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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桌政治

Friday, February 3rd, 2012

作为一个山东人,我从小就知道饭桌不仅是一个吃吃喝喝的地方,更是一个举行仪式、交换人情、或者卸下面具、坦诚相见的地方。人们有感情无法表达,所以发明了节日,人们有语言无处可诉,所以发明了筵席。

在我的老家,饭桌上有一套严格的规矩。例如,女人不上桌。在家里请客,女人不和男人们一起入席,需要另外坐一桌。还有,父子不同席。父亲和儿子不安排在同一桌上坐席,父子一般也不在一起喝酒。以前,如果谁家父子在家里对饮,是要被外人笑话的。我们村王二伯有两个儿子,都爱喝两盅,家里没有酒具,就因陋就简,用烧红的铁丝套在坏电灯泡上,截出几个玻璃量杯一样的酒壶。恰好邻居来串门,在屋外听见父子三人在说话,大儿子说:“爹,你先喝了我这一泡。”二儿子说:“爹,你不能光喝俺哥这泡,也得喝我这一泡。”邻居纳闷,以为所说的“一泡”是尿,推门一看,原来喝的是酒。从此,传为笑谈。

不过要说餐桌礼仪最复杂的,还是在酒店里请客。凡是出差去过山东的外乡人,无不对山东的酒桌印象深刻。其规矩之繁,礼数之多,学问之深,足以录制一套《百家讲坛》。

饭桌政治的精髓在于排座次。宾与主,主与次,在座位安排上有着严格的规矩。山东人正式一点的宴请很少在大厅,都安排在包厢或雅间。

feast-table

以一间直筒包间为例,正对门口背靠窗户的位置是东道主的,叫主陪。主陪右侧的位置留是给第一客人的,叫主宾。主陪左侧的位置留给第二客人,叫副宾。主陪对面,背对门口的位置,也很重要,是留给第二东道主的,叫副陪。副陪右侧是三宾,左侧是四宾。其余宾主,相间而坐。这样安排的好处是,宾客里里外外都能照顾到,尽显主人的热情与好客。我到了南方,每到请客或赴宴,最不适应的是座次的安排混乱。经常看到,客人坐在主陪的位置上,而副主陪的位置坐了一位司机,大概南方人觉得,这个位置是上菜的地方,一点都不重要。

山东人之所以在酒桌上严格排定座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劝酒和劝菜方便。筵席一开始,主陪先敬每个来宾三杯酒,接着副陪再敬三杯,然后是主宾、副宾回敬。接下来,大家以各种名目相互敬酒。一个人的酒量、口才、诡辩能力,在这个时候都会充分派上用场。我曾回老家参加同学的宴请,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同学举杯过来说:“为我们家里的老人家们干一杯,祝他们身体健康。”这样的提议,谁又能拒绝?

不过也有劝酒不当的例子,据说有一年胡锦涛到山东邹平考察,跟大家吃饭,有一个女干部端起杯子说:“总书记,我祝你步步高升。”众人暗笑,他再高升能升到哪里去?

山东还有为客人夹菜的习惯,所以正式一点的宴请,主陪副主陪旁边都有一双备用筷子。除非客人说喝够了,主人不能随便提议停酒上主食,否则就是失礼,而且点什么主食,要征求客人的意见。在我家乡有一个副市长,开会的时候睡着了。轮到他发言,旁边的人轻轻捅了捅他,说:“该你了。”他睁开惺忪的双眼,大声说:“服务员,上饭!”。这就是主宾当得太多带来的副作用。在北方,人们认为一个优秀的东道主,应该是让客人喝醉、自己喝好。家父在这方面曾经战绩辉煌,有一次,他让一个下乡视察的领导喝得跟自己带来的司机握手,“别送了,别送了。”司机咕隆了一声:“我是你司机啊。我不送你,你怎么回去啊?”

