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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对人 读对书

Saturday, January 4th, 2014

dongxue

(注:图为王公懿水墨作品《洞穴》局部)

静下心来想想,过去的2013年并非一无所获,最起码通过做《新西湖》杂志认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跟他们一席谈所带来的收获,往往超过读一百本书,看一千小时的讲座。

这绝不夸张。荀子说过:“吾尝终日而思矣,不知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听在某一领域有建树的人推心置腹的倾谈,就是爬上了高人的肩膀,天因之广,地因之阔,霾因之散,气因之清。

去年我和同事汤葛月人对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思想家高士明进行了访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对西方当代思想和艺术精熟、以一篇《被叛卖的杜尚的遗产》论文成名的他,动辄引用的却是《蕙风诗话》之类“土经典”。再详谈下去才知道,在他那里早已解决了学习的土洋之争。

高士明告诉我,早在民国时期,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就解决了一个中国人治学绕不开的问题,即学术的古今中西问题,并提出“非中非西,亦中亦西”、“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每年本科新生入学第一课,他都请名师来给他们讲解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这篇文章开宗明义: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 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 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就这么简单,学习是没有中西之分、新旧之分、有用无用之分的。我为什么没有早一些知道这一点?在我的博客白板报里,经常可以看到我摊煎饼、榨臭豆腐一样翻来覆去的挣扎:到底是多读中国书,还是多读外国书?到底是读中译本,还是读原文?到底是用中文写作,还是用英文写作?到底是读《段注》,还是读《牛津英语词根词典》?

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白痴的烦恼!这个问题民国时期的读书人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知识都是相通的,艺术都是相连的。没有一样学问是白费的,没有一本书是白读的!

关键是要找到一门属于自己的专业,建立自己的领地,深入地扎进去。

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一书中说:“每个人首先要选择一个固定的专业:神学、法学或者其他任何专业,并且对其进行投入,一直到毕业为止。尽管如此,他的这些投入不应该是为了以他所学的专业为终身的职业,而是为了学会如何坚持不懈和前后一致地工作,学会尊重一个专业内所有的科目,培养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严肃品质。”

关于外语,布克哈特又说:“我们应该学习两门古典语言,如果有可能的话,再增加若干现代语言,因为他们是我们在学界深入下去,特别是接触世界上各类文献的钥匙。我们掌握的语言越多越好。好的翻译应当予以尊重,但是作者的原汁原味的表达法是任何翻译者都无法替代的,另外,原作的词汇和措辞本身已经是深厚历史积淀的最好的证据。”

这不很清楚吗,早知如此,有纠结学什么的这功夫,不如一头扎进一门学问里去。

2013年我遇到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是王公懿,这也是托高士明的福,我们约了他的采访,他那天正好要参加王公懿的画展研讨会,他建议我们采访王,并且给我们做了引荐。

王公懿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思想、作品与言行合一的艺术家。她成名甚早,却不怎么红,她的山水画带着一些粗暴,但充满生命的张力。

我从她那里得到最大的收获是:艺术家不要迎合他人。

王公懿在1980年因一套版画《秋瑾组画》而获得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金奖,当时她有些飘飘然,为了再次得奖,她根据当年流行的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争分夺秒地做了另一件名为《炎黄子孙》的组画,作品参展后,她自己都觉得很“假大空”,从那之后,决定追随内心的真实而创作。

她崇尚不带“目的性”的创作,认为越是放松状态,越能画出好作品。她画画五十多年,只要遇到命题作文,肯定画不好。很多人曾向王公懿求画某某主题,都被她拒绝了,她说:“不是我骄傲,是我这样画的时候都画不好。因为我潜意识当中就想到要迎合你,我从13岁开始绘画,这么有经验了,可是我知道一定画不好。所以我只能说,你从我已经有的作品里,看看哪张好,就挑一张走。如果你都不喜欢,你再等等吧,也许我下一次能变什么来,正好让你满意。”

这跟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深思录》中“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些提示”有异曲同工之处。

