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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更喜欢电影版《活着》

Monday, February 4th, 2013

去年我看了孟京辉版的《活着》,主演是黄渤、袁泉。孟京辉完全忠实于余华的原著,在3小时5分钟的时间里,福贵家死了5口人,这部戏应该改名叫《死一户口本》。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张艺谋版的《活着》,读了当年剧组成员王斌的《活着•张艺谋》之后,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了。

《活着》拍成电影纯粹是一个偶然,不过,哪部小说拍成电影不是偶然呢?张艺谋看到了余华未发表的小说手稿,一夜看完,很感兴趣。让余华写成剧本。剧本改了三遍,张艺谋还是不满意。

书中说:

张艺谋念念不忘的是福贵在经历了那么多灾难之后,孤身平静地牵着老牛远去的那种感觉。

福贵经受的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应该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一种暗合关系。

张艺谋说:“一部电影里,如果没有女人戏,就会显得不好看。”

二喜在原作中是歪脖,张艺谋说在电影上会给人不舒服的感觉,也不好演,不如改成瘸子。(孟版《活着》中,二喜就是以“偏头”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很夸张,这是孟喜欢的风格。)

张艺谋没有套用小说的叙述方法,原作中福贵向一个采风的作家讲述自己的经历。张艺谋认为,搞一个作家采访,挺文人气的。

创作班子认为,关于大跃进、文革的电影已经有了,我们不应该搞成控诉的东西。

张艺谋主张在《活着》里,小背景、小命运与大背景、大命运的交融。

原小说中幽默的“点”或者说“戏眼”太少。

在电影中增加皮影戏是张艺谋的主意,他认为,这样可以增加福贵的生活空间和社会内容,而且还可以冲淡作品的沉重感。

因为芦苇熟悉皮影,所以张艺谋把他拉进剧组。从第四稿开始,剧本由芦苇来写。

由于增加了皮影的内容,故事的发生地只能由南方改到北方,因为南方没有皮影。

皮影戏的道具箱,成为整部电影的贯穿道具。《读库》0804发表的《电影编剧的秘密》一文中,芦苇说过,电影要有三个东西:“贯穿台词、贯穿行为、贯穿道具”。

40年代的戏,比较好搞,一进入50年代后,让人感觉每个剧情细节都是为死一个人准备的,这太戏剧化,太能编。

张艺谋说,小说太沉重,一沉到底,我们想把这些冲淡一些,增加了点幽默成分。

为了增加本剧的人情味和喜剧成分,加重牛犇扮演的镇长(原作中是村长)的戏份,这个人对谁都乡里乡亲的,古道热肠,一团和气。

50年代的两场戏,大炼钢铁和大食堂,一定要有幽默感。

后来张艺谋构思出的幽默小段是:凤霞被欺负,有庆替阶级报仇,大食堂里把面条扣在淘气孩子的头上,顽童爹斥责福贵“破坏大跃进”,福贵打有庆,有庆和家珍对福贵耿耿于怀,把醋当茶给福贵喝。

在原作中,有庆是被医院抽血救县长夫人而活活抽死的。张艺谋认为,这个缺乏真实性,太残忍,太刺激,观众接受不了。另外福贵家俩孩子都死于医院,在影像上过于重复了。

拍有庆之死的时候,葛优嘴唇翕动,神情恍惚地叫着“有庆,有庆”,两眼木然呆滞但有一种大难来临时的绝望,然后仰天长啸,嚎啕大哭。

凤霞之死,大家攒出许多是生动的细节,到牛棚找大夫,大夫吃馒头吃撑了,昏过去了。使得悲剧情节变得荒诞可笑。

这部电影用传统形式拍,但景别是饱满的,拥抱式的 ,该煽情的提防就煽,让镜头始终跟着人物走,而不是来开距离。色彩漂亮,节奏快,紧锣密鼓。

张艺谋喜欢原作中一句话:“我们家原来就是一只鸡,鸡变成了鹅,鹅变成了羊,羊又变成了牛。”这话是本剧的贯穿台词,反应了小人物活下去的基本理由:“相信生活最终会越来越好。”