我从北方来到南方,最大的解脱是再也不用为饭桌上逃避喝酒而头疼。南方人喝酒不劝,各自随意,让人颇为自在。但是也有一个问题,酒桌上那种热闹团契的气氛也没有了。有时候,跟人吃饭有一种“生意就是生意”的冷冰冰的感觉。此时我倒有些怀念起北方人的酒酣耳热起来。醉酒是为了让我们从另一种迷醉中醒来,从庸常的生活中浮起来透口气。当然,酒只是一种催化剂,只要跟合适的人在一起,有情饮水饱,可乐能喝醉。也许,等我们阅尽人间,回头注视,会发现,青春不过是一场酒宴。而《圣经》上说,天国也有一场筵席。所以,在饭桌上,什么规矩不规矩,政治不政治,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跟喜悦的人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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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见呜咽的风刮过故乡的房梁

Thursday, January 26th, 2012

母亲从遥远的故乡来到我住的城市,帮我们照看儿子。自从大学毕业以来,第一次跟她在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偶尔陪她一起出去散步,听她讲起故乡发生的各种奇事,那些不被报道、湮没在风中的故事,经过她朴素的描述,变成一场场悲惨的戏剧,默默地上演,默默地落幕。

故事从我的大伯母讲起。她和大伯没有生育,从贫困的盐碱滩的一户人家领养了一个刚刚满月的女儿。乡下养孩子跟养狗养猫养猪一样,哪舍得用尿布?每一个婴儿都穿“土裤”,土裤并不是裤子,而是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从田野里取来的、在锅里炒过的细砂土,把婴儿往里一戳,拉屎撒尿都在里面。有一天晚上,大伯母发现女儿要拉屎,突发奇想,直接叫黄狗来舔。黄狗跳起一口,咬到婴儿的屁股上,鲜血直流。大伯母四下看看,发现大伯没在身边,就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把婴儿插回到土裤里。没有打狂犬疫苗,也没有打破伤风,甚至连伤口都没有处理,过了一段时间,婴儿的屁股自己长好了。现在这个女儿已经出嫁,对大伯母十分孝顺。

大伯母并不是我们家乡照顾孩子最差的。有一个不到六十岁的农村老太太,外孙来住姥姥家,忽然感冒了。老太太一摸他头顶发烧,想起家里还有一袋感冒冲剂,就在黑灯瞎火中找了来。看也没看就给外孙泡上,灌了下去。没过一会,外孙口吐白沫,挣扎了两下就死了。原来老太太喂的是老鼠药。乡里乡亲知道这个悲剧,无不叹息,但也暗暗议论说:“幸亏是姥姥把孩子给毒死的,这要是奶奶毒死的,儿媳妇非跟她拼命不可。”

村民的议论不是无缘无故的。临村,有一个老奶奶,带着孙子到县城,突然斜刺里冲过来一辆面包车,老奶奶奋不顾身挡在小孙子身前,无奈车速太快,二人立扑,身亡。在老奶奶发丧那一天,儿媳妇没有出现。虽然婆婆为孙舍命,但依然得不到原谅。不过村民们说,幸亏老婆婆也死了,否则儿媳妇绝饶不了她。

在我的家乡,有一个古老的传统,中老年妇女喜欢把婴儿紧紧地包成一个粽子,尤其是冬天,孩子被裹到一个铺盖卷里。我们村里一个糊涂老太,到3公里外的县医院去接出院的刚足月的小孙女,把她紧紧地用被褥包了一圈又一圈。抱回家解开铺盖卷一看,孩子已经满脸通紫,口吐白沫,窒息死亡。原来,这个老太太由于把孩子包得太严,自己也分不清哪边是头,哪边是脚,她一直把孩子头朝下抱着走了一个多小时,最终,酿成惨剧。

跟中国学多地方一样,在我的家乡,身为农民即意味着终身劳作,哪怕老了也不例外。即便不下地干活,也要承担起隔代照看孩子的义务。每个人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也不管老人们佝偻着腰抱着孩子是多么艰难。老年人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加上年老体衰,注意力分散,反应迟缓,这种情况下,带小孩常出意外就一点也不意外了。农民的晚年,绝不是安度,而是危度。

在我种冬枣的舅舅家的邻村,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年久失修的桥,桥面很窄,栏杆已经烂掉。有一天,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抱着孙子到村口玩,桥上过来一辆运棉花的车,老太太向后退着给车让路,一脚踩空仰面掉到河里。这一切太突然,运棉车没有发现。直到傍晚,老太太的儿子看母亲带着孩子没有回来,就出门来找,最后在河里发现了她俩,老太太淹死了,怀里还紧紧抱着小孙子。

我问:“小孙子活下来了?”

