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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亲戚

Tuesday, February 4th, 2014

前几天,跟一位二十多和一位三十多的朋友聊天,谈起春节的礼俗,他们都表示不喜欢走亲戚。其时,我刚从老家走完亲戚回来,我多么想说,我喜欢走亲戚,enjoy走亲戚啊,但是看了看他俩手里点燃的香烟和几米开外的烟花销售点,我忍住了发起辩论的渴求。

我从小就喜欢跟亲戚们来往。我父母的弟兄姐妹多,我有一个叔叔,三个姑姑,一个舅舅,两个姨妈。再加上五服之内族亲,我的亲戚可真不少。我小时候在姥姥家养大,特别喜欢跟舅舅在一起。他是一个被毛泽东的时代耽误了终身的高材生。由于被剥夺了高考的机会,他在船厂做过临时工,回村后做过木匠,后来一直务农。我最佩服他的手艺和为人。舅舅经常教育我和他的儿女们:“看新闻联播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眼热(注:方言,羡慕的意思)江泽民,我佩服的是站在他后面的那个人–翻译。那才是靠本事吃饭的能人,也是咱老百姓可以奋斗的对象。”

在我的姑姑中,我跟小姑的感情最深,上学的时候,很多暑假都在她家度过。记得小学的时候,我跟她的侄子一起去偷了生产队里一只大葫芦,回来藏到屋顶上,她的大伯哥是生产队长,下了工回家嘀咕:“队里留一个葫芦种,不知让谁给偷走了。”家里人都笑了,指着房顶说:“别找了,在那儿呢。”我记得最后一次在小姑家住是1992年,我在她家读完了两本英文的神学书,并且看完了巴塞罗那奥运会。如今已经五十六七岁了,但依旧务农,除了种自己的地,夏天还受雇给人拾棉花,在骄阳曝晒下劳作两个月,可以赚五千元。她觉得简直发了大财。

大姑年轻时对我父亲的照顾最多,经常把干重体力活赚来的地瓜干省下给我父亲吃。只因为爷爷欠了别人一口袋高粱,觉得还不起不好意思,就把亭亭玉立的大姑嫁给了这家人智力不太灵光的儿子。我每年都会去看大姑,今年也不例外。大姑父去年病逝,76岁的大姑,虽然眼不花,背不驼,但看上去憔悴了很多。往年她还种着三亩棉花,今年已经种不动了,但她还是整天为子孙操心。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哥,去年学着别人种苹果,收入微薄,大姑每天帮他做饭,看到他消瘦劳累的样子,忍不住落泪。二表哥的儿子,在当地派出所当了一名协警,大姑一提起这个小孙子就愁眉紧锁。她说:“怕他到了派出所,学一身坏毛病,惯一身臭脾气。要是真警察,也就罢了,反正有人敬他怕他。但他又不是真警察,这样下去,一没学到本事,二养成一身暴脾气,以后可咋到社会上混啊?”我临走,大姑给我车里放上满满一筐土鸡蛋,嘱咐我给我儿子吃。她说:“这个蛋好,只喂棒子,没喂饲料。”

临回杭州前几天,我去看了舅舅。去年他的冬枣虽然也卖了些钱,但他的整体状况并不很好。一是因为被人夺地而气得死去活来。二是他突然得了面部肌肉痉挛,左侧眼皮以下的肌肉,总是在跳动。我劝了他几句,并且给他用英文搜索面肌痉挛的资讯,因为我知道中文的医疗信息已被全面污染,根本不可信。我把翻译的维基百科相关词条给舅舅看,并且用美国和英国的案例,劝诫他千万不要轻易去做手术(尽管国内这类的减压微创手术的广告很多。)最终,结合医生的诊断意见,我们确定了打针治疗的方案。舅舅终于又笑逐颜开了。

在我离开家乡的前一天,舅舅来到我父母家,跟我父亲一起喝酒。我和媳妇按照舅舅的口味做了几道菜。往年都是舅舅下厨,我坐着吃喝,今年终于倒过来了。酒酣耳热之际,舅舅给我念了他新写的一首诗,总结了自己迄今为止的生活。

