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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围棋

Tuesday, July 23rd, 2013

关于围棋,我略知一二。因为我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围棋,经常抱着棋书啃,而且还装模做样打谱。但始终是臭棋篓子一个。鼎盛时期(也就是敢跟人叫板的时期),棋力不过在业余三级左右(我一个业余初段的同学的评价)。

围棋虽是小道,但始终担任着中日文化交流道具的重任。如果没有日本,就没有世界围棋的今天。因为围棋虽然是中国人发明的,并在你所说的清代达到一个高峰,而实际上中国的围棋是不行的。这因为中国古代围棋有座子制度,就是先在四个星位(既然围棋棋盘的”四·四”位)上对角放上黑白两子。其用意是双方实力平衡(其实这也是后人瞎扯,棋盘空空如也最平衡了。)但这严重限制了围棋的发展。因为稍微学过一点围棋的人都知道,一个小目(围棋棋盘上的”四·三“位置)定式会有多少变化。而做出这一大胆改进的是日本人。

日本人爱围棋到什么程度?到不要命的程度。日本围棋史上有著名的吐血名局,井上家的棋手赤星因彻(20年了我依然记得这个名字)向第12世本因坊丈和(这个名字Google了一下)发起挑战,对弈了四天四夜(当时日本围棋界的规矩,高手随时可以打挂,意思就是暂停比赛,等待回家跟众弟子研究后,次日再弈),难分胜负。到了第五日,执白棋的丈和给了赤星一记”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的妙击,一举奠定优势。最后下到第246手,(你如果下过围棋肯定直到这时轮到黑棋走了),赤星老师一看盘面上白棋领先10目,顿时觉得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同门,一口鲜血吐到棋盘上,后竟为之殒命。

吐血名剧发生的时候,也就是道光年间开始,日本围棋的水平就扶摇直上。中日围棋交流最盛的民国初期,段祺瑞邀请日本五段棋手来华,让中国一流棋手们三子。让三子是什么概念?这要从”棋份“说起,顾名思义,“棋份”就是在棋界的辈分。要知道在近代日本,不按棋份是没人跟你下棋的。

“棋份”有几种,最高的叫“分先”,因日本棋手下棋都是番棋,所以轮流执黑,这叫分先。(那时黑棋是不贴目的,所以先下自然占便宜)。

其次,先相先,就是三番棋两番执黑。这是高手给下手的待遇。

再次,让先,高手让下手总执黑。

再再次,让二子(让一子没法让,让一子就是让先了)。

再下一等,让三子,直至让九子,乃至二十五子。

所以,可以说,民国初年,日本五段高手(当时还有本因坊秀哉在,大概九段以上的水平)比中国国内高手要高不少级别。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爱吴清源,那是因为吴清源(原名吴泉),真的给国人争了光啊。

1927年,吴泉作为神童已经蜚声东亚,日本来了个五段,让他二子,双方基本打平。这在以前是绝无仅有的。后来吴清源去了日本,与木谷实二人,威震日本,把所有日本一流棋手打到了先相先的级别。

尤其是他初到日本,(这一段请允许我不借助任何搜索引擎,纵容记忆的纰漏),作为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他向日本围棋第一人秀哉名人发起挑战。这个棋谱在我大学时代,我打过若干次,它甚至成了某种安慰,当我感到沮丧和被弃绝的时候,就往往想起这个棋谱,因为吴清源实在走得太豪迈了。他第一手星位,第二手三三,第三手天元。在当时的日本棋界,把三三当做禁手,面对大神这样下棋,会被解读为僭越与狂妄。秀哉沉着应对,但还是屡屡打卦。有时一天就走一手棋,他就宣布封棋。后来,第160手,秀哉弈出比妙手还要精妙的”鬼手“,吴清源无论如何应对,都会吃亏。但是多人作证说,这一招是秀哉名人的弟子前田陈尔(这个名字没有借助Google)想出来的。吴清源回忆说,有一次他对弈中去上厕所,经过名人弟子的棋室,发现里面密密麻麻坐满了人,把每一手变化,都研究透了,封盘之后,他们再把研究结果告诉师傅。后来,这棋吴清源输了。但是他赢得了很大的名声。

川端康成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名人》,说得就是无名小卒向秀哉名人挑战的故事,不过故事的主人公映射的不是吴清源,而是与之争锋的另一高手:木谷实。在小说里,木谷实小人得志,名人有风度地被打败,像一个莎士比亚的君王,虽然失败,但并没有丧失其尊严。

