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Tagged ‘媒体’

在杭州听广播

Tuesday, February 4th, 2014

我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叫杭州的大农村,那里有一张烟火气息很浓的《都市快报》,文风俗,标题亮,代表作是《我这个月的大姨妈怎么还不来?还不来?还不来?》,还有一个市井气息很重的电台《交通91.8》,一听这个台主题歌就大致可以猜出其特色:“欢迎打开,欢迎进入,交通91.8的family……”话说报纸可以不看,广播有时却不能不听。《交通91.8》几乎是杭州每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最爱,不管你愿不愿意,只要在杭州打车(如果你能幸运地打到车的话),广播就灌到你耳朵里。

在杭州这个地方,本地媒体都很乖巧,很少敢做批评性报道。但《交通91.8》是一个例外,它有一档《我的汽车有话说》,开创了批评报道的先河,批评的对象是跟汽车有关的服务机构:汽车厂商、4S店、保险公司、甚至外地交警。这档的主持人于虎在杭州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经常把汽车厂家的经理训得像三孙子似的,也经常把4S店的主管问得哑口无言,还会把保险公司接线生给教育成复读机,一遍一遍重复服务套话。所以,司机们,无论开的是五菱之光还是玛莎拉蒂,都喜欢听这个节目。什么?开玛莎拉蒂的还听这个?是的,不但听,还打热线投诉呢。有一次,一位开这种豪车的车主打通热线,反映该车号称手工打造的发动机盖里,填充物是竟然破棉絮。于虎很痛快地答应帮他维权。这期节目很火,因为《交通91.8》深知,对于广大市民来说,看到富人犯傻、上当、被虐,实在太过瘾了。

除了汽车维权节目,《交通91.8》还有一些其他特色栏目。每到下午和晚上,司机们犯悃的的时候,它就播出一档《钱塘夜色》的栏目,一个叫“南哥”的主持人,在迪厅音乐的伴奏下,故意气喘吁吁地讲一些网上段子,配上罐装笑声,让司机们很有蹦迪或去健身房的感觉。还有一个插科打诨的节目,一男一女俩主持人,把舌头打了很多卷,模仿北京人的口音,讲一些不好笑的笑话。偶尔也有正经的时候,连线港台二三流学者,对热点话题进行评论。说的都是没营养的片儿汤话,但电话那端学者们的语气语调却像在中央党校给常委们授课一样。

说到播送路况,本来就是交通台的本行,但是当你真正有迫切需要的时候,也不要对它抱多大指望。去年夏天,我们全家冒雨开车去城北看朋友,回来发现路上一片汪洋,很多车抛锚在水中。此时,我打开收音机,迫切想听到水淹城北的新闻以及哪条路可以回家,但是《交通91.8》却一直在播两个主持人逗闷子,另一家交通台也在扯一些无关的闲篇。最终,我关了广播,改放《命运交响曲》,涉水把车开回了家。后来,我明白,为什么交通台此刻不贴心,因为批评暴雨就是批评市政就是批评官员,他们可不像4S店那么好惹。

即使在杭州这样的二线城市,电台的竞争也很激烈。十年前,我曾经在《西湖之声》客串过几期节目,帮主持人一桐老师接过夜间热线。可能是做情感、做夜话没有多少市场,几年前一桐老师去了余杭电台,《西湖之声》开始打造“汽车电台”概念,提出“开车,就听汽车电台105.4西湖之声”的口号。另外一家《城市之声》也改成了《私家车电台》。并且推出了自己的特色服务:全部女主播。我觉得,这种定位和策划真是太二了。广播是一门只能听声音的艺术,男声女声各有千秋,缺一不可。把电台的主播全换成女的,有点跟竞争对手赌气的成分。就像一个餐厅全用女厨师不但不能提高菜肴的品质,反而减少顾客的选择一样,在一个电台消灭男声,只剩高频,也不是一个好主意,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好噱头。

除了市级省级电台,杭州有两个区还有自己的区级电台:一是余杭,二是萧山。这两区一直在杭州一直享受不到国民待遇,杭州任何惠民政策出台,文件中几乎都会有一句:(萧山、余杭除外)。余杭台我没听过,但萧山台确实办得很有生气。我听过几次,被一个栏目吸引,栏目名不知道,内容是请一位萧山老太太用夹杂者方言的普通话讲民间故事,特有灵气,也特接地气。是啊,本来萧山的经济就发达,市民社会形成也早【注1】,文化自成一脉,还不想带杭州城区的土鳖玩呢。