十二年寒窗不识丁,
十五年船厂临时工。
十五年木匠吃百家饭,
十五年务农五谷丰。
愿老天再借十五年,
徒骇河畔做钓翁。

最后一句说出了舅舅的理想。他今年六十五,希望能活到八十,并且用自己的积蓄在我故乡最大的一条河–徒骇河边的公寓楼上买间居所,每天散散步,钓钓鱼,安度余生。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还没亮出我的论据,为什么我认为走亲戚大有好处。

简单地说,我认为:

1、走亲戚可以使我在一个冰冷的世界里感受亲情的温暖。

2、走亲戚可以使我走进他们的生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3、走亲戚能让我认识诚实劳动的价值。

4、走亲戚能让我获得比较好的自我感觉,知道自己并非一无所能。

5、走亲戚也是对父母尽孝的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

6、走亲戚让我更加习惯生老病死,从而对生命产生更多的珍惜与敬畏。

7、他们都待我这么好,连亲戚也不走,还是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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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散文《姐姐》完整版

Thursday, April 4th, 2013

【白板报按】父亲找人打字,发来了《姐姐》一文的完整版,比短信发来的缩略版更好看,也更让人心酸。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大姑是因为家里欠了别人的高粱,才嫁给了我大姑父,而大姑父10以内的数都不会数……就这样过了一辈子啊,一辈子。

姐姐

六十四年前的今天,我来到这个世界。生日之际,儿时对姐姐的点滴记忆不时浮现脑际。只怜初中毕业的实际水平,又没写任何东西的实践经历,更不懂得怎样写回忆录,有的,只是对姐姐真实记忆自然流露的冲动……

一九六○年,是我们这代人想忘也忘不掉的一个特殊时段。全国大饥荒的爆发,使自然界里所有能吃的东西一扫而光。树皮、树叶,还有池塘里的水草等等……村里每天都有饿死的人,但没有人哭,没有人看,也没有人抬。因为人们实在没有了多余的力气,只有求助生产队里的牛车往外拉……

那一年,我十二岁,上小学三年级,姐姐二十二岁,已经结婚一年多。

水利工程还是有的,上面有专项补助粮。因为工地上开食堂,男女劳力都争着去挣口吃的。

姐姐婆家的工地就在我们村东边,食堂设在我们村里。每天早晨天不亮,姐姐就去食堂排队领饭。主食是先用水煮而后用笼蒸熟的地瓜干。一人一份,按斤按两。分到每个人的碗里也就大半碗,一般人只能吃个半饱。姐姐把块大点的、颜色白点的地瓜干拣出来,。包在事先准备的一块旧布片里,然后揣在怀里。每当早晨我抱着课本(那时没有书包)快到学校门口时,远远看到寒风中姐姐那单薄的身影……姐姐把布包塞到我的手里,转身追赶已经远去的工友……一个多月的工程,天天如此,致使我那蜡黄的小脸渐渐显现出些许血色和光泽……

长大以后我常常想,姐姐当时正值年轻,靠吃捡剩的、碎小的、发黑甚至发霉的那点地瓜干,怎么能承受起工地上那一百多斤重的土筐?姐姐是在用对自己年轻身体的透支补充着我幼小身体的营养……每每想起,心里躁动着不宁,眼里涌动着泪水……

姐姐虽然没有文化,却文静端庄,亭亭玉立,是村里数得着的俊姑娘。就因为上辈人借了人家一口袋(大约100斤)料头子高粱(没有脱糠皮的高粱,约六成粮),为了避免人家天天催要,便把姐姐许配给人家的孩子。有了亲家关系,人家再没催要那口袋下风头的、带着糠皮的箅高粱,作为代偿,失去的却是姐姐一生的幸福。

