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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

Sunday, March 10th, 2013

我出生在山东北部临近渤海的一个叫丁家村的小村落,祖祖辈辈都是本村人。我印象中看过家谱,似乎我们这一支是明朝从四川迁来。确否,还待考证。母亲出生在邻村,那里有春秋时期的杨家窑文化遗址,挖出国陶制的坛坛罐罐,是古代人熬盐用的。传说中曾经把治水的大禹吓了一跳的徒骇河,在我们村旁流过。因为临近渤海,家乡有大片盐碱地,当地叫做“碱场”,又叫“洼”。碱场里庄家无法生长,但并非不毛之地,那里长满各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简直可以说是我童年的“百草园”。

最常见的植物叫“碱蓬”,长在地表,叶子是松针状,夏天呈绿色,到秋天变成金黄、橙红色,所以家乡人给它取了一个形象而好听的名字“黄金菜”。对于农民来说,它们的确是黄金。其绿叶挤干之后可以蒸食,种子可以用来榨油,根茎晒干之后可以做燃料。

除了盐碱地之外,丁家村也有大片可耕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高粱和大都。我小时候的记忆,都与田野、农业有关。

小时候家里养猪,还养兔子。我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扔下书包,拐起篮子,到田野里为猪和兔子打草。有时候跟小伙伴们一块去,有时候独自一人。

天上云雀叫着,田阳暖暖地烤人,在草木无边的芬芳中,我在头脑中编造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一个常见的主题是,我,打入国民党内部,当上了机要科科长,保密局局长的独生女儿,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我。她多次对我示好,都被我义正词严地拒绝。但是有一次,党组织要我马上拿到一份绝密情报,营救关在牢中的56名党的高级干部,千钧一发,刻不容缓,我只好为了革命屈从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当什么作家,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个科学家,具体来说是当个物理学家。因为我的父亲,在公社的初中当物理代课老师,在我心目中,物理是一门最神圣的科学。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在《自然常识》课上,老师讲了电磁铁的原理。绕铁棒缠上线圈,通电后,就会产生磁性。我和班上的一个小伙伴新伟,决定利用这一原理,研制一台电动机,并且用它做动力,制作一台电动模型船。

每天下午下课以后,我俩就在一起做实验、搞研究。后来我们发现,无法解决动力传输的问题。长大之后,我才知道,我们搞不定的那套装置叫“曲轴连杆”。电动船泡汤了,我们决定退而求其次,研制一个电铃,献给我们的母校。因为当时上下课还是手动敲钟。但是电铃也没有发明出来,我这个小小爱迪生从此跟科学结下了仇。

我童年赚了一笔钱。有一年书架,我到盐碱地里打了一些芦草,晒干,装了满满一口袋,卖给了生产队,队里给了我一毛三分钱。我激动地接过一夏天的工钱,有些愤愤不平,我这么多草,怎么才卖这么点钱?大人们笑着说:草一晒就没分量了。你那一口袋,也没有十斤重。从此,我就知道劳动致富是一句安慰老实人的谎言。

我小时候有时自私,有时慷慨。

家中庭院里种了一棵桑树,结桑葚的时候,家里来了个带小孩的亲戚。俺娘觉得没什么稀罕物待客,就到院子里来摘桑葚,准备给这孩子吃。当时,我正在树下拿着一个搪瓷碗玩沙土。看到有人要分我心爱的果实,顿时,怒从心起,我拿起碗扔了过去,正好打在娘的头上,血流了下来。我吓傻了,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是我一生中关于羞耻的最早记忆。

但我并不是总这样,也有非常热情的时候。有一次,小姨大老远来,我非常希望她能留下来在我家吃饭。但是灶膛里没有柴草了。我就毫不犹豫地把狗窝给拆了,用搭窝的木柴去厨房烧火,害得我家的黄狗一夜冻得瑟瑟发抖。

