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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1942》,喜欢《Life of π》

Friday, November 30th, 2012

中国一直有易代修史的习惯,当朝为前朝修史,并把当朝的历史留给后朝去修。这比自己给自己涂脂抹粉,显然要客观得多。

《1942》就是一部用胶片修成的历史,我把它看成是一部纪录片,而不是虚构剧情片。这部片子很赚人眼泪,我承认,我坐在黑暗中,也眼圈发红,还看到电影散场时,一个老先生坐在座位上双手合十,纹丝不动。

但是,我不喜欢这部电影。因为片中没有灵魂与信仰,尽管出现了教堂、神父和传教士。

冯小刚刻意表现饥饿的残酷,有的到了令人坐立不安的地步,也达到了中国电影审查机关所能容忍的极限,但是,对于电影来说,残酷不能当饭吃。史诗电影必须有美学意义和神学意义上的救赎,否则只能算是记录,而非史诗。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喜欢张艺谋拍的《活着》(不喜欢孟京辉的话剧版,以后有空专文论述),尽管富贵少爷遭受的苦难不比张国立扮演的东家少(在余华原著中,也是死一户口本),但是影片传达了中国人的救赎理念:”好死不如赖活着“、”孩子就是希望“。而《1942》是虚无的,虚无到没有寄托,没有信仰。

近期上演的电影中,我最喜欢《Life of π》。我喜欢用这个π,而不是英语的Pi,更不喜欢那个花俏的中文译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π就是那个在无意义的世界寻找意义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种从乡村走出来的孩子,进入惊涛骇浪的城市,只有虎狼一样的青春相伴,我们就是π。

我发现,写一个人一生的文学作品,怎么写都好看。相反,很多传记反而不好看。这是为什么呢?我记得看过老美写过一篇《传记之死》,涉及过这个问题。传记不好看,是因为传记作者,总是努力试图从不相关联的事物中找到关联,从没有逻辑的人生中找到逻辑。

例如,一本典型的传记,往往是这么开头的。

刘淼出生于1984年,那一年改革开放进入第6个年头,演员里根正在步入白宫椭圆形办公桌,一个叫乔布斯的青年私吞了朋友开发单片机的7500美元,在大洋彼岸,戈尔巴乔夫距离权力中心只有半步之遥。在距离莫斯科8900海里的太平洋底部,一座火山正在喷出岩浆。而加德满都的天文学家发现,半人马座的嘎嘛星已经有一年没有发出射线了。

看了这样的传记,你的第一个念头肯定是:What’s the fxxking point?

而写一生的小说和传记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文学家构建一个自洽的世界,而没有义务从混乱的世界中寻找联系。

我的目标就是修史,还原个人史,还原时代史,以虚构的方式重构,以下潜的姿势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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