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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士康

Monday, January 28th, 2013

买了《第一财经周刊》第239期,只因被它附赠的一本单行本小册子所吸引,小册子的标题是《在富士康》。

2012年11月4日,《第一财经周刊》人物主笔李申,化妆成工人到淮安富士康应聘,在生产线上工作了15天,写下了这篇报道。我读了两遍,眼眶湿润了两次。

富士康一直是一家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企业,不仅仅是因为2010年开始的连续11起员工跳楼事件,而且因为它是苹果公司攫取高额利润的重要一环,在全球都受到关注。

福特曾说:“没有人能管理100万人。”那是因为他活得不够长,不知道郭台铭和他的富士康王国。郭台铭发现,当工厂的人数为40万的时候,规模效益最大,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少。所以,他开始在内地开办规模为20万人的工厂。淮安富士康就是其中之一,它主要生产iPhone5用的Lightning数据线。这条线在苹果官方商店每条的零售价是149元。

李申的特写,为我们展现一幅大工业化时代的图景,它不壮丽,也不凄惨,但像机器王国一样整齐划一、枯燥单调。

文章开篇是一幅富士康体育活动大厅的流程图,看上去跟生产线上的流程图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作业内容”是领取器材、锻炼身体、归还器材。这叫“目视管理”,就是让一切一目了然,不用解释。

生产线上也是这样,富士康把生产一条数据线分解为近百个工站,12个检查点。每个工站要完成的动作不超过3个,一个工人,不管有没有技能和经验,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上线生产。李申所做的工作是“DB端焊点检查”,每天检查4500根数据线,按10小时工作制计算,平均8秒一个。

富士康工人来自于地方的招募与输送。每个地方政府在吸引富士康建厂的时候,除了给予了土地、税收方面的优惠之外,都承诺帮助招募劳动力。政府把任务层层分解,最后交给中介来完成。中介搬着小板凳在闹市区,招徕工人。

平时而论,富士康的待遇在中国的工厂中算是不错的。员工基本月工资2000元,要想多赚钱,那就多加班。非节假日晚上加班费是平常工资的1.5倍,节假日加班是平常工资的2倍。到了旺季,一个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4000元。工厂配备有心理辅导员,还开通了78585爱心热线,平均每6500个工人背后就有一个话务员。厂区里有体育馆、游泳池、图书馆,当然还有网吧,每个员工每月10小时免费上网时间,超出部分要收费,但也比外面的网吧便宜。

但几乎没有人在这里上班超过3个月。

农民工的季节流动性是原因之一。中国有2.5亿农民工大军,他们随着季节在不同行业和地区迁徙。冬天是建筑业的淡季,却是电子业的旺季,因为苹果等数码产品在圣诞节前后销量会大增,拥挤的厂房也成了避寒的地方。因此,很多男工会到富士康来工作几个月。

工作的乏味枯燥是工人坚持不下去的第二个原因。李申写到:

“在流水线上,没有复杂的工作,不需要动脑子。单看每一项具体工作,也不很费力。但是,当每项工作重复4500次之后,就会变得很辛苦,身体上一直重复用力的部位,会很疼痛。”

“当你看着流水线不断流动,似乎永无休止,做完一件,就有三两件在等着你。而时间过得很慢,似乎下班永远不会来临,就会立即产生疲劳、厌倦。有人在生产线上大哭,说他月底、周末、明天、今晚就要离职。男工人和女工人通过讲一些黄色笑话来打发流水线的枯燥和无聊,虽然也不是很好笑,但是谈论性确实是舒缓压力的方法。偶尔也有人在车间里吵架和打架,声音都很大,但是别的工人完全没有时间去看,所以很快就会平息。”

作者在文中不慌不忙穿插了泰勒制和福特制的历史叙述,福特曾经通过采取流水线作业,使得工人的日工资增加到5美元,劳动4个月就可以买一部自己装配的T型车,从而跨入中产阶级的阶层。而富士康的工人们的绝望之处在于,他们永远不可能像100年前的工人那样步入中产阶级。

谁能在中国过上好日子?如果像郭台铭这样采取大规模生产和精益求精地追求质量,都不能让工人致富,那么中国的财富都跑到哪里去了?文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看最近网上爆出的房叔、房姐、房祖宗,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难寻找。

李申通过亲身体验,得出结论:

“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它不限制人身自由,不强制加班,可以请假,可以旷工,大部分工人都是自愿来的,即使不是自愿来的,进了富士康之后,可以立即离开。”

“小学或者初中文化程度的人,连26个字母也不会写。经过一两天的培训就能上岗,每个月可以赚到3000-4000元人民币,他们的劳动可以换回美元,这就是富士康的价值。”

然而富士康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涨薪也没有人领情。一百年以前,美国黑人们唱着蓝调涌向底特律。

我们要去底特律,
去找一个叫福特的人。
找一份好工作,
不再挨饿。

如今不会有人唱一首歌给郭台铭,他始终处于批评漩涡的中心。

富士康的下一个希望寄托在机器人身上。他们启动了“金匠中原计划”,大量的工业机器人将在山西晋城制造。等到机器人成熟之后,郭台铭将不再需要那么多产业工人,他将率领130万机器人在工作。