母亲叹了口气,“没有,也淹死了。”

村民们注意到,老太太发丧,儿媳没有参加。此后,儿媳又给这家人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不幸的是,这小儿子是个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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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我要读书

Saturday, November 19th, 2011

我70年代初出生在一个农民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读到高中,由于毛泽东取消了高考,他的出身又是中农,被推荐无望,没几年,就结婚生下了我。那时候,高中生在社会上已经是罕见的高学历,父亲做了民办教师,边教书,边务农,每个月挣几块钱贴补家用。

我从小对文字有一种着魔的热爱。这得归功于我爷爷。爷爷参加过八路军,因为识文断字,在部队里负责记账管仓库。有一天,他的连长要从粮库里背一袋麦子回家,让我爷爷开仓放行,我爷爷死活不肯。结果被打击报复,从部队赶回了农村。若干年后,我叔跟爷爷拌嘴,还常说起这件事。叔说:“你就是死心眼,换了我,哪怕把仓库里的粮食都给连长,我也愿意。”爷爷说:“说这些用不着的干啥,要是换成现在,我也让他背呀!”

爷爷最疼自己,家里做饭一定要做两种,糠菜归大家,最好的那份–一个窝头或者半个馒头–归他自己独享。有一年秋天,一个消息不胫而走,生产队里中午要给整劳力一人发一个窝头,新打下来的高粱面做的窝头。不到中午,还是十几岁少年的父亲,就开始一边打草,一边慢慢朝生产队的田间地头移动。父亲认为,爷爷至少会把这个新窝头分一口给他,因为有的家长干脆把整个窝头都舍不得吃,带给自己的孩子。等父亲见到爷爷,爷爷看看他,继续喝水,似乎发窝头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就这样过了好长时间,父亲才明白,爷爷把窝头全都自己吃了,一口也没给别人留。

爷爷虽然自私,但在对儿子们教育问题上毫不含糊,在异常困难,不小心就变成饿殍的时代,父亲和叔叔都读完了高中。那时爷爷是生产队的会计,他终于学聪明了,不再把集体的财产当成圣物,开始把记账本多领几个,给父亲制成作业本。

也许是为了补偿自己对儿女的亏欠,爷爷对我非常疼爱。我小的时候,生产队里的收成还不错,面食还算稀罕,但窝头顿顿管饱。爷爷经常带我去用网打渔,他站在岸边,把缀满了铅块的网撒出去,网在空中神奇地变成了一个圆形,哗地落在水里,等网托上岸,在一堆烂草污泥中,总能找到蹦跳的小鱼小虾。晚上回家熬个鱼汤,鱼就成了我跟他共享的食物,其余人可以在鱼汤里兑上水,喝更稀的汤,管够。

爷爷教我认字,并且让我在旧报纸、废账本上写毛笔字,每到过年,还鼓励我写春联。我写的最多的是四个大字“抬头见喜”,贴到每一个需要抬头仰望的门楣上。有时候,我还把见写成繁体字的“見”,爷爷看了很高兴,说书法还要写繁体字好看。

我在上小学之前,已经把小学一年级的课本给整个背了下来,不但语文,还包括数学。我的童年有一个经典的趣事,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天夜里,不小心把数学课本碰下了炕,而炕下正好摆着一个尿盆,等捞出来的时候,不但骚不可闻,而且显然已经无法再用。于是,我不带课本上了几乎一个学期的课,我背下了所有的内容,包括课后练习题。老师知道后非常惊讶,把这件事当成奇谈。

我第一展示背功是亲戚送了一本小人书,讲一个小八路小强的故事,里面都是顺口溜,我能倒背如流。“机智勇敢好小强,完成任务受夸奖”,若干年后,我母亲经常提起这一句。

假如我的童年时代有四书五经,那么百家讲坛就没有于丹什么事了。但如果真有那些书,也许我就不会读了。因为童年的阅读,都是处于饥渴状态下完成的。

那时候父亲教夜校,我有时会跟着去,混在一帮大孩子和成年人中听课。但是,上夜校的人显然不全是为了知识而来,还为了取乐。有一次课堂上语文老师讲修辞,提到“衬托的手法”,这帮农村半大小子们,觉得这个名词很新鲜,又跟“秤砣”发音相似,就把它作为一个外号安在我头上。我的童年有一部分时间是在被大孩子们追着叫“衬托“、”秤砣“、”铁托“的屈辱和悲愤中度过的。