姐夫长姐姐一岁,属于村里那种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不光没文化,连十以内的数也数不过来。记得姐夫到我们家,嫂子们取笑他说:他姑父,你数一数俺家窗户有几根棂子?姐夫憨厚而为难的说“您糊上纸了咋数?”惹来一阵哄笑;还有一次,嫂子们取笑姐夫,正巧碰上生产队里的饲养员牵着两头牛到井上去饮水,一个嫂子说:“他姐夫,你数数这两头牛一共几条腿?”姐夫憨笑着说:“它走着谁能数的过来?”自然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每当遇此尴尬,姐姐总是默不作声,她已经屈从了命运的安排,人生的辛酸和苦难,似乎剥夺了姐姐笑的功能,以致我从小不记得姐姐笑的模样……

姐姐人前极少说话,别人说话她总是静静地听。有人问她: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姐姐说:“听比说好,人家说得对咱就记住,说的不对,就当没听见。”

姐姐虽然没有进过学校门,但对读书人特别崇尚。多少个早晨起来,饥肠辘辘的我都想不再去学校。因为学校里剩下的学生已经不多,四个年级合起来还不够一个班。老师们也是轮流上课。每个年级讲课不到十分钟,其余时间就是自己默读或者默写,以不影响其他年级上课。

不上课的老师有的躺在床上等下一节课,因为躺着可以减少对体力的消耗,以保证上下一节课时,能够发出让三十多个人都能听得到的声音。下节课还轮不到的老师就到附近田里去找吃的。野菜是没有了,就挖土里的野菜根……

每当看到我有退学的念头,姐姐总是给我鼓励,说:“今天再坚持,说不定明天会好点……生在我们这个地儿,活八辈子和没活是一个样,多识几个字,说不定就有熬出头的时候……”。我最听姐姐的话。完全是为了不让姐姐失望,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就有了“坚持一天,再坚持一天”的信念和勇气。

也完全是为了姐姐的企盼,我咬紧牙关,挺过了那段时光,改变的却是我及子孙几代人的心理路程和人生轨迹……

姐姐虽然少言寡语,但对人情是非,善恶曲直,心里明镜似的。饥荒年的春节,是姐姐结婚后过的第二个大年。大年初一早晨,她和婆、公、姐夫围坐在炕上吃全年唯一的一顿饺子。为了这顿饺子,不同的家庭在想着不同的办法。有的拿出祖传首饰;有的拿出为女儿准备送嫁的铺盖;有的老人忍痛拿出准备自己后事的棺木和寿衣;实在没有办法的家庭就从房梁上抽出一根檩条,到黑市上换几斤麦子,磨面时掺上点碎地瓜干,凑合全年这唯一一顿饺子……

吃饭间,门口来了一位乞讨的妇人,不停地说着同一句话:“大爷、大娘,给口吃的吧……”。公公、婆婆不说给,也不说不给,只是默不作声。也难怪二老,为了这顿饺子,二老跑到一百多里外种洼地的亲戚家借来五斤麦子。说是“一顿”,其实就是一人一平碗,吃光就算是一顿,就算是没有挡在“年”的那边。姐姐看着站在门外冻的瑟瑟发抖的妇人,一向不多言多语的姐姐试着问婆婆:“娘,今天太冷了,给她舀碗饺子汤吧”?见婆婆点头,姐姐把自己的饺子碗放在灶台上,从妇人手里接过脏兮兮的讨饭碗,放进灶台后面的洗碗盆里刷洗干净,舀了慢慢一碗饺子汤,趁家人不注意,又从自己碗里拿了一个饺子放进汤里一并递给妇人。妇人接过热腾腾的饺子汤,几乎是一口气喝个精光,却唯独没有吃那个饺子,而是转身把饺子倒进背在身后的布袋里,然后拖着弯弯细细的打狗棍(其实已经没有狗,只是作为讨饭的象征)满足地离去……,后来,姐姐每每说起,眼里总是含着泪花:想必家里有等她回去的孩子……,婆婆每每说起:咳,见过打发讨饭的,没见过给讨饭的刷碗的……