李申写到:

“那时的富士康不需要招募,不需要体检,不需要培训,不需要考核,不需要拉学生来实习,不用背负道德批判,不用盖宿舍和食堂、游泳池和网吧,医院和超市,不用制定规章制度,不用把规章制度改名叫温馨提示,不用标语,不用打卡机,不用支付工作和加班工资,不用统计请假和旷工,不需要替补,不需要休息,不用分早晚班,不用防止跳楼、禁止吸烟,不用担心有人打架,不用警告、记小过、记大过和开出,不用安保系统,不用关爱中心和78585热线,不用带(戴)着红袖章和红帽子的人维持秩序,不需要线长、组长、课长在车间里转来转去,去需要奖励和惩罚。”

“这样郭台铭会不会更开心和轻松一点。但是如果这些都没有了,还要富士康干什么。富士康的价值不久在于它做了这些事情么?如果这些都没有了,就可以搬到美国去了。”

从农村涌向城市的中国产业工人,一直是媒体所关注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张彤禾曾经写过一本书Factory Girl,我曾做过读书笔记。但作者没有进入生产第一线,所有的材料来自访谈。与之相比,李申乔装成工人,进入流水线,一干就是半个月,获取了第一手资料,记录下亲身感受,十分难得。这也凸显出文字记录的重要,《在富士康》没有一张照片,但是比影像更有力量。

向一财和李申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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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刚,你在哪里?

Friday, November 11th, 2011

我和黄金刚(罡)并没见过面,但听过太多关于他的传说。

这几天夜里,我在虾米网站上反反复复地听同一张唱片:黄金刚的《吟唱生涯》

每一声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印在我心里。在这个靡靡之音回荡,汹汹红歌泛滥,纷纷口水四溅的时代,再也找不到一个歌手,像黄金刚一样温暖、辽阔。他是一条大河,拍岸而去,他是一片莽林,浮在雪线之上。

根据零碎的材料,我拼起一张黄金刚的肖像。

黄金刚,又名黄金罡,1970年出生,四川永川县人(现划归重庆)。1988年以永川县文科第一名身份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

黄金刚上中学时就是一个才子,精通琴棋书画,上了大学之后,更是如鱼得水,他先后与张广天和贾樟柯来往。由于恃才傲物,锋芒太露,在1989年那场伟大的学生运动中,遭受到批评和处罚,从而在1992年丧失了留在北京的机会。只身前往西藏、新疆等地,用脚丈量大地,用歌吟唱岁月。1995年,他推出了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唱片《吟唱生涯》。

这是一张何等的唱片啊!母亲,革命,爱情,工人,斗争,城市,西藏,林卡,友谊,告别……都融在一张专集里。它不仅是一幅90年代中国的素描,也是64一代青年的集体肖像。

自黄金刚以后,再也没人写出过这样的曲词。他的嘹亮、温暖、积极、辽阔,克制、反抗,自他消失后,中国歌坛,再没有这样的吟唱。

黄金刚来得匆匆,去得蹊跷。16年了,他的哥们儿们都成名成家,一代代歌者起来,又一代代落下。无论他在哪儿,以何谋生,难道他一点也不关心他所独占的民谣歌坛?难道每天听着不入耳之音,他没有想起自己当年的歌唱?

也许他依然在云游,在修炼,但是什么样的盖世武功,需要这么多年的潜藏?

曾经跟张广天聊起一个话题,是先造一辆豪华火车,还是先把一辆破火车开起来,再边开边装修。张广天赞成后者。在这个信息和作品都爆炸的时代,若想抢得阵地,必须因陋就简,马上行动,容不得精雕细琢。

但是黄金刚不同,他不仅十年磨一剑,而且似乎一生只磨这一剑。

磨剑的黄金刚,你在哪里?

也许你已成为一个农夫,每天种菜浇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也许你已经出家在一个修道院,并且发了一个哑愿,不到见到某个人的某一天,坚决不说话。

也许你在深深的矿井,也许你在高高的脚手架上,也许你化身乡村教师,每天带领孩子朗诵《将进酒》,也许你师承高人变成名医,行走乡野,悬壶济世。

也许你成了房地产开发商中的一员,站在自己开发的摩天大楼上,俯视夕阳一点点沉沦,看着墙角落满灰尘的吉他,一生叹息,泪,落在女秘书的黑丝上。

也许你其实就在这个城市里,成为你从来不愿意成为的人,每天以白酒和胃药度日,偶尔听见《梦中的林卡》,嘴角露出轻蔑的微笑,喊一声“傻逼”,继续赶路。

无论你在哪儿,无论你做什么,你应当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好些人在找你,他们希望听到你的消息,听你哪怕在电话里,在微博上,说一声:喂……

回来吧,黄金刚,以青春,爱情,和革命的名义,我们请求并命令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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