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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好友风华欲以写作为生

Wednesday, May 9th, 2012

风雨凄凄,正思故人。打开风华的博客,才知道他已辞职,准备在家做专职作家。

说作家是一个不赚钱的职业、出书是一种难致富的买卖,都不免有些矫情。昨天,我路过一家茶餐厅,看到门口的招聘启事,外卖员的月薪才1900元。作家这个行当再不景气,至少不需要每到饭点,就骑着电动车,为温饱奔忙。

但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有必要提醒他,靠写作为生是一条荆棘塞途的冒险、一次吉凶未卜的航程。写作,不管是写诗,还是文,都逃不出古人的法则:“发乎情,止乎义”,落笔要带感情,写作要循规则。人到中年,发情都不容易,何况“发乎情”?章太炎批评苏东坡做诗,每到一处,就写一诗,像完成任务。表达真情实感,大才子尚且做不到,更不用说我等资质平常之辈了。写作的理法规则,并没有秘笈可参照。世界上没有比读自己的烂文章更痛苦的了,那是一种高空跌落的失重感。

让我们实事求是一点,哪怕是专职作家,自己真正想要又能写的东西,只占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是不得不写,或者认为自己能写其实写不了的。在写作这个问题上,再聪明多才的人,也难以同时处理三种以上的任务。比如,我,现在,有一篇文论完成了一半,还有最重要的一半没有开工。有一篇专栏,要用到这篇文论的结论部分,自然也没有动笔。还有一篇养家糊口的访谈,需要赶紧完成。天亮之前,还要改写一个策划案。于是,我干脆一样都不写,转而写这篇博客。

连续一周来,我每天的睡眠不超过4小时,日日夜夜都被这些稿子压得透不过气来。但是写作不是早晨起来卖早点,不管自己心里多焦虑,油锅一支,面团一抻,往锅里一放,所有的压力都在金黄的油条出锅的瞬间而释放。写作需要精巧的心态,微妙玄通,一个地方不舒展,就半个字也憋不出来。

有时候,我像一队仓皇逃窜的白棋,被黑棋点中了要害。那种即将形崩的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不得不佯装一切还正常,才能缓过劲来。

一支枯笔写不出婴儿的笑容,也写不出风吹老人白发的那一声叹息。写作,于我,有时是一种刑罚。我拖延症越来越严重,非到最后交稿前几小时不动笔。这种利用肾上腺素完成写作的方式,与其说是懒惰,不如说是为了追求长时间窒息之后的那一口呼吸。

要让自己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因为濒临死亡造就了我的表达。

我想对风华说,不要把写作看得那么美好,写作是残酷的,有时像亲手杀一头猪。你要把猪的四条腿绑起来,用牛耳尖刀,直插到它的颈动脉,血溅一身,还要在猪的皮下,用打气筒打气,为了把皮剥下来。有时候,猪没死透,从皮中挣脱出来,兀自逃去。你握着刀,在乡亲们的哄笑声中,去追那一头鲜红的猪。

但这辈子除了写字,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我的朋友和菜头,已经许久没有音信。他以文成名,但最终悟出了文字道的荒诞,于是,转而去做IT人。以前那个菜头仿佛不见了,包括以前那个深夜电话里跟我互相忏悔的菜头。文字使人柔软,创业让人刚硬。但这不妨碍我们的友谊,也不妨碍我时常提到他。杜甫一生给李白写了15首诗,李白的回赠只有2首。友谊是不能用数量来计算的。

天快亮了,肚子饿了,我要去吃个早饭,然后继续写饭文。

愿风华在文字海中落下安静沉稳的锚,这是来自风暴中一片船板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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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密档案显示帕斯捷尔纳克因获诺奖而受到审讯

Monday, November 14th, 2011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中共深感压力山大,于是组织学者进行研究分析,苏东学因此成为一门显学。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社科院出资出人翻译了部分苏联的解密档案,命名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这套书的来头可不小,学术顾问委员会名誉主任是李铁映,委员有阎明复(再加一个袁木的话就齐活了),真正的执行主编是沈志华。

这套书从1998年组织翻译,2001年12月出版,历时近4年。全书共34卷,收录了1917-1990s期间,苏联的档案文献1万多件,字数超过2000万字。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阅读的,在这套书的扉页上都注明以下字句:

本档案选编仅供下列读者单位阅读和收藏:

  • 省部军级党政领导干部,宣传外事部门局级以上干部。
  • 从事苏东研究有正高职称的人员。
  • 省级以上图书馆、档案馆、省级社科院及党校图书馆。

赖网络时代和新浪爱问之助,现在我们可以自由下载到这套丛书的PDF版。

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第28卷,内有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密档。第29卷,古巴导弹危机密档。第31卷,索尔仁尼琴的密档。