讨论会最后,决定不用倒叙,而是按正常时序,从40年代到70年代,在影片的尾声,让家珍,二喜,馒头(小说中的苦根)抖一直伴着福贵,并且一家人看馒头天真稚气地逗着小鸡,说起鸡,鹅,羊,牛,以一种日常生活的温馨情调来结束本片。

张艺谋说:从绚烂的开头(赌场)慢慢走向一种质朴,从浪漫走向现实,挺哲学的。

第五代导演喜欢玩不说话,咱这片子不走这条路,该说话就得说,只要说的是人话。电影里的对话,都是家常话,大家都能懂。

余华对剧中二喜、苦根(即电影中的馒头)没死,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味道就不对了,福贵这个人物就缺少力量。

创作组认为,凤霞,有庆的死已经很特殊了,如果再安排死几个人,最终会遭到观众的抵触。电影与小说毕竟不同。

王斌说原作中胖妓女没必要附加一个妓女身份,就是一个人轿子。他的意见被采纳了。

张艺谋认为,龙二在小说中是一个坏人,但电影中是个很正常的人,跟一般跑江湖的差不多,实际上人很简单。家珍身上的特点有三个,烈,柔顺,不知深浅的乐天派。

福贵败家后的反应不能遗漏,就像灾难片,灾难后人们惊恐不安,拍的那么足,就是为了后面的戏制造效果。

龙二死这场戏,“戏眼”鸭子啊福贵身上。枪毙龙二的枪声一响,正在撒尿的福贵以为打在自己身上。“地主早输给龙二了。”这句话是张艺谋想到的。

张艺谋说,在情节设计上不怕媚俗。所谓媚俗就是仅仅为逗大家一笑。我们不怕媚俗,只要你有一个好的主题、灵魂,就不必怕俗。

张说:一部片子在现场很难看出它的好坏。其实,只有导演心里清楚他要什么,兵从总体上考虑一部电影的成败,一般人不会关心这个。

小场景,几个人物的戏,最考验导演的功力,例如获戛纳的《美好的愿望》。

张说:“《活着》是我拍得最艰难的一部电影,我们几乎天天晚上谈剧本,谈人物,就是为了把人物和故事弄得扎实一点,我们有意识地不玩技巧不玩风格,自己装傻逼,假装不会拍电影似地老老实实跟着人物走,跟着故事走。”

《活着》送审未获通过。但是获得了戛纳评委会奖和最佳男主角奖。

张艺谋被禁止参加戛纳电影节,但是电影节还是专门为他折了一张空椅子,上面写着:导演张艺谋。

葛优本来不想去戛纳,因为怕坐飞机。在王斌劝说下,终于前往。当官方宣布葛优获奖的时候,他在台下愣住了,巩俐捅了他一下,他才反应过来。这部电影,成就了葛优。把他从一个“笑星”,变成了一个成熟的悲喜剧演员。

孟京辉邀请葛优来演出话剧版《活着》,葛优以忙推掉了。

孟京辉似乎不知道“知遇之恩”这个成语在现实生活中的全部含义。

黄渤接受了邀请,他演得特别卖力,凤霞死那场戏,他在台上摔了30多个矿泉水瓶子,筋疲力尽。

至今,黄渤还停留在“笑星”阶段,或许是因为他没有遇到二十年前的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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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没乐看《泰囧》

Friday, December 21st, 2012

我2012年干的一件最蠢的事就是到电影院看了《人再囧途之泰囧》。买票的地方排起了长队,LED显示屏上显示满员,最后好不容易买到一张VIP小厅票,票价90,可不便宜。

看了十五分钟,我就知道上当,这是一部情节经不起推敲、完全依靠巧合、充斥着厕所幽默,靠夸张表演撑起来的垃圾电影。我看了80多分钟,一次都没乐,当王宝强抱着徐峥的屁股猛吸的时候,我再也无法忍受,提前退场了。