当然,跟大孩子们在一起也不是一点乐趣都没有,至少我可以看他们的课本,并且观摩他们的文艺排练。那个时候《洪湖赤卫队》特别流行,学校里拿了歌本,开始给学生们排练。我还记得那个印着简谱的小歌本的样式,并且我还用yi,er,san,si,而不是do,re,mi,fa的方式,唱歌本上我已学会的歌。

”手拿碟儿唱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每次唱这首歌,我都要手里敲个碟子,这才能表现出旧社会的万恶和新社会的幸福。

有一天,堂弟跑来神秘地对我说:”我在六叔家看到一本这么厚的书。“他用手比划了两个砖头那么大。我跑到六叔家,看到了那本没有封面的《林海雪原》,我忘了这本书怎么流落到他家里来的,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半借半强,带回家里,挑灯夜读。那个时候村里还没有通电,煤油灯的灯芯还真得一会一挑,否则就越来越暗,直到灭掉。

由于母亲那一代人对《智取威虎山》烂熟,所以我们之间有了很多可以交流的话题,我给母亲讲坏蛋徐大马棒和滦平的来历,母亲给我讲杨子荣的孤胆雄心。农村的夜晚,有100年那么长。母亲纺线,我在读书,煤油灯忽明忽暗,这时候只听到屋外脚步声由远及近,我就兴奋地对母亲说:”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用风雪中冻紫的脸,贴到我脸上取暖。有时还略带一丝酒气,那时候家里生活略微好起来,父亲也会跟村里和学校里的好朋友,小酌两盅。

父亲对文学不感兴趣,他喜欢纪实。那时候,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个上面印着”秘密“的16开的出版物《案件侦破录》,当时我悄悄叫了几个好朋友,每天晚上听父亲对着这本书给我们讲”无头碎尸案“。这些故事虽然有点恐怖,但情节跟电影比,实在太平淡无奇了。往往怀疑到谁,谁就是最后的主犯,一点都不曲折。很快,我还是说服小伙伴们,听我讲《林海雪原》。

若干年之后,我才知道在《林海雪原》里有一处最大胆的描写,白茹见到曲波,就故意把一头长发”象黑瀑布一样放下来,披在肩上“。我小时候读,只希望赶紧抓住小皮匠,哪顾得上分析这其中的微言大义。

家里的新屋落成了,四间瓦房,一个院落,大门面朝东方,正对着田野。门口有两棵树,一棵是榆树,另一个棵也是榆树。我终于可以参与挣工分了,那就是为生产队看鸡。所谓看鸡,是在春天,把偷吃麦苗的鸡鸭赶出来,我被授权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只要不把鸡打死。长大之后,我才知道我干的这个活在国际上有个学名–麦田守望者。

我高兴的是,小姨来我们家住了。小姨是妈妈的小堂妹,从小带着我长大。在我还只有四岁的时候,她最喜欢给我梳头,为了让我头发铮亮,她把唾沫吐在梳子上,然后再给我梳。我心里不满,又不敢发作,只有用手打自己的头。另外,我最害怕,早晨洗脸的时候,突然一个冰凉的东西贴到我的脸上,没等我反应过来,一团发着恶香的雪花膏就在我的脸上抹开。这也是小姨常干的事。

我有两个表弟,但小姨最喜欢我。因为我小时候表现非常特别。有一次在姥姥家,表妹把穿在脚上的一只布鞋给扔到小水沟里去了,一般孩子要么报复,要么哭闹,但我却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大开眼界的一件事:把另一只鞋子脱下来,也扔进水里。嘴里还说:”反正都要洗。“后来,我长大之后才知道,还有一个人表达过同样的观念–耶稣。

小姨来我家带来了一本《红楼梦》,虽然以前听母亲讲过越剧《红楼梦》的故事,但看到书还是很新奇。但这本书只看到第六回,我就读不下去了。因为里面没有明确的好人与坏人,这与我从小建立起的艺术观是相悖的。小时候看电影,一定会问两个问题:一、打不打?意思就是问”里面有没有战争和打仗的场面“,二是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不分好坏的文学作品,在我当时看来,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还刚看到袭人和宝玉初试云雨情,看到”冰凉粘湿一片“,心里一阵悲凉。这不是我的路数,我还是打开广播,收听冯德英的《苦菜花》去吧。