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专题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328-352页)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自1948年开始动笔,历时8年完成,他投稿给苏联的《新世界》杂志,但杂志拒绝发表。1956年,他把手稿寄给意大利出版商,当年11月份用意大利语出版,后来有出版了法文版和英文版。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苏共中央震怒,把这一获奖行为看成是“诽谤性地描写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是煽动冷战的企图”,并且决定组织对帕氏的批判,而且“劝阻”帕氏不要领奖。

当时有一项动议是褫夺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公民资格,将他驱逐出境。

帕斯捷尔纳克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此信读来不禁令人悲从心起。他请求道:“离开我的祖国对我而言无异于死亡,因此我请求不要对我采用这种极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通知了瑞典科学院自愿放弃诺贝尔奖。”

后来,帕氏又致信苏联《真理报》,承认自己的错误。违心地说:

“一周以来,我看到围绕着我的长篇小说的政治运动达到了何等规模,从而深信这种授奖的做法是一种政治行为,并且已经造成骇人听闻的后果,于是我自己作出决定,并无任何人强迫我,寄出了表示自愿放弃(领奖)的通知。”

当局要的就是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忏悔、感激涕零谢恩的效果,但是要是认为他们真的从此原谅这个“迷途羔羊”,那纯粹是幻想。从此国家安全部门加强了对帕氏的监控,国家安全委员会谢列平做过一个专门报告。

《谢列平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调查材料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中称,“实际上,据对帕的信件实行监控得知,他曾试图向国外寄出若干信件,其中重申他对授予他诺贝尔奖的欣喜。”“从对帕实施监控查明,接近帕的人中有不少也不赞同苏联社会公众的观点,并以自己的同情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帕的恼怒情绪。”

后来苏联检察机关决定用法律手段震慑这个可怜的作家。

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给中央的报告里说:“在讯问时,帕斯捷尔纳克表现胆小畏缩。我觉得,他会从关于刑事责任的警告中得到必要的结论。”讯问记录显示,审讯进行了2个小时。苏联还算厚道,没有查帕氏的偷税漏税,也没有抓住他的情妇不放,针对私徳对其污名化。

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之后,一直在严密的监控下,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村庄里孤独地活了两年,1960年5月30日,因病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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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索尔仁尼琴谈普京

Saturday, January 12th, 2008

德国《明镜》周刊2007年第30期(7月23日出版)以《用血书写成的》为题发表了原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访谈记录。索尔仁尼琴谈到他对苏联历史、普京政府的内外政策、俄国今后的发展以及他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的看法,以及对西方的失望。现将谈话内容摘要编译如下。

  《明镜》:13年前您从流亡地回到俄国时对新俄国的发展感到失望。您拒绝了戈尔巴乔夫颁发给您的国家奖,同样也拒绝了叶利钦给您的勋章。现在您却接受了普京给您的国家奖。他可是曾经十分野蛮地迫害和折磨过您的秘密警察从前的头子啊!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索尔仁尼琴:实际上1990年就已经要为《古拉格群岛》给我颁奖。不过提出建议的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当时它还是苏联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拒绝了。我不能因为一本用几百万人的血写成的书而获得个人荣誉。1998年,当国家处于困苦的低谷时,我的《俄国在堕落》出版了。那时叶利钦亲自下令授予我最高国家勋章。我回答说,我不能接受一个把俄国带到毁灭边缘的国家政权的嘉奖。但是最近授予我的国家奖不是由总统个人,而是由一个有名望的专家组颁发的。俄国的这些研究工作者和文化创造者享有无可指摘的荣誉,他们是在自己的领域绝对受到尊敬的人。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在国庆节发奖,而我在接受这一奖励时表示了这样的希望:我曾把整个一生奉献给对俄国的痛苦经验的研究和评价,但愿这些经验能保护我们不再面临不幸的堕落。

  是的,普京曾是秘密警察的官员,您说得对。但是他不是克格勃侦讯人员,也不是古拉格的劳改营主管。在任何国家都不会贬损外交活动方面的情报工作人员,他们在有些国家甚至还受到赞扬。

  《明镜》:您整个一生都在呼吁国家权力为古拉格和共产主义恐怖的几百万牺牲者表示悔恨,您的呼声真正起作用了吗?

  索尔仁尼琴:今天,在人们能指望政治人物做出的事情中,公开悔过恐怕是最难的了,对此我已经习惯了。

  《明镜》:这里我们又要谈到普京了。俄国现在的总统把苏联的崩溃说成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他说,应当结束折磨自己的对过去的考察了,有人企图 “从外面”以不公正的方式把“罪责感”强加给俄国。对于本来就愿意忘记苏维埃时期俄国发生的事情的那些人,他的话难道不是投其所好吗?

