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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是善类

Wednesday, November 7th, 2012

尽管网上书店打折凶猛,尽管亚马逊正在搞“买300减100”,我还是喜欢到民营书店买书。这几年,杭州民营书店凋敝得厉害。我曾经最喜爱的书林书店(又名:文史书店)撤离了杭大路,搬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与美容洗脚店为邻。我曾摸索着去过一次,内部空间逼匝,书堆到房顶,摇摇欲坠。好端端一个学术书店,就这样在房租和网店的双重夹击下,萧条了。目前杭州市中心,唯一坚守的就是晓风书屋了。

昨晚去晓风,又买了一堆书。给没空逛书店的老婆买了罗琳新书《偶发空缺》,只因为有一次,她听我说罗琳又写了新小说后,问道:“罗琳现在身家有千万吧?”我说:“上亿,还是英镑。”她沉思了一会儿说:“看来,罗琳真是因为喜欢写作才写书。”

给自己买了扬之水《先秦诗文诗》,因为我大致翻了一下,发现此书装帧古雅,内容要而不繁,颇对我胃口。

买了余冠英选注的《诗经选》《乐府诗选》《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我喜欢唐以前的诗歌,因为它们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心口流出来的。

买了一本《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对于历史,我们要学会,既不赞美,也不诅咒。

看到余秋雨的新书《何谓文化》,尽管不喜欢这个人,还是决定放弃成见,看看他到底在说什么。回家迅速览毕,观感两句话:一、果然不是好人。二、即便不是好人,也有可取之处。

余在这本书里,为自己这些年造成的争议而申辩。

首先是“石一歌”事件。余的辩护手法非常巧妙,他说:第一,“石一歌”写作班子不是“四人帮”成立的,而是周恩来授意组建的。第二,余说自己很快退出了“石一歌”,所以对于这个班子写了什么,一概不知。第三,余说为了保护其他成员,所以不公布成员名单(而文后又列举了成员的身份)。第四,余秋雨说自己是正厅级干部,如果是文革余孽,难道组织审查不出来吗?第五,他最后假惺惺感谢了一圈所有批评他的人,因为这让他干脆不看新聞,不开手机,才有了更大的成就。

其次是5.12大地震后的言论,包括含泪劝家长,中国有大爱。余秋雨不认为自己的言论有任何问题,他的理由是,世界各国都没有因为地震死人而追究政府责任的先例。美国的9.11,让美国与其他文明为敌,而中国的5.12,没有敌人,只有大爱。

全书用一句东北话以蔽之,就是“得瑟”。余秋雨书中说,自己虽然不懂经济学,但是通过观察文明,早就预言到希腊、西班牙等国经济会衰落,他同时列举出自己的预言在哪本书的第几页。这种预言也算数的话,我可以从博客里举出几十个预言准确的例子。因为破闹钟一天也准两次,一个人偶尔预言对了一两次实在不算什么。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余秋雨轻描淡写地提起自己当初为什么持有上海百货的股份。他说,虽然国营百货公司不被看好,但是他觉得有一个经理特别能干。“你们投资的是生意,我投资的是活生生的人。”后来,他凭借这些股份,成了亿万富翁。

对于这段历史,我绝对不相信余秋雨的说法。我倒是认为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很适合他:“巨大的财富背后一定有巨大的罪恶。”

这本书,最恶心之处是收录了余秋雨在各地题的碑匾。在谢晋的碑文后记中,余秋雨特意提起,谢晋夫人,深深地向他和他的太太鞠了一躬,以感谢他的生花妙笔。我读之,恨不能做十日呕。

不过即便是蔡京、秦桧,也并非毫无是处,至少他们留下了不错的书法作品。余秋雨这本书里,收录了他用现代汉语改写的《心经》《离骚》《逍遥游》《前后赤壁赋》,我认为,虽然译文有可商榷处,但终究算一个不错的尝试。我从来没能把《离骚》读完过,因为密密麻麻的注释,让人望而生畏。读罢余的译文,我对读《离骚》原文有了兴趣。

以后买书还是要带一点成见,否则,读完会像我一样做恶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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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电影海报–失落的艺术

Sunday, October 21st, 2012

浙江图书馆每逢周末开放的假日书市是一个神奇的所在,那里可以10元钱买到一套商务印书馆绝版的《判断力批判》(上下册),也可以5元钱买到1981年出版的《优秀戏曲剧本奖》,如果愿意多出点钱,可以买到在中国印刷的外文版书籍、画册,我曾60元买过精美的NIV版2011新版《圣经》。昨天媳妇在那里看到一本画册The Art of Drew Struzan,最后以100元拿下。

回家翻这本画册我才知道,我所看到的印象最深的电影海报和DVD封面,像《肖申克的救赎》、《绿里奇迹》、《印第安纳琼斯》、《星球大战》、《哈利波特I》都出自Drew Struzan之手。他是最后一个电影海报手绘大师,代表着一门即将消失的艺术。

