有中断过写作,他说“写作是我与世界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大学毕业后,他到军队情报部门工作,封闭的环境、单调的生活,使他不得不用写作来排遣。有一天看了电影《最长的一天》后,他来了灵感,写了一篇微型小说《最短的一天》,投给军报,竟获发表。这成为轰动他所在部队的一件大事,并且最终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军区领导爱才,把他调到机关工作。他终于不用再整天坐在无线电跟前做听风者了。

1997年,已经升到正处级的麦家转业进入成都电视台,按照他的级别和能力,领导想让他就任文艺部主任,这是一个难得的肥缺,不但工资有6000多,还有很多机会行使潜规则。但深知自己的长处与短板,他毅然选择去了电视剧中心,当了一名编剧。虽然月工资只有1100多,但不用坐班,可以专心写作。就这样他连续默默无闻地写了5年,到2002年才开始崭露头角。

麦家说,在所有作家中,博尔赫斯对他影响最大。有一年时间,他只读博尔赫斯的书,直到把这位阿根廷作家的文字变成自己血液的一部分。在一次文学沙龙上,麦家一口气背诵了37首博尔赫斯的诗歌,几乎一字不差。

他认为,写作是写作最好的老师。正像没有人能用语言教会另一个人骑自行车一样,写作要靠自己去实践。“好作品都是烂作品堆出来的。”所以,写作这回事,“不要相信别人的经验,要相信自己的勤奋。”

尽管现在已经功成名就,麦家每天依然用8-10小时来写作。他说,自己的生活很单纯,就是读书,写作,运动。他典型的一天这样度过:

早晨7:30起床,到人少的地方散步。回来写作,写到中午,不敢吃太饱,午睡一会,下午继续写。傍晚4:30开始,雷打不动健身2小时。他爱健身,这点一进门从客厅的鞋柜就看出来了,那里放着一排运动鞋好像阿迪达斯的专卖店。高强度的写作需要身体的保障。晚上11:30,强令自己睡觉,12:30如果还睡不着,就吃安眠药。 十年前,他忧心忡忡地跟琼瑶说起自己吃安眠药的事,琼瑶说:“你怕什么?我都吃了40年了。”每周有一天半的时间,他专门用来接待七大姑、八大姨和各界朋友,包括记者。

麦家童年的奇幻之旅是这样的。一次,他跟同学打架,回家又被父母教训,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当时,村里来了一个摇着货郎鼓的卖货郎,麦家就远远地跟着他走,心想走不动的时候,倒在哪里就算哪里吧。从上午11点出村,一直走到华灯初上,不觉已经走出10多公理,来到了镇上。卖货郎这才注意到身后尾随着一个小孩,就问他缘故。麦家见到亲人一样倒出满腹苦水。卖货郎听了,对他说:

“你回去吧。我小时候,家里更苦,也跟你一样,觉得活着没意思。一天晚上,一只大鸟从窗户飞进来,嘴里叼着一个货郎鼓,对我说:’你将来应该做个卖货郎’……也许有一天,这只鸟也会飞到你家里。”

这个故事好得太像一个故事。不过对于作家来说,较真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摆在面前的有一件真事和一个传说,写下那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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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的一句话

Wednesday, January 2nd, 2013

牟森摘引了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的“一句话体”。下面是我所摘引的:

中国只有零零碎碎的莎士比亚。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主要和重要的文人都未受累。明朝文字狱才叫厉害,让文人不敢写,故晚明尽出小品。

艺术家知道什么该留下,什么该带走,死了算了。

大艺术家都有深厚的自我背景。

天才幼年只有信心,没有计划。天才第一特征乃是信心,信心就是快乐。

成也好,败也好,我们的阵地在书斋。

中国的公园,许多人在那里弄气功,抱住树,晃头。那是怕死,没有别的意思,穷凶极恶地怕死。

说到底,还是贵族出身有骨气。小市民一得势,如狼似虎,一倒霉,猫狗不如。

诽谤我的人,拔了我一根羽毛,插头上也不是,插尾巴上也不是,原来那是一根天鹅羽毛。

西方就有这样的好处,有《简爱》、《茶花女》、《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样的爱情教科书。中国,要么道德教训,要么淫书,要么帝王将相画,要么春宫图。