这是马年第二篇千字文。

【注1】关于萧山市民社会的形成,国外早有专论。详见Gordon White的论文 Prospects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aoshan City 发表于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9 (Jan., 1993), pp. 63-87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rticle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949952

864 total views, no views today

在富士康

Monday, January 28th, 2013

买了《第一财经周刊》第239期,只因被它附赠的一本单行本小册子所吸引,小册子的标题是《在富士康》。

2012年11月4日,《第一财经周刊》人物主笔李申,化妆成工人到淮安富士康应聘,在生产线上工作了15天,写下了这篇报道。我读了两遍,眼眶湿润了两次。

富士康一直是一家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企业,不仅仅是因为2010年开始的连续11起员工跳楼事件,而且因为它是苹果公司攫取高额利润的重要一环,在全球都受到关注。

福特曾说:“没有人能管理100万人。”那是因为他活得不够长,不知道郭台铭和他的富士康王国。郭台铭发现,当工厂的人数为40万的时候,规模效益最大,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少。所以,他开始在内地开办规模为20万人的工厂。淮安富士康就是其中之一,它主要生产iPhone5用的Lightning数据线。这条线在苹果官方商店每条的零售价是149元。

李申的特写,为我们展现一幅大工业化时代的图景,它不壮丽,也不凄惨,但像机器王国一样整齐划一、枯燥单调。

文章开篇是一幅富士康体育活动大厅的流程图,看上去跟生产线上的流程图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作业内容”是领取器材、锻炼身体、归还器材。这叫“目视管理”,就是让一切一目了然,不用解释。

生产线上也是这样,富士康把生产一条数据线分解为近百个工站,12个检查点。每个工站要完成的动作不超过3个,一个工人,不管有没有技能和经验,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上线生产。李申所做的工作是“DB端焊点检查”,每天检查4500根数据线,按10小时工作制计算,平均8秒一个。

富士康工人来自于地方的招募与输送。每个地方政府在吸引富士康建厂的时候,除了给予了土地、税收方面的优惠之外,都承诺帮助招募劳动力。政府把任务层层分解,最后交给中介来完成。中介搬着小板凳在闹市区,招徕工人。

平时而论,富士康的待遇在中国的工厂中算是不错的。员工基本月工资2000元,要想多赚钱,那就多加班。非节假日晚上加班费是平常工资的1.5倍,节假日加班是平常工资的2倍。到了旺季,一个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4000元。工厂配备有心理辅导员,还开通了78585爱心热线,平均每6500个工人背后就有一个话务员。厂区里有体育馆、游泳池、图书馆,当然还有网吧,每个员工每月10小时免费上网时间,超出部分要收费,但也比外面的网吧便宜。

但几乎没有人在这里上班超过3个月。

农民工的季节流动性是原因之一。中国有2.5亿农民工大军,他们随着季节在不同行业和地区迁徙。冬天是建筑业的淡季,却是电子业的旺季,因为苹果等数码产品在圣诞节前后销量会大增,拥挤的厂房也成了避寒的地方。因此,很多男工会到富士康来工作几个月。

工作的乏味枯燥是工人坚持不下去的第二个原因。李申写到:

“在流水线上,没有复杂的工作,不需要动脑子。单看每一项具体工作,也不很费力。但是,当每项工作重复4500次之后,就会变得很辛苦,身体上一直重复用力的部位,会很疼痛。”

“当你看着流水线不断流动,似乎永无休止,做完一件,就有三两件在等着你。而时间过得很慢,似乎下班永远不会来临,就会立即产生疲劳、厌倦。有人在生产线上大哭,说他月底、周末、明天、今晚就要离职。男工人和女工人通过讲一些黄色笑话来打发流水线的枯燥和无聊,虽然也不是很好笑,但是谈论性确实是舒缓压力的方法。偶尔也有人在车间里吵架和打架,声音都很大,但是别的工人完全没有时间去看,所以很快就会平息。”

作者在文中不慌不忙穿插了泰勒制和福特制的历史叙述,福特曾经通过采取流水线作业,使得工人的日工资增加到5美元,劳动4个月就可以买一部自己装配的T型车,从而跨入中产阶级的阶层。而富士康的工人们的绝望之处在于,他们永远不可能像100年前的工人那样步入中产阶级。

谁能在中国过上好日子?如果像郭台铭这样采取大规模生产和精益求精地追求质量,都不能让工人致富,那么中国的财富都跑到哪里去了?文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看最近网上爆出的房叔、房姐、房祖宗,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难寻找。

李申通过亲身体验,得出结论:

