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Tagged ‘非虚构’

我们的村庄(1-12)

Thursday, July 23rd, 2009

1、我们村叫丁家村,我在那里出生并且生活到18岁,每年都要回去两回。我们村并无一户人家姓丁,村名的来历据说是因为全村只有丁字路口,没有十字路口。

2、我们村第一个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是王二大爷,一天生产队社员们都在田间集体锄地,天上飞过一架飞机,二大爷忽然举起锄头,用柄对着飞机,做射击状。结果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3、第二个被打成现反对是位高中生。我村农民每年要被政徭役,大修水利工程。高中生在工地上赋诗一首:“车如龙,人如蚁,今朝又出隋炀帝。”被告发后游街示众。

4、村长在社员大会上讲话,念稿:“十月革命一声炮”,翻页时纸粘住,停顿良久,听众议论纷纷:“准是臭了”,校长翻过一页,大喝:“响!”

5、王四大爷在族里德高望重,每逢丧事,必率众拜祭,三十六拜不重复。隆冬大祭,他穿免裆老式棉裤,不慎起身时棉裤落地,恰巧那天没穿裤衩。羞惭归家,投缳悬梁。全村无不嗟叹。

6、小时候村里唯一的个人通讯工具就是喉咙,炊烟升起,牛羊下来时,总可以听到村里妇女的悠扬呼唤:小啊,快点回家吃饭了!民谚:“黏粥座到锅里了,太阳落到窝里了”。

7、但是村南小六再也没回来,他被牛蹄踩的小坑里的一汪水给淹死了。疾跑,绊倒,脸戳到牛蹄坑里,水呛入肺而死。

8、刘老汉视牛如亲,爱牛如命,相伴十年,安然无恙。一日,在田间,牛忽然狂奔而来,冲刘老汉当胸抵去。老汉立仆,不治而亡。乡亲把牛捉住,堆柴烧之,无人食其肉。

9、二奶奶终于死了。她最大的爱好就是听墙根,而且是听儿子和儿媳的墙根,第二天再用收集的黑材料痛骂儿媳。后来大家分析二奶奶的心理,说她可能是年轻时守寡造成的变态。

10、在我们村,认为最缺德的五件事是:敲寡妇门,挖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往井里撒尿。对于法律认为的犯罪,大家反而很宽容。

11、小时候,我在姥爷家住,姥爷说,你要是夜里干渴了,一定要告诉姥爷。我知道原因。这村有个孩子,夜里喊着口渴要喝水,他舅舅犯懒,没理他。第二天早晨,这个孩子死了。

12、铁蛋结巴,自幼姥姥养大。19岁那年,他正切菜,姥姥说:铁蛋啊铁蛋,白养你了,你跟姥姥不亲了。铁蛋向天赌咒,口不成句,手起刀落,一节小指飞到地上,乱跳如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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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历史:谁是上海最累的人

Saturday, July 4th, 2009

《手工历史》是2004年由一毛不拔发起的一个项目,作者队伍是王小山、和菜头、李寻欢、猛小蛇、董事长和我。其基本思路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叙述当年发生的重要事件。

当时确定的写作要求是:

A、主稿以第一人称方式写作;

B、过于敏感或者涉及到名人的,不要用第一当事人的角度来写;

C、可天马行空,无限发挥,但不要完全脱离事件本身;

D、不攻击政府,体现人文精神;

D、不进行浅显无聊的道德评价;

E、当成小说来写;

F、可恶搞。

后来大家按时交稿,但这本书最终没有出版社敢接手。一毛不拔在付出了一大笔预支稿费后,血本无归地把书稿贴到了网络上。

清理电脑文件时,我发现了自己写的那一部分,择几篇发布,以安慰一毛不拔那脆弱而幼小的美国心。

谁是上海最累的人?