托尔斯泰说:忧来无方,窗外下雨,坐沙发,吃巧克力,读狄更斯,心情又好起来。

狄更斯小说结局都是英式小团圆,壁炉熊熊烈火,烛光热茶,大家围坐在圆桌前,你看我,我看你,恍然若梦。

哈代行文迟缓、悠长、温和,沉得住气,伟大在平淡,不用大动作。

一个艺术家,人生看透了,人生成熟了,还有什么为人生,为艺术,都是人生,都是艺术。

生活要保持最低程度的潇洒,不要像王尔德那样弄到老脸丢尽,客死旅馆。

卡莱尔说:“没有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语人生。”

一上来起点太高,不容易上进。

不要构想或者参加什么主义,莎士比亚是什么主义。讲笑话之前,也不要说,我讲个笑话。

巴尔扎克的小说,忽然展开法国十九世纪生活。

读书,要读进去,还要读出来。

福楼拜教导莫泊桑:“你所表达的,只有一个词是最恰当的,一个动词或者形容词,一定要找到它,别用戏法来蒙混,逃避困难只会更困难。”我理解是,这个词要,既准确,又美妙。

西方文学根本不是什么主义,只有三个字:写人性。或者说是希腊人的格言:认识你自己。

人是可以貌相的。

我讲的中国是指嵇康他们。

西风一到中国,就变成东风,西方军大衣一进口到中国,北方人就称之为“皮猴”。

我母亲告诉过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文字推广不能靠立法。文字只有靠天才特高的文学家,他们为自己而使用文字,一经使用,文字生机勃勃,传诵四方。

意识流不是正路。明白,清新,这才是大路。

普希金关心时事,但一到艺术,就十分纯粹。

纪德说: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终身大事。

写长篇,要靠强大的人格力量,需要极深厚的功底。

鲁迅的诗和哲学底子不够,写不成长篇。

要说周家兄弟二人的诗词修养还可以,但就是爱写打油诗。

真的写大主题,不能写古代,太隔。要写当代,至少是上一代。艺术家的宿命,不能写太远的过去,太远的将来。艺术家要认命。

我们谈文学和艺术的时候,只谈塔尖,不谈马路。

明于析物力,陋于知人心,这是马克思理论的要害。

我也想给党写颂诗,可是这种题目,一不许悲哀,二不许怀疑,三不许说俏皮话,四不许别出心裁。

中国当代有两件事可做。一、忠实、精美地翻译出版原著,不要加按语。二、堂堂正正地开展学术研究。

现代派就是装疯卖傻。

二十世纪实在是个平民的恶俗世纪。

许多人说话不诚恳,尼采诚恳。

歌词,合音乐可以,当诗念,不行。

可当众朗诵的诗,是粗胚。

文字不是读给人听的,是给人看的。诗人的加冕之夜是寂静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是没有眼睛的,群众还没有记忆。

完全随波逐流,从别人的思路转向别人的思路,那种转向,无源无基,无因无果。

什么是你的局限性:神,智,器,识。

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艺术家,出不出国,是件终身大事。

古代,群山重重,你怎么超越得过。有人对我说,洞庭湖出一书家,超过王羲之。我说:操他妈。(全书唯一一句粗话)。

艺术如酒,从搞葡萄到发酵,过程漫长而惨淡,一旦酿好,明艳爽口,饮之陶醉。现代艺术非要拉你到制酒厂一面看,一面喝,这又何必呢?

皮恰林(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在驿站等马车,四处无人,颓废疲倦。忽然马车来了,有人了,皮恰林腰杆笔挺,健步上车,一派军人风度。我们在世界上,无非要保持这样一点态度。

小说一定要有生活体验,我小时候写作,环境天气都写好了,咖啡也泡好了,主角开口了,晚了,不知道些什么对话呀。

荷马史诗的特点是:迅速,直捷,明白,壮丽。

荷马喜用直喻(simile),简洁的比喻。

蒙田是将容忍和自尊保持得最好的人。

蒙田引用一位古代水手的话:“哦,上帝,你要救我就救我,你要毁灭我就毁灭我,但我时时刻刻把持住我的舵。”

莎士比亚总是把事情搞大,写嫉妒,弄到奥赛罗那么大。写恶,弄到麦克白那么大。

天才有两条规律:一是把事情弄大。一是把悲哀弄永恒。

大作家(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司汤达等)从不和剧中人发生暧昧关系。

弥尔顿说:“每一行都要表现自己的性格。”

瓦莱里《水仙辞》中一句话(也是木心最后一堂课引用的诗句):你终于闪耀了吗?我旅途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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