这部电影之所以票房如此疯狂,很大程度上是媒体恶捧的结果。近年来,一些不爱读书,不懂喜剧,甚至不懂什么情况下该笑还是不该笑的孩子进入了媒体,他们的高度,决定了媒体的高度,他们的品味影响了大众的品味。

所谓爆笑600多次,纯粹是记者不识数,或者记者坐在一个神经病旁边,或者记者本人就是个神经病。我敢说,很多人从电影院走出来是大呼上当的,但是又有什么用,你已经给票房做了贡献了。

在这些下三烂电影人眼里,观众就是一块块会买票的痒痒肉。用完即抛,下次再用。

我唯一可惜的就是黄渤,作为一个演过《疯狂的石头》和话剧《活着》的好演员,在这部电影里,始终保持一种泥塑木雕式的2B造型,也实在太糟践他了。

黄纪苏老师在看了一部叫做《乐翻天》的片子之后,写了篇观后感:《一次没乐的<乐翻天>》,文中观点对于《人再囧途之泰囧》同样适用,这部电影的表演手法一言以蔽之,就是“恨不能把上眼皮翻到后脑勺上”(黄纪苏语),我补充一句,还有“恨不能舌头吐出来舔到自己肚脐眼甚至小鸡鸡”。

从今天起,看电影不要再相信媒体,也不要再相信票房。否则,会像我一样,恶心好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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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1942》,喜欢《Life of π》

Friday, November 30th, 2012

中国一直有易代修史的习惯,当朝为前朝修史,并把当朝的历史留给后朝去修。这比自己给自己涂脂抹粉,显然要客观得多。

《1942》就是一部用胶片修成的历史,我把它看成是一部纪录片,而不是虚构剧情片。这部片子很赚人眼泪,我承认,我坐在黑暗中,也眼圈发红,还看到电影散场时,一个老先生坐在座位上双手合十,纹丝不动。

但是,我不喜欢这部电影。因为片中没有灵魂与信仰,尽管出现了教堂、神父和传教士。

冯小刚刻意表现饥饿的残酷,有的到了令人坐立不安的地步,也达到了中国电影审查机关所能容忍的极限,但是,对于电影来说,残酷不能当饭吃。史诗电影必须有美学意义和神学意义上的救赎,否则只能算是记录,而非史诗。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喜欢张艺谋拍的《活着》(不喜欢孟京辉的话剧版,以后有空专文论述),尽管富贵少爷遭受的苦难不比张国立扮演的东家少(在余华原著中,也是死一户口本),但是影片传达了中国人的救赎理念:”好死不如赖活着“、”孩子就是希望“。而《1942》是虚无的,虚无到没有寄托,没有信仰。

近期上演的电影中,我最喜欢《Life of π》。我喜欢用这个π,而不是英语的Pi,更不喜欢那个花俏的中文译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π就是那个在无意义的世界寻找意义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种从乡村走出来的孩子,进入惊涛骇浪的城市,只有虎狼一样的青春相伴,我们就是π。

我发现,写一个人一生的文学作品,怎么写都好看。相反,很多传记反而不好看。这是为什么呢?我记得看过老美写过一篇《传记之死》,涉及过这个问题。传记不好看,是因为传记作者,总是努力试图从不相关联的事物中找到关联,从没有逻辑的人生中找到逻辑。

例如,一本典型的传记,往往是这么开头的。

刘淼出生于1984年,那一年改革开放进入第6个年头,演员里根正在步入白宫椭圆形办公桌,一个叫乔布斯的青年私吞了朋友开发单片机的7500美元,在大洋彼岸,戈尔巴乔夫距离权力中心只有半步之遥。在距离莫斯科8900海里的太平洋底部,一座火山正在喷出岩浆。而加德满都的天文学家发现,半人马座的嘎嘛星已经有一年没有发出射线了。

看了这样的传记,你的第一个念头肯定是:What’s the fxxking point?

而写一生的小说和传记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文学家构建一个自洽的世界,而没有义务从混乱的世界中寻找联系。

我的目标就是修史,还原个人史,还原时代史,以虚构的方式重构,以下潜的姿势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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