中国围棋赶超日本,始于陈祖德。

建国后,周恩来和陈毅对于围棋都很重视,也邀请了日本职业棋手来华交流。当时来了一位50多岁的老太太,叫什么我忘了,打遍国内所谓的”南刘北过“等高手,并且给他们让两子。这对于继续在各个方面树立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陈祖德在后来那本战胜癌症的教科书《超越自我》中承认,这是”民族的耻辱“。

因为有这件事,才于1956年制定了围棋职业化的一系列标准。当时全国棋手定段,是以一位日本棋院颁给4段的中国棋手(名字待查,但也懒得查)为标准的。

这一抓,还真灵。1963年和1965年,陈祖德两次战胜日本九段棋手。在当时,这是一个可以与抗美援朝比肩的成果(这句评价是我胡诌的。)

棋迷为什么会喜欢围棋?并且如痴如醉?

首先,因为毫无疑问,围棋与象棋相比,更高一个档次,属于高智商的贵族运动。象棋,很市井,围棋,很贵族。这不用过多解释,围棋的变化更为复杂,理论上讲有(361!)这么多种变化。一个大斜定式,就有成百上千种变化,号称”大斜千变“。更不用说中盘和官子的技巧了。(这里需要说一句,看《官子》这样的书,是学围棋的基本读物,谈不上高深与专业。因为一盘好局,往往因为收官不慎,而转胜为败。)

其次,围棋就是头脑的摔跤,是残酷的搏杀。别看表面上风平浪静,对于下棋的人来说,一局棋简直就是他的一生。围棋有很多术语,哪怕外行听起来都觉得心旌摇荡。比如形势好的时候:顺风满帆,堂堂正正,攻击的急所,点中要害,追击大龙。形势差的一方:被搜根,形势窘迫,苦苦治孤,大龙被屠……

再次,围棋是生活的隐喻。围棋的道理,完全可以用到生活中。比如中国古代有个围棋十诀,说是做人的道理,也不勉强。比如说:入界宜缓,对于组织部来的年轻人来说,还有比着更好的忠告吗?动须相应,不可贪胜,赢棋不闹事(既得利益者应有宽阔胸怀)。

最后,围棋作为业余爱好受时代大潮的影响。八十年代中日围棋擂台赛,让许多人爱上了围棋,并成为终生的喜好。如果没有聂卫平势如破竹(老聂的鼎盛时期,真的是所向披靡。他有一局棋,一个大角都被吃了,但是他通过不断借用这片死期,居然把局面挽回了。在棋诀上,这叫:临危须弃,弃子争先。),围棋在中国不会这么普及。

围棋,对于一些人来说,简直就是他们的第二条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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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散文《姐姐》完整版

Thursday, April 4th, 2013

【白板报按】父亲找人打字,发来了《姐姐》一文的完整版,比短信发来的缩略版更好看,也更让人心酸。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大姑是因为家里欠了别人的高粱,才嫁给了我大姑父,而大姑父10以内的数都不会数……就这样过了一辈子啊,一辈子。

姐姐

六十四年前的今天,我来到这个世界。生日之际,儿时对姐姐的点滴记忆不时浮现脑际。只怜初中毕业的实际水平,又没写任何东西的实践经历,更不懂得怎样写回忆录,有的,只是对姐姐真实记忆自然流露的冲动……

一九六○年,是我们这代人想忘也忘不掉的一个特殊时段。全国大饥荒的爆发,使自然界里所有能吃的东西一扫而光。树皮、树叶,还有池塘里的水草等等……村里每天都有饿死的人,但没有人哭,没有人看,也没有人抬。因为人们实在没有了多余的力气,只有求助生产队里的牛车往外拉……

那一年,我十二岁,上小学三年级,姐姐二十二岁,已经结婚一年多。

水利工程还是有的,上面有专项补助粮。因为工地上开食堂,男女劳力都争着去挣口吃的。

姐姐婆家的工地就在我们村东边,食堂设在我们村里。每天早晨天不亮,姐姐就去食堂排队领饭。主食是先用水煮而后用笼蒸熟的地瓜干。一人一份,按斤按两。分到每个人的碗里也就大半碗,一般人只能吃个半饱。姐姐把块大点的、颜色白点的地瓜干拣出来,。包在事先准备的一块旧布片里,然后揣在怀里。每当早晨我抱着课本(那时没有书包)快到学校门口时,远远看到寒风中姐姐那单薄的身影……姐姐把布包塞到我的手里,转身追赶已经远去的工友……一个多月的工程,天天如此,致使我那蜡黄的小脸渐渐显现出些许血色和光泽……

