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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读木心

Tuesday, January 1st, 2013

没有钟声,没有诗歌,没有蜡烛,今年的元旦除夕夜在书斋的台灯下度过。这两天一直在读木心的《文学回忆录》,饥渴慕义地读,废寝忘食地读。

读木心的书,不必全盘接受其观点,甚至不必半盘接受,关键是能够跟他在山尖上,一起呼吸思想自由的空气,共享独立思考的荣光。

多年以来,从来没有一本书,能让我的生活发生巨大改变,《文学回忆录》可能将是一本。

这本书,并不是木心所写,而是他的学生陈丹青的听课笔记。类似《论语》,并不是孔夫子亲自写的。木心瞧不上孔子,大概也没想到死后自己的语录会变成书。

书中佳句俯拾皆是,但对我最有启发的,不是作文,而是做人。

木心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清洁的精神,以及西方古典艺术家的求真求美的思想。在他身上,看不到酸腐的旧式文人气,也没有假国学大师身上的伪善气息。木心,是赤子,是耶稣所说的小孩子的式样。我觉得,能与他同用一种语言文字是一种幸福。

木心颠覆了许多文学上的庸众之见。

他认为《新约》的文学成就大于《旧约》。为此他曾在年轻时跟一位女笔友书信往来辩论了五年。看了他的解释,我被说服了。

读书一定要读精华,要找到精华中的精华,精华才是你的。他说不要怕接受他人的影响,影响是天才之间的事,你不是天才,没你的事。

艺术家不要在乎读者,把衣食住行安排好,然后一心弄艺术。要一点清醒,要一点才能,要一点钱。

艺术发端于自然,自然界花开鸟叫,落落大方,开过了,叫过了就算了。小到蒲公英,大到上帝,都不签名,不要钱。

对我启发最大的是关于信心。

木心说,信心,新年,一半凭空想,一半凭行动。

下了海,就要走下去。

信心就是快乐。信心何来?信心就是忠诚。立志容易,忠诚其志太难,许多人立志,随立随废,不如不立(好像说我)。

求道,坚定,忠诚,无疑,虽蹈海,也要走下去。

他瞧不起空谈家,认为文学家著作第一,著作有了,才演讲。有些人不是著作等身,而是身等著作。

他师承尼采,主张精神独立,不攀附,不妥协 。他说,我们在现代,碰到的不是黄金期,只能做做异数,各造各的宝塔,不怕孤独,不怕单干。

木心对于鲁迅可谓爱憾交加。他说,知识的贫困不可怕,可怕的是品性的贫困,鲁迅,学者教授都没看清楚,他就骂上了。

他主张生活与艺术的统一。生活大节,交朋友,认老师,与人发生性关系,生孩子,出国都要拿艺术来要求,要才气横溢。

静静地狂欢,连连地丰收。

中国现当代文学不知人性为何物,专向怪癖处求。

艺术家另有摩西。

他独尊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陀氏的粗糙是极高层次的没,汉家陵阙的石兽,如果打磨得光滑细洁,就一点也不好看了。

他曾经迷恋过罗曼-罗兰,后来厌弃之。因其将艺术和艺术家概念化,其道德力量也是迂腐的。

对于我这样一个年轻时把《约翰-克里斯朵夫》当成《圣经》的人来说,这话的确很震撼。不过想一想,木心说的很有道理。罗兰所谓轰轰烈烈,其实就是婆婆妈妈,所谓理想主义,就是伤感情调。

木心鄙视时髦,他认为时髦就是上当的意思。

他也瞧不上现代派后现代派。他说,我不要出奇兵,我要正规军,大军压境。

木心善用妙不可言的比喻。谈到《五号屠场》所代表的黑色幽默派,他说,这些反战的作家好比是原告,原告在法庭上插科打诨,弄得被告也嬉皮笑脸。法官一看说,算了吧。油滑是无力的,狂欢节上可以扮小丑,法庭上不兴。在作品中要保持法官的尊严,这是最高的也是最低的要求。

道德不能拿出来张扬,道德是隐性力量,要埋进土里,滋养花朵。你看,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耐性多好,哪里宣扬过什么道德。

文学不是拿来忏悔用的。从此改了,就是忏悔了。否则就是装腔作势,是继续犯罪。

他评论写《最后一课》的都德。说他,沉静而不觉得寡言,一举一动都在说话,偶尔兴奋,说一阵子,你会感到新奇,待要再听,他又不说了。(这不是说我的朋友老蒋吗?)