【新闻提要】

上海滩最累的人是谁?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对上海15所医院进行调查后发现,护工的生存状态最为堪忧。

绝大部分护工无固定休息时间,无休息场所。每天工作24小时,每周工作七天,一年有多少天他们就必须工作多少天,除非请假,但是请假就没有收入。而收入却不足千元。

护工没有休息权,每天24小时的工作状态,不仅使他们失去人身自由,沦为现代“包身工”,而且对精神肉体也造成永久伤害。

【手工历史】

我免贵姓卞,名字叫什么又有谁在乎呢?上海话将“卞”读成“毕”,从我进医院那天开始,大家都叫我小毕。这也好,要是叫“小卞”那多难听啊!

你们好!原来你们是复旦大学的,复旦可是个好地方。看到你们,我真高兴。一点都不吹牛,从小学到初中,我都是班上前十名的好学生。那时我的理想是考复旦,当个科学家,穿上白大褂,饭不吃,觉不睡,一天到晚坐在显微镜前搞研究。我梦想,有一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紧紧握着女助手大喊:“我们成功了!”

现在我真的穿上了白大褂,不过不是科学家,而是护工。医院里最低贱的职业,不用安慰我,这活就是低贱。低贱也没什么丢脸的,《读者》上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低贱的工作,没有低贱的人嘛。我的理想没能实现,不但没有女助手,还成了小护士们的男助手。这活也并不像你们想得那么糟,也有成就感。有一次,对我最好的李教授从阎王殿里逛了一圈,睁开眼睛。你不知道我多么高兴,我激动地忘乎所以,抓住护士小王的手,她像小猫夹住尾巴一样,惊叫了一声,把手抽回去。要不是李教授,她差点抽我一个耳光。你说,她犯得着这样吗?我的手虽然端屎端尿,她的手不一样擦过屁股、换过卫生……对不起,我忘了有女同学在场,话说得有点糙了。

我从老家安徽来上海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里,我吃住都在医院里,这也好,房租省了,还不用害怕半夜有人敲门查证件。一年365天,我只休息过两天,其实也算不上休息,我丈母娘来上海看病,我跟老婆去陪了她两天。她得的是肝病,医生建议她换肝。我一听就吓死了,我好歹也算是个“医务工作者”,知道行情,换个肝要50多万。她这肝要是换了,我们全家的肾估计都得卖了。为这事,我老婆还跟我吵了一架,吵完两个人抱头痛哭。她哭她妈,我哭我自己,恨我自己没出息。

我不怪命运,命运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自打来这里,服侍病人以后,我更想开了。我服侍的病人有大学教授,有领导、老总,还有那谁,就是那个天天在电视剧里露脸的明星。我发现,在法律面前,是不是人人平等我不知道,但在病魔面前,人人绝对平等。不管你有多少知识,不管你多聪明,不管你有多少称号、荣誉,也不管你有几亿身家,只要进了这病房,全都一样。

做护工这行有一点好,病人的家属、朋友、同事,基本上不让我们回避。低贱有低贱的好处,别人会把你当成不存在,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

我常听他们的谈话,有的话很假,一听就听得出来。比如,领导来探望王处长:“小王啊,你这一病,单位少了顶梁柱啊!不过你不用担心,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康复。”不过,他们也说一些掏心窝子的话。一次,周老总的老婆来看他,哭得跟泪人似的,边哭边说:“都是那个骚狐狸精把你害的。”周老总尽管有气无力,但还是制止她说下去。

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怎么就得了这病?”这话听得人心里难受。但说句不讲良心的话,你怎么就不能得这病呢?我有一句话,来探望的人经常对病人说:“你活活累病的!”

有一次,我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听病房里三个病号在聊天。病友,尤其是得了同样的病、社会地位又差不多的病友,往往无话不谈。他们那天精神都挺好,开始倒苦水。

王处长说:“要不是整天那么累,我也不会住院。当个项目处的处长,表面上有点小权力,其实就是一个傀儡。上头有一个正局长、四个副局长,关系都得摆平。”

李教授说:“这有什么难的?领导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王科长叹了口气:“说得容易!现在领导猴精猴精的。上次孙局长,就是来看我的那一个,他的一个关系想拿一个项目,我打报告请示是否批准。孙局批示:‘同意由王宾同志处理’。王宾就是我。我想,有他的批示,我就照办呗。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大概是他跟那个关系的条件没谈拢吧。孙局把我找去批了一顿。我不服,说,您不是批示说同意嘛?孙局说,我什么时候说同意啦?我是说,同意由你处理。我拿出那个批示一看,果然‘同意’后面没有标点符号。你说这不是成心埋汰人嘛!”