布克哈特从接受者的角度,建议大家警惕那些迎合我们的东西。他说:“精神劳动不应当成为一种简单的乐趣。凡是真正流传下来的东西,乍看上去,它们都显得无聊,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是陌生的。它们表现了它们所属的哪个时代的观念和利益,并且面对的对象也是哪个时代,它们并不想迎合我们的口味。经过改编的许多历史的东西因为专门面向我们的,所以被加了一些辅料,以便其中的人物和事件迎合我们的口味。”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读一些世界名著的时候昏昏欲睡吗?布克哈特说这很正常,因为“对于那些没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来说,所有的诗歌以及历史上最令人愉快的人物故事(阿里斯托芬、拉伯雷、堂·吉诃德)都是难以理解和索然寡味的,因为那些人物和故事无法像当代的小说那样给他们切身的感受。”

是的,作为一个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来说,不需要迎合别人,也不需要别人迎合。王公懿甚至建议画画的学生不要轻易把自己的作品示人。“因为有些人太喜欢批评别人,当你正在创作中,对自己又不是特别有信心时,这种意见是很有杀伤力的。碰到这种情况,你可以随意作画,画了以后收起来,攒一段时间自己再回头去看,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少地被这个浮躁的社会所打扰,少走一些弯路。”

对于我来说,在领受高士明和王公懿关于学习和创作的智慧之前,多走多少弯路啊!

现在我知道,读对书,识对人,写自己所乐意写的,即是福,即是道。有用无用,畅不畅销,卖不卖钱,出不出名,皆不可控,从而也跟作者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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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文史参考》靠谱一点

Monday, December 24th, 2012

因为不再上微博,也不在网上看新闻,使得我对传统报刊的需求量大起来。几乎每天都要买两份都市报看一看。

在我住处方圆500米以内,有4个书报亭和1个报摊,以前我经常在路南的一家买报刊,因为看报亭的大姐人很和气,我有一段时间喜欢买《译林》,每次到货后,她都帮我存一本。

然而,因为《钱江晚报》一个愚蠢的零售政策,使我改变了维持了多年的购买习惯。杭州的都市类报纸,上的了台面的,一共有四家,都市快报,钱江晚报,今日早报,青年时报。过去每份零售价都是0.5元。

自从《钱江晚报》与《今日早报》合并成钱江报系后,为了拉小兄弟一把,《钱江晚报》零售价提高到1元,附赠1份《今日早报》。这个零售政策非常模糊,在上述两份报纸上都没有明示,《今日早报》上印着零售价0.5元。赠不赠《今日早报》,完全取决于报刊亭摊主。

人,真是一种奇怪的被创造物,对钱价值的衡量跟面值没有关系。5毛钱,平常掉在地上,我都不一定捡。到菜场买菜,我也懒得跟人砍价,多花的菜钱可不止5毛。但是,每当报摊摊主假装没事人似的递给我一张没有夹带《今日早报》的《钱江晚报》的时候,我都有一种被人偷了的感觉。我会问摊主,为什么不赠报。有的摊主,比如我家西面的那位,脸会轻微地红一下,然后说,这个赠报是可赠可不赠的,既然你提出来了,我就赠给你。但是,南面那家报刊亭,换了一个摊主,态度马上变了。他理直气壮地说,没有赠报。