这本书的序言是《肖申克的救赎》的导演(同时也执导过《绿里奇迹》、《迷雾》)Frank Darabont写的。他说,现在电影界被一群不懂艺术为何物的白痴所霸占,他们喜欢电脑生成的海报,而对于手绘艺术充满傲慢与偏见。很多制作人说:“我们经过市场调研发现,观众觉得手绘海报已经过时,他们更喜欢电脑海报。”但是Frank Darabont反诘:你所说的市场调研在哪儿?我和我身边的朋友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制片商,拿着一张手绘一张PS的海报,让我们选择。所谓市场调研,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而已。

Darabont总结道,如今用电脑制作的电影海报,基本跳不出两种类型:一、主角率领配角呈雁阵型,直勾勾看着你。二、主角率领配角排成一行,直勾勾看着你。

而电影海报,从默片时代开始,就是代替电影说话的一门艺术。手绘海报里有一种剧照和定装照所不能替代的美。拿《绿里奇迹》这部电影来说,原始的海报是一张汤姆-汉克斯的大头照(如下图)。

这张海报除了告诉我们汤姆-汉克斯在剧中扮演一个帅警察之外,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遑论审美。Drew Struzan在设计它的十年纪念版DVD封面的时候,则对整个电影做了概括(见下图)。

那只剧中跟汤姆-汉克斯活得一样久的老鼠,不能不包括进去。光,是绘画的生命,Struzan选择了影片结束时教堂里那道辉煌耀眼的光。再看汤姆-汉克斯的表情,可以用弘一法师的绝命书来概括–“悲欣交集”。

Drew Struzan生于美国,幼时家贫,大学考上艺术学院,导师问他,你是学纯艺术,还是学插画。他问二者有什么区别。老师说:纯艺术呢,爱画啥画啥,插画呢,为钱而画。他毫不犹豫选择了插画专业,因为他需要钱。在囊中困窘的日子,他甚至只能用铅笔在卫生纸上画画。

他因为与人合作画了《星球大战》的海报而成名,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电影海报画家。他的一切都是用画笔在画布上完成的。到了90年代,他的手艺受到电脑的冲击。他是这样看的。

我喜欢传统绘画的质感,喜欢混合着泥土的颜料、从树木提取的油彩、帆布和画纸。我喜欢用刷子、碳棒、水彩表达自己,我喜欢闻到绘画材料的味道。一幅画随着天光的变化,也变换着颜色,清晨第一缕阳光、黄昏最后一抹夕阳、夜晚壁炉的火苗,都会让你看到不同的色彩,这让我怡神悦目。我就爱看着它,拿着它,摸着它,闻着它,创造着它。我的禀赋就是通过这些有形的、易懂的、老旧的方式,让人们分享我的生命,我的心魂。手绘是我唯一的表达。

2009年,Drew Struzan宣布退休,我们再也看不到他画的电影海报。如今充斥影坛的,都是直勾勾盯着人看的主角和配角。一个时代结束了,一门艺术也要消亡了。

在中国,电影海报也曾经是手绘的天下,但不得不承认,那些手绘海报的水平非常低劣,带着明显的文革美术的特征。后来剧照一统天下,是啊,还有比陈冲粉嫩的脸蛋更具有吸引力的宣传画吗?所以,在中国不存在手绘电影海报这种失落的艺术。

我倒是想起了另一种东西,手写片头字幕。在国产老电影中,片头字幕都是书法艺术,如今几乎清一色都变成了电脑字体(方正还不快去告他们),千篇一律,毫无生气。但是谁又在乎这个呢?这个时代需要的是感官刺激,而不是艺术。而以798为代表的现代艺术,不过是酒池肉林的抽筋版。

也许,我们不过是《绿里奇迹》里那只活得太长的小耗子。不合时宜,不懂与时俱进,被流行拒绝也拒绝这个流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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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都读鲍尔吉-原野

Sunday, September 30th, 2012

最近,买了许多跟蒙古有关的书,以史书为主,文学书为辅。包括席慕容的7本诗集和鲍尔吉-原野的几本散文集。

在我的大学时代,席慕容是每一个女生的枕边案头书。尽管我从内心排斥这个温情脉脉的女诗人,然而为了跟女生有共同话题,还是读了一点她的作品。所以当我翻开《七里香》、《无怨的青春》,那些熟悉的句式还是把记忆给唤醒了。

席慕容是个阴柔的抒情诗人,生于四川,长于香港,成名于台湾,本来跟莽莽大草原八杆子打不着。然而,她却因祖上在内蒙古,而有深深的蒙古情结。她写的关于蒙古的诗,跟她的其他作品相比,简直让人无法相信是出于同一人的手笔。《出塞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都被谱上了曲,传唱一时。尤其是后者,简直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区歌。