我从小学习成绩就好,这得益于良好的家教。我的爷爷虽然对子女非常严苛,但深知诗书传家的道理。父亲是民办教师,从小就给给我启蒙。当同村的孩子们还在“啊博此得”背拼音的时候,我已经把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倒背如流了。有一次,我把数学课本掉到了尿盆里,因为味道实在难闻,我就把它扔掉了,然而凭着记忆,我上了半学期的数学课,连课后练习题都背得一字不差。

有一年,水患严重,要饭的人躲起来.有一对母子,来我们村里讨饭,别人家给的都是窝头,而我每次我都给他们一个大白馒头。秋天,水退了。这对母子又来到村上,提着一网兜甜瓜。见了俺娘就说:“你们家儿子是个大好人,要不让他跟俺家儿子拜个把兄弟吧?”俺娘在这个事情上一点都不含糊,谢绝了她的提议。现在想起来,俺娘是对的。同情要有一个度,越过这个界限,麻烦就找上门来了。

在我4、5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最重大的一件事。我的姥姥因为被邻居辱骂,一气之下喝了农药,没有抢救过来。用我们家乡的说法,这叫“寻头”。苦难看不到边,要寻找一个尽头。这件事对于俺娘,对于我全家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她从此不再开朗,爱生气,爱絮叨。我的天空在他们的庇护之下,没有觉察到异样。但是父亲承受了由此带来的诸多不幸。

我从小就有了仇人的概念。因为一只鸡,俺娘跟邻居结下了仇家。邻居有两女一男,跟我年龄相仿,但我从来不跟他们说话。假装怒目而视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是我们都知道,为了自己的娘,我们之间不能有来往。

住在乡村,城里人眼中的一件小事,对我们来说都是天大的大事。有一年,俺娘借了村里富户的一个大铝盆,洗被单。在用搓衣板的时候,不小心在盆底留下几道划痕。家里仿佛天要塌下来了,俺娘急得满地转圈,嘴里喃喃地说:“这可怎么还人家?”后来,父母二人抬着铝盆到富户家赔礼道歉,这件事才算平息。

虽然遭遇不幸,俺娘教我最多的是同情与怜悯。我家养过一只猫,被坏孩子剁掉一根后腿。当时,俺娘眼泪汪汪地把猫抱回家,我也跟着默默流泪。

我的童年是在收音机的陪伴下长大的,小时候,很少有书读。一本没封面的《林海雪原》足够我陶醉一个冬天,我几乎所有的文学熏陶都来自广播。

在油灯下,开着收音机,母亲在纺线,我支着耳朵在提昂。忽然墙外传来笃笃笃的脚步声,我就知道是爸爸回来了。

爸爸通常都会喝一点酒回来,我喜欢他满脸酒气喷到我脸上,并且跟我说一些平常不说的快乐有趣的话。很多年后,我才理解父亲那时由于在收麦时节,为了多挣点工分,干活太猛,患上了神经衰弱。整整十年,他被失眠困扰。喝酒也算是一种治疗手段吧。

但是也有危险的时候。有一年冬天,父亲被人抬回家,手脚冰凉。经过乡医的抢救,他好歹醒了过来。从那以后,他喝酒节制了很多。

而父与子的亲密交流,似乎也越来越少了。

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在家门口的榆树下写作业。抬头看到绿油油的田野,忽然一只大手从我头顶轻轻抚过。不用回头,我也知道,那是我的爸爸。如今,摸着儿子的头,我经常想起这一幕。想起童年的贫瘠与丰盛,羞耻与荣耀,更想起把我们兄妹二人抚养长大的不容易的爹娘。

动荡的中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融化。如果从童年中能够学到什么,那就是,尽我所能,让苦难中止,让爱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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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桌政治

Friday, February 3rd, 2012

作为一个山东人,我从小就知道饭桌不仅是一个吃吃喝喝的地方,更是一个举行仪式、交换人情、或者卸下面具、坦诚相见的地方。人们有感情无法表达,所以发明了节日,人们有语言无处可诉,所以发明了筵席。