既然这样,我就绝不在他这里买任何东西了。古有以扫为了一碗红豆羹出卖了长子权,今有报摊主为了5毛钱损失了一个大户。不对,是两个大户。我媳妇也决定不去那里买了。

另外,我也不再买《钱江晚报》了。我不想每天为了5毛钱而勾心斗角。现在我每天都买一份《都市快报》加《青年时报》,1块钱正好,不用找。

我把家西面那一家报刊听内定为我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今天从那里买了两份杂志《文史参考》(12下)和《看历史》(12)。《看历史》的封面专题“父与子-我们怎样做父亲”激发了我的购买欲,它外面套的塑料袋阻止了我的窥探欲,所以我掏了16元。《文史参考》是第一次买,但是我看到“人民日报社主管”,增加了我的好感度。通过这一段恶补内蒙古近代史资料,我发现,来自官方的史料,尤其是口述实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买回家一看,证实了我的判断。《文史资料》里的文章,虽然不“新锐”,但多为扎实的史料。例如,讲到江青在被隔离审查期间,每个月伙食费30元(1970年代末的30元,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每顿一荤一素一汤,每周2斤水果,2次牛奶,1次饺子。江青吃得很香,并对看管她的人说:“我吃好养好,是为了跟修正主义做斗争。” 里面一篇大稿,采访党史学家杨奎松的,也不错。杨因为四五事件写诗而坐牢,狱中有一个“国民党燕北游击队参谋长”,其实是一个小偷小摸,因为不堪被监督劳动之苦,干脆按照香港电台的知识,写了一封要钱的信,信中表示要成立一支游击队。杨奎松后来出狱后,无意中看到布告,此人被枪毙了。

《看历史》则让我大失所望。里面的专题,东拼西凑,作者都是网上脸熟的那些“专栏作家”,根据我多年与杂志相处的经验,如果一本杂志的专题,不靠自己记者采写,全靠专栏作家们拼凑,是无论如何达不到内容、风格的统一的。记者至少去采访,专栏作家可都是在家坐着呀。里面的一篇《1919:鲁迅之问》,就是把鲁老师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给paraphrase了一遍。谁会放着大白馒头不自己吃,而是要让别人嚼一遍再喂给自己呢?

凡是整版大照片和专栏作家处处可见的杂志,都不值得信任,这是我看了这么多年杂志得出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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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1942》,喜欢《Life of π》

Friday, November 30th, 2012

中国一直有易代修史的习惯,当朝为前朝修史,并把当朝的历史留给后朝去修。这比自己给自己涂脂抹粉,显然要客观得多。

《1942》就是一部用胶片修成的历史,我把它看成是一部纪录片,而不是虚构剧情片。这部片子很赚人眼泪,我承认,我坐在黑暗中,也眼圈发红,还看到电影散场时,一个老先生坐在座位上双手合十,纹丝不动。

但是,我不喜欢这部电影。因为片中没有灵魂与信仰,尽管出现了教堂、神父和传教士。

冯小刚刻意表现饥饿的残酷,有的到了令人坐立不安的地步,也达到了中国电影审查机关所能容忍的极限,但是,对于电影来说,残酷不能当饭吃。史诗电影必须有美学意义和神学意义上的救赎,否则只能算是记录,而非史诗。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喜欢张艺谋拍的《活着》(不喜欢孟京辉的话剧版,以后有空专文论述),尽管富贵少爷遭受的苦难不比张国立扮演的东家少(在余华原著中,也是死一户口本),但是影片传达了中国人的救赎理念:”好死不如赖活着“、”孩子就是希望“。而《1942》是虚无的,虚无到没有寄托,没有信仰。

近期上演的电影中,我最喜欢《Life of π》。我喜欢用这个π,而不是英语的Pi,更不喜欢那个花俏的中文译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π就是那个在无意义的世界寻找意义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种从乡村走出来的孩子,进入惊涛骇浪的城市,只有虎狼一样的青春相伴,我们就是π。

我发现,写一个人一生的文学作品,怎么写都好看。相反,很多传记反而不好看。这是为什么呢?我记得看过老美写过一篇《传记之死》,涉及过这个问题。传记不好看,是因为传记作者,总是努力试图从不相关联的事物中找到关联,从没有逻辑的人生中找到逻辑。

例如,一本典型的传记,往往是这么开头的。

刘淼出生于1984年,那一年改革开放进入第6个年头,演员里根正在步入白宫椭圆形办公桌,一个叫乔布斯的青年私吞了朋友开发单片机的7500美元,在大洋彼岸,戈尔巴乔夫距离权力中心只有半步之遥。在距离莫斯科8900海里的太平洋底部,一座火山正在喷出岩浆。而加德满都的天文学家发现,半人马座的嘎嘛星已经有一年没有发出射线了。

看了这样的传记,你的第一个念头肯定是:What’s the fxxking point?

而写一生的小说和传记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文学家构建一个自洽的世界,而没有义务从混乱的世界中寻找联系。

我的目标就是修史,还原个人史,还原时代史,以虚构的方式重构,以下潜的姿势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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