长大以后我常常想,姐姐当时正值年轻,靠吃捡剩的、碎小的、发黑甚至发霉的那点地瓜干,怎么能承受起工地上那一百多斤重的土筐?姐姐是在用对自己年轻身体的透支补充着我幼小身体的营养……每每想起,心里躁动着不宁,眼里涌动着泪水……

姐姐虽然没有文化,却文静端庄,亭亭玉立,是村里数得着的俊姑娘。就因为上辈人借了人家一口袋(大约100斤)料头子高粱(没有脱糠皮的高粱,约六成粮),为了避免人家天天催要,便把姐姐许配给人家的孩子。有了亲家关系,人家再没催要那口袋下风头的、带着糠皮的箅高粱,作为代偿,失去的却是姐姐一生的幸福。

姐夫长姐姐一岁,属于村里那种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不光没文化,连十以内的数也数不过来。记得姐夫到我们家,嫂子们取笑他说:他姑父,你数一数俺家窗户有几根棂子?姐夫憨厚而为难的说“您糊上纸了咋数?”惹来一阵哄笑;还有一次,嫂子们取笑姐夫,正巧碰上生产队里的饲养员牵着两头牛到井上去饮水,一个嫂子说:“他姐夫,你数数这两头牛一共几条腿?”姐夫憨笑着说:“它走着谁能数的过来?”自然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每当遇此尴尬,姐姐总是默不作声,她已经屈从了命运的安排,人生的辛酸和苦难,似乎剥夺了姐姐笑的功能,以致我从小不记得姐姐笑的模样……

姐姐人前极少说话,别人说话她总是静静地听。有人问她: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姐姐说:“听比说好,人家说得对咱就记住,说的不对,就当没听见。”

姐姐虽然没有进过学校门,但对读书人特别崇尚。多少个早晨起来,饥肠辘辘的我都想不再去学校。因为学校里剩下的学生已经不多,四个年级合起来还不够一个班。老师们也是轮流上课。每个年级讲课不到十分钟,其余时间就是自己默读或者默写,以不影响其他年级上课。

不上课的老师有的躺在床上等下一节课,因为躺着可以减少对体力的消耗,以保证上下一节课时,能够发出让三十多个人都能听得到的声音。下节课还轮不到的老师就到附近田里去找吃的。野菜是没有了,就挖土里的野菜根……

每当看到我有退学的念头,姐姐总是给我鼓励,说:“今天再坚持,说不定明天会好点……生在我们这个地儿,活八辈子和没活是一个样,多识几个字,说不定就有熬出头的时候……”。我最听姐姐的话。完全是为了不让姐姐失望,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就有了“坚持一天,再坚持一天”的信念和勇气。

也完全是为了姐姐的企盼,我咬紧牙关,挺过了那段时光,改变的却是我及子孙几代人的心理路程和人生轨迹……

姐姐虽然少言寡语,但对人情是非,善恶曲直,心里明镜似的。饥荒年的春节,是姐姐结婚后过的第二个大年。大年初一早晨,她和婆、公、姐夫围坐在炕上吃全年唯一的一顿饺子。为了这顿饺子,不同的家庭在想着不同的办法。有的拿出祖传首饰;有的拿出为女儿准备送嫁的铺盖;有的老人忍痛拿出准备自己后事的棺木和寿衣;实在没有办法的家庭就从房梁上抽出一根檩条,到黑市上换几斤麦子,磨面时掺上点碎地瓜干,凑合全年这唯一一顿饺子……

吃饭间,门口来了一位乞讨的妇人,不停地说着同一句话:“大爷、大娘,给口吃的吧……”。公公、婆婆不说给,也不说不给,只是默不作声。也难怪二老,为了这顿饺子,二老跑到一百多里外种洼地的亲戚家借来五斤麦子。说是“一顿”,其实就是一人一平碗,吃光就算是一顿,就算是没有挡在“年”的那边。姐姐看着站在门外冻的瑟瑟发抖的妇人,一向不多言多语的姐姐试着问婆婆:“娘,今天太冷了,给她舀碗饺子汤吧”?见婆婆点头,姐姐把自己的饺子碗放在灶台上,从妇人手里接过脏兮兮的讨饭碗,放进灶台后面的洗碗盆里刷洗干净,舀了慢慢一碗饺子汤,趁家人不注意,又从自己碗里拿了一个饺子放进汤里一并递给妇人。妇人接过热腾腾的饺子汤,几乎是一口气喝个精光,却唯独没有吃那个饺子,而是转身把饺子倒进背在身后的布袋里,然后拖着弯弯细细的打狗棍(其实已经没有狗,只是作为讨饭的象征)满足地离去……,后来,姐姐每每说起,眼里总是含着泪花:想必家里有等她回去的孩子……,婆婆每每说起:咳,见过打发讨饭的,没见过给讨饭的刷碗的……