鲁迅评价契诃夫是“含泪的微笑”,他嘲笑这是中学生水平。文学不需要含泪,也不需要微笑。

艺术上没有你死我活,只有你活我活。自己去弄一套,不要搞打倒别人那一套。

大前提弄清楚,看小事,一目了然。

木心自称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他买了一套叶慈诗集,被一个朋友接走,当晚就电话他说,书弄丢了。木心当即与之绝交。他说,近人情?近什么人情?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靠的就是决绝。

《文学回忆录》1102页,我大约用了两天基本读完。还需要再细读一遍。这本书的意义,就像木心所说的:

一扇门要开,手里有一万把钥匙,一把把试过来,来不及的,良师告诉你,一捅,就开了。

读木心的意义不在于获取知识,而是获得力量,获取思考方法。

“命运、菩萨都不要相信,要抗争。”让我把这句话,当成2013一年的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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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所遇好书:《蒙古高原行纪》

Sunday, December 30th, 2012

2012年,是我有史以来买书最多的一年,大部分书都没有看,看过的书之中大部分不喜欢,只有寥寥几本值得推荐,我觉得最好看的是《蒙古高原行纪》,虽然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2008年。

蒙古高原行纪

《蒙古高原行纪》
作者:[日]江上波夫
译者:赵令志
出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

这本书是“蒙古历史文化文库”中的一本,这套文库极好,我买了其中的《匈奴》、《大契丹国》、《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蒙古纪闻》,只有一本《最后的游牧帝国》没有找到。

这本《蒙古高原行纪》的日文原名叫《蒙古高原横断记》,最早出版于1937年。作者江上波夫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先后四次被派到内蒙古考察。日本人派他来考察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更深入地了解蒙古地区的地理和人文,为实现其“欲征服中国,先征服满蒙”的战略目标服务。当然,对于一位学者来说,政治动机并不是他所首先考虑的,他要行千里路,完成考察任务再说其余。

本书的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江山波夫一行1931年考察锡林郭勒,第二部分是1935年考察乌兰察布,第三部分是研究成果杂记。

这本书既象科学考察报告一样严谨,又象游记一样好看。江上波夫所考察的蒙古高原,还处于混沌未开的时代,文物随处可见,在戈壁经常可以捡到彩陶碎片、石器,挖开坟可以找到完整的人骨。当时,外蒙已经独立,内蒙则处于中华民国和蒙古王公“旗县并举”的统治之下,正面临被日本人殖民统治的前夜。

江上波夫一行用文字、手绘图纸和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内蒙的风土人情,为历史留下了一个真切的历史横断面。书载,当时的喇嘛既愚蠢,又贪婪,书中描写了一个没有鼻子的喇嘛跟考察队要药的情形,让人恐怖而生厌。东北的汉人多耍小聪明,例如打酒的时候故意缺斤短两。而蒙古的王公对日本人非常友好。

书中有很多真知灼见,比如,蒙古人会把次子送到召庙去当喇嘛,庸众之见多认为,这是宗教信仰虔诚的体现。江上波夫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其实是因为蒙古人贫苦,无力给第二个儿子分家产,让其组织家庭,另外加上清政府实行的盟旗制度,限制了蒙古人的流动,牧场要在规定的范围之内,不可能接纳新的家庭,于是为了调节牧区人口状况,才出现了次子以下当喇嘛的惯例。

最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经常在无心之间,散发出诗意。考察队到了东浩济特王府,遇到了王爷的养女,这个姑娘只有16岁,但“容貌秀丽,态度温和,气质高贵,知情达理,与王女的身份极为相称。看到她,可能连屠杀牛、羊的屠夫们也会改变人品,温顺地屈膝敬礼,非常高兴地为她效劳。”临走时,王女给他们送行。“王女走在侍从们打着的淡茶色的伞下……看到灿烂的阳光下,缓缓走在绿色原野中的有众多随从的王女的行列,真像走进了罗曼蒂克的神话世界。”

这本书最精华的部分可能正是其最枯燥的部分《从地文学上看蒙古高原》(这部分由松泽勋执笔)。按照牟森的观点,历史文化背后的因是地理。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人用相当大的篇幅和图表,来详细描述内蒙古的地文地貌,黄土有多深,红土有多厚,每个土层里都埋着什么样的人骨。

本书让人比较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其中的侵略与殖民倾向,考察队每到一处,固然给当地人免费看病,但这样做的目的,恐怕是为了考察蒙古人的体貌特征。他们公开为蒙古人、尤其是儿童测量头部的尺寸,并采集他们的掌纹指纹。试想一下,如果现在中国派出一个考察团,到曼彻斯特测量英国人头盖骨的尺寸,揪着鲁尼新植的头发进行研究,当地人会有什么反应。