姐姐和婆婆分灶立户以后,住进三间破旧低矮的小东房,尽管屋子摇摇欲坠,但姐姐生来勤快,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以后再去姐姐家,不管生活多艰难,姐姐总是想办法给我做碗面条。

姐姐与公、婆分家后,和婆婆、公公、邻里乡亲相处极好,从没拌过嘴,更没红过脸。有人问姐姐用的啥办法,姐姐总是淡淡的说:好办,离“亏”近点,离“便宜”远点。姐姐虽然不会说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却有着自己做人的准则和本分。她从来不占别人家的便宜,不管是人家知道的时候还是不知道的时候。有的时候街坊邻里家的母鸡跑进她家的鸡窝下蛋,姐姐总是守候在一边,等鸡发出“咯咯咯”的报捷声,姐姐就把热乎乎的,还散发着鸡的体温的鸡蛋拿在手里,尾随在鸡的后面,看它到谁家去,问清楚是谁家的鸡,然后把鸡蛋给人家送去。那时一个鸡蛋能卖五分钱。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五分钱能解决一个生活中的难题,能买四两盐,或三两煤油,或两盒半火柴,或孩子上学用的一个作业本。

姐姐与人为善的人品,使她心里充满着爱。在她的眼里,全世界都是好人。如遇别人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旁观者都愤愤不平,她却心怀宽容:咳,谁还不做点错事,再说,人家未必是故意的。

姐姐平和、淡然的处事心态,使她心静似水,从没有大喜过望,也没有愁眉苦脸。若偶遇幸运,她总是说:咳,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她总是劝慰别人:“不用愁,会过去的……”事过之后,孩子们问姐姐:娘,你咋知道“会过去”?姐姐说:我知道个啥,我只知道一是愁也没有用;二是老天爷不会堵死好人的活路……

参加工作以后,我就想攒点钱给姐姐,可是姐姐一生清贫节俭,极不情愿接受别人的资助。我就偷偷把钱放在她的枕头底下或褥子底下,可姐姐从来不花,总是找个机会或找个理由(如孩子上学、结婚等)再把钱返送回来。

姐姐喂了十几只母鸡,春秋季节每天能拾七、八个鸡蛋,可她总不舍得吃,够了十斤、八斤就给我们送来或捎来。她说她的鸡只喂粮食,不吃饲料,下的蛋城里人稀罕,乡下人吃下还不一样……

或许是上帝眷顾姐姐的善良,同情姐姐的命运坎坷,赐给她一副健康的身板。七十五岁的年龄,腰不弯、发不白,耳不聋、眼不花,与姐夫种着六亩地,喂着两头牛,十几只鸡,平常年景自给有余,从不让别人帮忙。去年三外甥养鸭欠了银行的贷款还不上,姐姐一次拿出三万多元,不光孩子们万分惊叹,街坊邻里都纳闷:啥时攒了那么钱?姐姐说:嘴里不吃肚里攒,有钱不花行,没有钱不行,老了长病长灾,指望谁也不如指望自己……

今年姐姐种的棉花遇上特大涝灾,六亩棉花只卖了一千多块钱,减去化肥、农药、种子、薄膜等费用,人工白搭、力气白搭,净收入还不到一百元。我对姐姐说:“明年别种了,歇歇吧,缺钱和我说。”姐姐说:“庄稼不收年年种,当官的不种地,老百姓都认,老百姓再不种地,再大的官,再多的钱,也得把脖子绑起来(白板报注:家乡方言,指的是比“勒紧裤腰带”更严峻的挨饿状态。)……”

每逢集日,姐姐总是骑着脚踏三轮赶邵家集、下河集,天好的时候还赶富国集,往返六十里,从来不在我们家住下,说是家里忙,离不开。实际上姐姐知道城里人爱干净,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记忆和现实中的姐姐,在我心灵深处,更有叫不出口却铭记于心的称谓——“姐母”……

草于癸巳正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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