周老总说:“你累,我他妈更累。每天都得应酬,上海的酒店都吃过一遍了,当然都是我埋单。有一次,请一个香港客户,谈一笔几百万的单子。没想到他把全公司的人都拉去了,要了三个包间,我人还没到呢,他们已经点了鱼翅、燕窝,推杯换盏,杯盘狼藉了。我不动声色,每个人敬了一杯酒,然后打了个车就走,没有埋单。我心想,这单我要是埋了,肯定会恶心三年。生意是黄了,老板逼着我去向他们道歉。我不去,副总的位子不要了,我也不去。为这事我被扣了一半年薪。”

李教授问:“你太太说的狐狸精是怎么回事呀?”

周老总说:“不提这个,提起来就郁闷,我就这一个小情,没想到还是被老婆抓住了小辫。”我以为叫我,赶紧一个激灵从椅子上弹起来,“诶!”三个人哈哈大笑起来,周总说:“小毕,没叫你,我说的是小辫”

李教授:“我算是看明白了,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我老婆一直怀疑我跟一个女生不清不楚,去年暑假,我干脆把她带回家,当我的助手,吃住都在我家。我老婆起初还怀疑,经常逃班回家窥探,结果呢什么也没发现,也就放心了。教书育人最累,现在老教授负面新闻这么多,我每天都如践虎尾,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

周总和王处长有点不耐烦了,说:“老兄,别装了,快说你们俩到底有没有上床?”

李教授赌咒发誓说绝对没有,“连你们都怀疑我!说实在的,不是没有机会和可能,可我不喜欢水落石出,那样就没意思了。暧昧点好,暧昧是一种美德。”

三个人开怀大笑起来。

你们刚才我是现代“包身工”,这点我绝不能同意。虽说每天24小时都在伺候人,虽说七扣八扣,每个月只能拿700多块钱,但至少不用在领导、客户、女人中周旋。我家里有三间大瓦房,不用为房子发愁,也不用为银行打工。我累是累点,但决不是上海最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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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坏灯泡

Wednesday, April 22nd, 2009

外婆家是杭州最著名的大众化餐饮品牌。最近,报社组织了一群中小学记者,对外婆家的总经理吴国平做了次采访。

有位小朋友观察仔细,发现餐馆门口一只灯泡坏了,就大胆地说:“我问个问题您别生气。为什么灯泡坏了都没人修?”

吴国平说了一番话,小朋友们也许没听懂,但我听懂了。他说,管理者要在理想和现实中做出平衡。我们的一线员工,每天忙得脚步沾地,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而有时间观察和思考问题的人,动手能力又不强。因此,凡是来外婆家工作的大学生,都要先到一线去锻炼,但是每天只锻炼半天,因为一天的话他们撑不下来。他们有时间有能力思考,也可以启发一线的员工思考。

我对这段话的理解是:虽然灯泡坏了没有人报修,并不是一线员工的责任,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尽职尽责地忙碌着,没有时间停下来观察和思考。那些有时间发现问题的人,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要对干活的人指手画脚,求全责备。

这位吴总确实是一位务实的管理者。他体校出身,当年曾是浙江的短跑小将,后来成为职业经理人。他不受教条的束缚,知道哪是重点,哪是非重点,用长三角一带的话说,叫“拎得清”。

小记者们也难能可贵,善于用平等的视角跟企业高管对话。这一点是很多大记者都做不到的。长期以来,财经报道记者存在心理偏差,一心想解读财富人物的成功密码。其实,财经记者和一切记者一样,只有三项任务:记录,记录,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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