姐姐和婆婆分灶立户以后,住进三间破旧低矮的小东房,尽管屋子摇摇欲坠,但姐姐生来勤快,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以后再去姐姐家,不管生活多艰难,姐姐总是想办法给我做碗面条。

姐姐与公、婆分家后,和婆婆、公公、邻里乡亲相处极好,从没拌过嘴,更没红过脸。有人问姐姐用的啥办法,姐姐总是淡淡的说:好办,离“亏”近点,离“便宜”远点。姐姐虽然不会说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却有着自己做人的准则和本分。她从来不占别人家的便宜,不管是人家知道的时候还是不知道的时候。有的时候街坊邻里家的母鸡跑进她家的鸡窝下蛋,姐姐总是守候在一边,等鸡发出“咯咯咯”的报捷声,姐姐就把热乎乎的,还散发着鸡的体温的鸡蛋拿在手里,尾随在鸡的后面,看它到谁家去,问清楚是谁家的鸡,然后把鸡蛋给人家送去。那时一个鸡蛋能卖五分钱。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五分钱能解决一个生活中的难题,能买四两盐,或三两煤油,或两盒半火柴,或孩子上学用的一个作业本。

姐姐与人为善的人品,使她心里充满着爱。在她的眼里,全世界都是好人。如遇别人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旁观者都愤愤不平,她却心怀宽容:咳,谁还不做点错事,再说,人家未必是故意的。

姐姐平和、淡然的处事心态,使她心静似水,从没有大喜过望,也没有愁眉苦脸。若偶遇幸运,她总是说:咳,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她总是劝慰别人:“不用愁,会过去的……”事过之后,孩子们问姐姐:娘,你咋知道“会过去”?姐姐说:我知道个啥,我只知道一是愁也没有用;二是老天爷不会堵死好人的活路……

参加工作以后,我就想攒点钱给姐姐,可是姐姐一生清贫节俭,极不情愿接受别人的资助。我就偷偷把钱放在她的枕头底下或褥子底下,可姐姐从来不花,总是找个机会或找个理由(如孩子上学、结婚等)再把钱返送回来。

姐姐喂了十几只母鸡,春秋季节每天能拾七、八个鸡蛋,可她总不舍得吃,够了十斤、八斤就给我们送来或捎来。她说她的鸡只喂粮食,不吃饲料,下的蛋城里人稀罕,乡下人吃下还不一样……

或许是上帝眷顾姐姐的善良,同情姐姐的命运坎坷,赐给她一副健康的身板。七十五岁的年龄,腰不弯、发不白,耳不聋、眼不花,与姐夫种着六亩地,喂着两头牛,十几只鸡,平常年景自给有余,从不让别人帮忙。去年三外甥养鸭欠了银行的贷款还不上,姐姐一次拿出三万多元,不光孩子们万分惊叹,街坊邻里都纳闷:啥时攒了那么钱?姐姐说:嘴里不吃肚里攒,有钱不花行,没有钱不行,老了长病长灾,指望谁也不如指望自己……

今年姐姐种的棉花遇上特大涝灾,六亩棉花只卖了一千多块钱,减去化肥、农药、种子、薄膜等费用,人工白搭、力气白搭,净收入还不到一百元。我对姐姐说:“明年别种了,歇歇吧,缺钱和我说。”姐姐说:“庄稼不收年年种,当官的不种地,老百姓都认,老百姓再不种地,再大的官,再多的钱,也得把脖子绑起来(白板报注:家乡方言,指的是比“勒紧裤腰带”更严峻的挨饿状态。)……”

每逢集日,姐姐总是骑着脚踏三轮赶邵家集、下河集,天好的时候还赶富国集,往返六十里,从来不在我们家住下,说是家里忙,离不开。实际上姐姐知道城里人爱干净,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记忆和现实中的姐姐,在我心灵深处,更有叫不出口却铭记于心的称谓——“姐母”……

草于癸巳正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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