我不喜欢台湾女作家,从龙应台到张晓风,她们身上都有一种鸡婆气质,擅长把一段简单明白的话写得曲里拐弯。龙应台的《大江大河-1949》别人都说多好多好,我读之只做三日呕。

席慕容比她们几个要好一些,但没有脱尽岛民气质。表现在:动不动就动了感情,明明是遇庙烧柱香的观光客,偏要在诗歌里把自己拔高成生生世世的守灵人。

跟席慕容相比,我更喜欢鲍尔吉-原野,不但我喜欢,我们全家都喜欢。儿子九个多月了,作息逐渐有规律,但醒着的时候,需要大人陪着玩。我和媳妇有时候就给他读书听,曾经读过《英国历史上的三次危机》,小家伙明显不耐烦。后来改读鲍尔吉-原野的散文,他一下子就安静了。

鲍尔吉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在《蒙古秘史》中写成“孛儿只斤”,是成吉思汗的族人。他是一个名满天下的蒙古族作家,我中学的时候,就在“获奖短篇小说集”之类的书里,读过他的作品。他的散文,简单质朴,有一种未被流行文化侵蚀的美感。 当媳妇朗诵他的《后退的月光》,念到:“山上的月亮,称之为白嫩也是可以的。它别无所依停在海底一般的夜空,好像拿不准要不要继续向上升。不升是对的,月亮现时的角度恰好俯瞰西拉沐仑河在夜色里的清明。”此时,不但儿子止住了哭闹,连白菜头也停止了挠沙发。

鲍尔吉的散文当然不是篇篇都好,他试图说理的“读者体”和“知音体”就不好(事实上,他是《读者》和《知音》的签约作家),但是他的笔触一旦碰到草原、牧民、内蒙古、故乡,就立即变成马良的神笔。

他的父亲是骑兵出身,在斗争“内人党”的冤家错案中受到迫害与折磨。他从他的笔下得知,蒙古马在战场上永远向前奔驰,骑兵永远不可能退缩。骑兵的马刀是不开刃的,为了砍到人骨头的时候不会崩豁。标准的蒙古骑兵战法是砍刀左晃,然后用力向右砍出,敌人连头带半个肩膀就全都劈了下来。

鲍尔吉-原野的说理散文,虽然也有知音体的痕迹,但也有一些真知灼见。在《所见恶习55种》中,他指出下列行为是恶习:

不读书,或者读李敖的书是恶习。
退休后马上停止染发是恶习。
哈达至尊,随便向什么人献哈达是恶习。

再比如,说道人到四十,应该每天变傻一点点。“此时,宜消闲,不宜急进。宜缓泻,不宜峻补。宜藏锋,不宜露势。宜煲汤,不宜啖肉。宜口讷,不宜激辩。宜涵咏,不宜疾呼。宜淡出,不宜雄起。比聪明更有意的是顺变的头脑,平和的心境,一些惰性,与一些直觉。总之,四十岁应用减法而不是加法。”虽然这段话有心灵鸡汤的味道,但至少对于狂飙疾进的我来说,还是很受用的。

跟台湾鸡婆作家相比,鲍尔吉-原野最大的优点是对情感的克制。这种对于抒情的吝啬与其说来自于汉语温柔敦厚的训练,不如说来自蒙古民族的传统。这是一个重实干不重言辞的民族,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就击中要害。

他写《爱听二人转的狗》,说一条被东北扶余的打工者偷偷带到俄罗斯的叫富贵的狗,一听见中国话、二人转就兴奋地打转。它最喜欢的三个词是“中国”、“扶余”、“二人转”。人对狗说:“带你回中国。”狗就兴奋地汪汪叫。又对它说:“带你回扶余,听二人转。”狗高兴地晃起尾巴,作起揖来。但是养狗的老李说,福贵是要扔到俄罗斯了,因为等他回国的时候,不能带动物出境。等鲍尔吉出门的时候,福贵咬着他的鞋带不放松,好像是说:带我走吧。

如果是龙应台等人写到这里,肯定会来一大段抒情,“狗的尾巴,像一缕青烟,冉冉飘向空中,化作云,化做雾,飞跃高寒的国境线。春生,告诉我,当福贵哀鸣的时候,你是否在那里?(注:春生是作者父亲的名字。)”

但是蒙古汉子没有这么多啰里啰嗦的情愫,他只是简单地举重若轻地收尾:

“福贵像我的胃,时时刻刻想回家,恐怕它是永远回不去了。”

读读鲍尔吉-原野吧,他至少能让你学会蒙古汉子的说话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已经延续了700多年。它的源头是成吉思汗给花剌子模国沙王写的一封宣战书,“你选择了战争,唯有上天知道我们两者是怎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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