本书翻译晓畅优美,装帧印刷也属上乘,我唯一一点意见是第189页,图31《亚洲山脉分布图》,其中14,15两条山脉,在图片标注的时候遗漏了。

瑕不掩瑜,这本书值得反复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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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文史参考》靠谱一点

Monday, December 24th, 2012

因为不再上微博,也不在网上看新闻,使得我对传统报刊的需求量大起来。几乎每天都要买两份都市报看一看。

在我住处方圆500米以内,有4个书报亭和1个报摊,以前我经常在路南的一家买报刊,因为看报亭的大姐人很和气,我有一段时间喜欢买《译林》,每次到货后,她都帮我存一本。

然而,因为《钱江晚报》一个愚蠢的零售政策,使我改变了维持了多年的购买习惯。杭州的都市类报纸,上的了台面的,一共有四家,都市快报,钱江晚报,今日早报,青年时报。过去每份零售价都是0.5元。

自从《钱江晚报》与《今日早报》合并成钱江报系后,为了拉小兄弟一把,《钱江晚报》零售价提高到1元,附赠1份《今日早报》。这个零售政策非常模糊,在上述两份报纸上都没有明示,《今日早报》上印着零售价0.5元。赠不赠《今日早报》,完全取决于报刊亭摊主。

人,真是一种奇怪的被创造物,对钱价值的衡量跟面值没有关系。5毛钱,平常掉在地上,我都不一定捡。到菜场买菜,我也懒得跟人砍价,多花的菜钱可不止5毛。但是,每当报摊摊主假装没事人似的递给我一张没有夹带《今日早报》的《钱江晚报》的时候,我都有一种被人偷了的感觉。我会问摊主,为什么不赠报。有的摊主,比如我家西面的那位,脸会轻微地红一下,然后说,这个赠报是可赠可不赠的,既然你提出来了,我就赠给你。但是,南面那家报刊亭,换了一个摊主,态度马上变了。他理直气壮地说,没有赠报。

既然这样,我就绝不在他这里买任何东西了。古有以扫为了一碗红豆羹出卖了长子权,今有报摊主为了5毛钱损失了一个大户。不对,是两个大户。我媳妇也决定不去那里买了。

另外,我也不再买《钱江晚报》了。我不想每天为了5毛钱而勾心斗角。现在我每天都买一份《都市快报》加《青年时报》,1块钱正好,不用找。

我把家西面那一家报刊听内定为我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今天从那里买了两份杂志《文史参考》(12下)和《看历史》(12)。《看历史》的封面专题“父与子-我们怎样做父亲”激发了我的购买欲,它外面套的塑料袋阻止了我的窥探欲,所以我掏了16元。《文史参考》是第一次买,但是我看到“人民日报社主管”,增加了我的好感度。通过这一段恶补内蒙古近代史资料,我发现,来自官方的史料,尤其是口述实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买回家一看,证实了我的判断。《文史资料》里的文章,虽然不“新锐”,但多为扎实的史料。例如,讲到江青在被隔离审查期间,每个月伙食费30元(1970年代末的30元,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每顿一荤一素一汤,每周2斤水果,2次牛奶,1次饺子。江青吃得很香,并对看管她的人说:“我吃好养好,是为了跟修正主义做斗争。” 里面一篇大稿,采访党史学家杨奎松的,也不错。杨因为四五事件写诗而坐牢,狱中有一个“国民党燕北游击队参谋长”,其实是一个小偷小摸,因为不堪被监督劳动之苦,干脆按照香港电台的知识,写了一封要钱的信,信中表示要成立一支游击队。杨奎松后来出狱后,无意中看到布告,此人被枪毙了。

《看历史》则让我大失所望。里面的专题,东拼西凑,作者都是网上脸熟的那些“专栏作家”,根据我多年与杂志相处的经验,如果一本杂志的专题,不靠自己记者采写,全靠专栏作家们拼凑,是无论如何达不到内容、风格的统一的。记者至少去采访,专栏作家可都是在家坐着呀。里面的一篇《1919:鲁迅之问》,就是把鲁老师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给paraphrase了一遍。谁会放着大白馒头不自己吃,而是要让别人嚼一遍再喂给自己呢?

凡是整版大照片和专栏作家处处可见的杂志,都不值得信任,这是我看了这么多年杂志得出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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