小时候,有一类书是着迷,但求之不得的,那就是《少年科学》和《我们爱科学》。我们村里有一个孩子,他的身世比俄狄浦斯还神秘,他爸爸在江西吉安一个矿上当工人。在我们农村看来,工人是至高无上的阶级,他虽然常年不回家,但给自己的儿子定了上述两本科普杂志。我经常到他家里蹭这两本书看,通过它们,知道了电动机的远离,知道了飞碟的奥秘,甚至知道了爱因斯坦的名字。

新伟是我的好朋友,我俩在看了这些少年科普读物之后,结合自然课上学习的电磁铁的原理,准备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发明电动机。

我们找到了线圈,电池,木板,每天放学之后,都在他家的院子里做试验。虽然电动机还没有发明出来,但我们已经在无数次的交谈中,提前享受了成功的喜悦。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制造一艘航模船,并在水上试航,从而傲视那些没有动力的纸船和木船模型。

电磁铁让我们搞成了,通电后居然有了磁力,我们就像把这个磁力转化成动力。那需要发明一个轴承,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这玩意叫曲轴连杆装置。但是这一关始终过不了。我俩只好调低目标,决定改成电铃。并且在兴奋的交谈中,想象电铃在教室门口奏响的那一刻所带来的荣耀,那时,学生上下课,要人工敲钟。

后来,电铃也没有发明成功。我的人生第一次(独轮)车库创业也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新伟同学把这股钻研的精神一生保留,后来他在家种果园,毫无疑问,他种的苹果是全村最好吃的,并且不贵,只要2元一斤。最重要的是这件事让他学会了脚踏实地,他18岁结婚,19岁有了女儿,他的女儿又19岁结婚,就在今年,他光荣地做了姥爷。

而我继续我的幻想。家里稍有余钱,我就步行三里路,到县城的新华书店,隔着高高的玻璃柜台上,请求一脸严肃的售货员把某本书递给我。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买的两本书,一本是《奇妙的曲线》,讲数学的,一本是《小鳕鱼历险记》。不对,《小鳕鱼历险记》是一个县城里的孩子买的,借给我看的。那个孩子一路上问了一个让我尴尬万分的问题:

”这么热的天,你为什么不穿凉鞋?“

我低头看了看满是尘土的我娘做的布鞋,脸上强堆笑容说:”节约光荣嘛。“

”节约?“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尖叫,”等你得了脚气,就不节约了。“

谈话到此为止,我第一次发现,我原来是个穷孩子。

穷孩子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读书。小时候我就认识到,高玉宝”我要读书“的呐喊永远不会过时,虽然有形的周扒皮不再半夜鸡叫,如果不读书,无形的周扒皮将无处不在,比鸡叫更尖利的催促声将随时响起,人生将永无休息。

我们逃了晚自习去看电影,被老师抓住,他罚我们站了一节课之后,说出了我至今仍然记得的一句话:”不让你们现在看电影,是为了让你们将来天天看电影。“

30年过去了,DVD、蓝光普及,视频网站崛起,我才明白这是多么精准的预言。老师,果不吾欺也。

我的童年,读得最多的还是课内书,我的学习总是名列前茅,并且越是大考,发挥越好。初中升高中,我考了全县第六。高考,我考了全县文科第一,并且数学120分,也就是满分。

这一切在我父母看来,并不奇怪。母亲讲起这样一件我已经淡忘了的事。

有一年,她生病住院,我在医院守夜陪护。有两件事,让所有进病房的人印象深刻。一是,我一只抱着一本书坐在板凳上看。二是,只要有人进来,我总是放下书,站起来面带微笑,主动打招呼。一老叟甚奇之,与众人曰:”此小儿必成大器。“

很遗憾,他没说对,但好在我还保持了酷爱读书和与人为善的天性。

回头望去,我发现幸亏童年没有读那么多纸书,而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读自然这本大书。我在田野里见风就长,拔草,挖菜,滑冰,游泳、摸鱼、掏鸟窝、捡麦穗,种庄稼,跟村里的孩子们展开兵团作战,野草的芬芳,野菜的甘甜,池塘的泥醒,这些奇妙的味道都混合在记忆里,这是读任何书都换不来的。最重要的是,我有无条件爱我的父母,严厉而慈爱的老师,还有身边的亲戚长辈,以及童年的伙伴,始终都给我向上的力量,让我感受到生之温暖与成长之喜悦。虽然长大之后,行路也有倾跌,但美好童年的庇护,让我们避免了完全崩溃。跟书相比,这才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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