在我的老家,饭桌上有一套严格的规矩。例如,女人不上桌。在家里请客,女人不和男人们一起入席,需要另外坐一桌。还有,父子不同席。父亲和儿子不安排在同一桌上坐席,父子一般也不在一起喝酒。以前,如果谁家父子在家里对饮,是要被外人笑话的。我们村王二伯有两个儿子,都爱喝两盅,家里没有酒具,就因陋就简,用烧红的铁丝套在坏电灯泡上,截出几个玻璃量杯一样的酒壶。恰好邻居来串门,在屋外听见父子三人在说话,大儿子说:“爹,你先喝了我这一泡。”二儿子说:“爹,你不能光喝俺哥这泡,也得喝我这一泡。”邻居纳闷,以为所说的“一泡”是尿,推门一看,原来喝的是酒。从此,传为笑谈。

不过要说餐桌礼仪最复杂的,还是在酒店里请客。凡是出差去过山东的外乡人,无不对山东的酒桌印象深刻。其规矩之繁,礼数之多,学问之深,足以录制一套《百家讲坛》。

饭桌政治的精髓在于排座次。宾与主,主与次,在座位安排上有着严格的规矩。山东人正式一点的宴请很少在大厅,都安排在包厢或雅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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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间直筒包间为例,正对门口背靠窗户的位置是东道主的,叫主陪。主陪右侧的位置留是给第一客人的,叫主宾。主陪左侧的位置留给第二客人,叫副宾。主陪对面,背对门口的位置,也很重要,是留给第二东道主的,叫副陪。副陪右侧是三宾,左侧是四宾。其余宾主,相间而坐。这样安排的好处是,宾客里里外外都能照顾到,尽显主人的热情与好客。我到了南方,每到请客或赴宴,最不适应的是座次的安排混乱。经常看到,客人坐在主陪的位置上,而副主陪的位置坐了一位司机,大概南方人觉得,这个位置是上菜的地方,一点都不重要。

山东人之所以在酒桌上严格排定座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劝酒和劝菜方便。筵席一开始,主陪先敬每个来宾三杯酒,接着副陪再敬三杯,然后是主宾、副宾回敬。接下来,大家以各种名目相互敬酒。一个人的酒量、口才、诡辩能力,在这个时候都会充分派上用场。我曾回老家参加同学的宴请,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同学举杯过来说:“为我们家里的老人家们干一杯,祝他们身体健康。”这样的提议,谁又能拒绝?

不过也有劝酒不当的例子,据说有一年胡锦涛到山东邹平考察,跟大家吃饭,有一个女干部端起杯子说:“总书记,我祝你步步高升。”众人暗笑,他再高升能升到哪里去?

山东还有为客人夹菜的习惯,所以正式一点的宴请,主陪副主陪旁边都有一双备用筷子。除非客人说喝够了,主人不能随便提议停酒上主食,否则就是失礼,而且点什么主食,要征求客人的意见。在我家乡有一个副市长,开会的时候睡着了。轮到他发言,旁边的人轻轻捅了捅他,说:“该你了。”他睁开惺忪的双眼,大声说:“服务员,上饭!”。这就是主宾当得太多带来的副作用。在北方,人们认为一个优秀的东道主,应该是让客人喝醉、自己喝好。家父在这方面曾经战绩辉煌,有一次,他让一个下乡视察的领导喝得跟自己带来的司机握手,“别送了,别送了。”司机咕隆了一声:“我是你司机啊。我不送你,你怎么回去啊?”

我从北方来到南方,最大的解脱是再也不用为饭桌上逃避喝酒而头疼。南方人喝酒不劝,各自随意,让人颇为自在。但是也有一个问题,酒桌上那种热闹团契的气氛也没有了。有时候,跟人吃饭有一种“生意就是生意”的冷冰冰的感觉。此时我倒有些怀念起北方人的酒酣耳热起来。醉酒是为了让我们从另一种迷醉中醒来,从庸常的生活中浮起来透口气。当然,酒只是一种催化剂,只要跟合适的人在一起,有情饮水饱,可乐能喝醉。也许,等我们阅尽人间,回头注视,会发现,青春不过是一场酒宴。而《圣经》上说,天国也有一场筵席。所以,在饭桌上,什么规矩不规矩,政治不政治,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跟喜悦的人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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