  索尔仁尼琴:他指出“从外面” 并没有错:您毕竟看到,对于美国企图作为世界第一强国担当新的独霸角色的忧虑在世界上到处都在增加。而美国的这一做法也是要牺牲俄国的。说到“折磨自己的对过去的考察”,那就要指出,令人遗憾的是,“苏维埃的”和“俄国的”这两个词迄今仍被混为一谈。我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反对这种做法了。但是所有的国家,也就是西方国家、以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以前的苏维埃共和国都轻率地对待这两个概念。

  《明镜》:我们从您近来对现实发展的一些言论想到,您认为俄国已经缓慢地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了。您怎样评价普京统治俄国的时期——与他的前任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钛相比?

  索尔仁尼琴: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风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政治幼稚、缺乏经验和缺乏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这不是在行使权力,而是愚蠢地放弃权力。西方对他赞赏,他感到这是对他的行为方式的认可。不过仍必须承认,第一次给我国公民以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像到处都认为的那样——叶利钦。

  叶利钦对俄国人民不负责任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戈尔巴乔夫,而且扩大到其他领域。他努力使国有财产尽可能快地转入私人之手,他听任俄国的财富毫无阻拦地受人掠夺。为了得到地方诸侯的支持,他直截了当地要求实行分离主义,促使通过了使俄罗斯国家四分五裂的决议。这就剥夺了俄国的当之无愧的历史作用和它在国际座席中的地位。西方则报之以大声喝彩。

  《明镜》:而普京呢?

  索尔仁尼琴:普京接手的是一个遭到抢劫并且完全失去平衡的国家,就其大部分居民来说已丧失勇气并陷于贫困。他打算做能够做的事情,而恰恰缓慢的、逐步的重新建设才是可能的。这些努力并没有立刻被觉察到,更谈不上受到重视。您能从历史中举出一个强大的国家领导为重新建设而作的努力会受到外国抱有好感的注意的例子吗?

  《明镜》:对此我们很难理解。在俄国,批评的声音几乎是不受欢迎的。几乎没有反对派。

  索尔仁尼琴:毫无疑问需要一个反对派,每一个力求俄国能健康发展的人都希望如此。与叶利钦时代一样,现在确实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正的反对派。

  当您说到几乎没有反对派时,您肯定是指上世纪90年代的那些民主主义党派。但是必须不带成见地承认:居民的生活在90年代不断恶化,俄国全部家庭中有四分之三的生活水平都严重地倒退了,而这一切都是在“民主的旗帜”下发生的。人们撇开这些旗帜有什么好奇怪呢?这些政党的领导人迄今还不能就想象中的影子内阁的部长职位达成一致意见。俄国一如既往还没有建设性的、透明的和人数众多的反对派,这是令人遗憾的。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形成这样的反对派。正像其他民主主义制度也需要时间才能成熟一样。

  《明镜》:最近几年俄国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而富了起来,形成了一个中等阶层。尽管如此,俄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怎样才能改善这一情况呢?

  索尔仁尼琴:我认为俄国的贫富差距是一种必须由国家尽可能快地加以控制的、充满危险的发展趋势。许多童话式的巨大财产是在叶利钦时代通过残酷无情的掠夺产生的,但是重新分割大企业并不是最明智的解决办法,何况这些企业目前的所有者确实是在努力进行有效率的经营。正确的道路也许是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这也意味着必须保护每一个同时也是中产阶级企业主的公民,使他们不受专横和腐败之害。通过开采属于人民的矿藏而获得的收益必须投入经济建设以及用于教育和卫生事业。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学会排除掠夺和浪费。

  《明镜》:不管怎么说,俄国常常感觉受到外国的冷遇。目前我们发现俄国和西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冷下来了,俄国和欧洲的关系也是这样。原因何在?西方在哪一方面没有理解今天的俄国呢?

  索尔仁尼琴:我最感兴趣的是心理原因:在俄国和在西方,原来怀抱的希望同样都不符合现实状况。当1994年我回到俄国时,我体会到一种把西方世界和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国家的国家制度神化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以真实的认识或自觉的选择为根据的,而是由于自然而然的对布尔什维主义统治及其反西方宣传的拒绝。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对塞尔维亚的野蛮轰炸以后,这种情绪改变了。好像用黑色的笔划下了浓浓的一道,再也擦不掉了,而且我认为这是遍及俄国社会的所有阶层的。还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把分裂的苏联的若干部分拉进它的范围的尝试,尤其令人痛苦的是乌克兰,这是与我们最亲密的国家,是通过几百万家庭的关系与我们联系起来的。一条军事联盟界限会在一瞬之间切断这种密切联系。

  在那以前,西方主要是被我们看成民主的救星的。现在我们不得不失望地断定,西方的政策首先是受实用主义支配的,往往还要加上利己的和露骨自私的考虑。许多俄国人在体会到这一点时,理想也就破灭了。西方为讨厌的冷战的结束感到高兴,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统治的年代之后,俄国国内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对外又放弃了所有的阵地。西方很快就习惯于认为俄国差不多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了,而且将永远这样。当俄国重新强大起来时,西方人的反应是惊慌失措——也许还受到尚未完全克服的对俄国的恐惧的影响。

来源:左岸文化 作者:殷叙彝(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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