“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它不限制人身自由,不强制加班,可以请假,可以旷工,大部分工人都是自愿来的,即使不是自愿来的,进了富士康之后,可以立即离开。”

“小学或者初中文化程度的人,连26个字母也不会写。经过一两天的培训就能上岗,每个月可以赚到3000-4000元人民币,他们的劳动可以换回美元,这就是富士康的价值。”

然而富士康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涨薪也没有人领情。一百年以前,美国黑人们唱着蓝调涌向底特律。

我们要去底特律,
去找一个叫福特的人。
找一份好工作,
不再挨饿。

如今不会有人唱一首歌给郭台铭,他始终处于批评漩涡的中心。

富士康的下一个希望寄托在机器人身上。他们启动了“金匠中原计划”,大量的工业机器人将在山西晋城制造。等到机器人成熟之后,郭台铭将不再需要那么多产业工人,他将率领130万机器人在工作。

李申写到:

“那时的富士康不需要招募,不需要体检,不需要培训,不需要考核,不需要拉学生来实习,不用背负道德批判,不用盖宿舍和食堂、游泳池和网吧,医院和超市,不用制定规章制度,不用把规章制度改名叫温馨提示,不用标语,不用打卡机,不用支付工作和加班工资,不用统计请假和旷工,不需要替补,不需要休息,不用分早晚班,不用防止跳楼、禁止吸烟,不用担心有人打架,不用警告、记小过、记大过和开出,不用安保系统,不用关爱中心和78585热线,不用带(戴)着红袖章和红帽子的人维持秩序,不需要线长、组长、课长在车间里转来转去,去需要奖励和惩罚。”

“这样郭台铭会不会更开心和轻松一点。但是如果这些都没有了,还要富士康干什么。富士康的价值不久在于它做了这些事情么?如果这些都没有了,就可以搬到美国去了。”

从农村涌向城市的中国产业工人,一直是媒体所关注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张彤禾曾经写过一本书Factory Girl,我曾做过读书笔记。但作者没有进入生产第一线,所有的材料来自访谈。与之相比,李申乔装成工人,进入流水线,一干就是半个月,获取了第一手资料,记录下亲身感受,十分难得。这也凸显出文字记录的重要,《在富士康》没有一张照片,但是比影像更有力量。

向一财和李申致敬!

913 total views, no views today

如果媒体自身就是个恶魔

Sunday, October 21st, 2012

虽然我对媒体的道德操守早已不抱希望,但是看到今天浙江一份报纸刊登的分类广告,还是吃了一惊。这则广告就刊登在体育版的下方,非常扎眼。

讨债分类广告

我不知道这个“东北兄弟”是个什么机构?至少看上去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也不清楚“东北兄弟”用什么方式追债,用“东北”的方式,还是“兄弟”的方式?至少这则广告隐隐给人以赤裸裸、血淋淋的感觉。

媒体刊登这样的广告,有没有核实过刊登者的身份?有没有调查过“东北兄弟”的追债行为是否合法?有没有咨询过律师这样做是否符合广告法?有没有考虑过读者尤其是订户的感受(他们预付了报款,按照默认契约理应看到不违背社会基本道德和善良民俗的内容及广告)?

这些不得而知。唯一可知的是,报纸刊登这则分类广告,又获得了几百元的广告收入。业务员又会有几个点的提成。年终总编的工作报告里,又会有广告额增长百分之几的业绩。至于,类似广告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则没人在意。

长期以来,媒体以正义的化身自居。可有没有想过,如果媒体自身就是一个恶魔,会怎么样?

这是完全可能的。在中国,媒体要侍奉两个主子–党和市场。一方面,媒体是喉舌,被赋予了合法出版和经营的特权,另一方面,又要从市场里讨饭吃。这两种功能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怪物:既没有纯党报的非牟利性,也没有纯市场报的客观性与批判性。所以,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权力和金钱双重控制的双头怪兽,一口吞没真相,一口吸金吞银。它尽管标榜自己是正义的,也真诚地认为自己代表正义,但很容易变得怯懦与贪婪,伪善与势利,即鲁迅所说的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明白了这个道理,当媒体介绍一个旺销的楼盘的时候,当媒体邀请你参加购物狂欢节的时候,当媒体推荐一个好吃的餐馆的时候,当媒体介绍一本书一部电影的时候,你都要留一个心眼。媒体从业者里有很多好人,但是媒体本身很可能是一个为了利益毫不留情的野兽。无论它打着什么样的旗号,什么理性,建设性,一纸风行,温暖,美好,幸福久一点…都见鬼去吧。

695 total views, no views today

Pages: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