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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音乐与新新人类

Friday, August 31st, 2007

  大约十年以前,有一篇中篇小说特让我激动。这篇小说叫《摇滚青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是由陶金主演的。里面的主题歌特别带劲儿:

        唱起我们喜爱的歌
        怎么痛快怎么来
        跳起我们喜爱的舞
        怎么开心怎么来
        脚下的世界在破碎
        我们生活多自在
        ……

  小说里一个情节让我特别难忘。瓢泼大雨的夜里,男女主人公在汽车里行警幻仙子所训之事。要知道在十年前的文学作品中,比起卧室和高粱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意。当时这部小说给我一种朦胧的感觉,似乎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生活方式或者宗教正在诞生。概括地说就是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随心所欲。

  今天站在NASA迪厅的舞池里,看北京地下音乐展演,我的心里似乎又有了同样的感受。

  今天到场的有12支乐队,除了刚出专集的“新裤子”熬出头以外,其他都是活跃在北京各个酒吧为生计、为音乐奔忙的新面孔。

  第一个登场的是“旧宫”乐队,一个朋友曾给我听过这支乐队录音的小样,我喜欢其中的一首《哑巴》,今天听来,却只是一堆建筑工地违章施工的噪音而已。

  “新裤子”接着亮相了。他们的制造的音乐确实专业一些,三首歌都有辉煌灿烂的音响效果。《我们的时代》是他们演绎得最纯熟的一首了,当三个乐手一起唱“终于等到了我们的时代”时,我真的感叹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蝴蝶”的鼓手和主唱是我的朋友。这支技巧尚不成熟的乐队试图用音乐进行一些认真而严肃的思考。他们写的《无题》是一首反战歌曲,音乐很粗糙,但里面一句歌词却让我震撼了一下子。

        因为我们手里有枪
        所以我们要杀戮

  我发现一支比较喜欢的乐队“渗透”。他们演唱了两首歌《我是谁》和《死刑犯》,其实我最想听《死刑犯》,因为我推测他们可能在思考陀斯妥耶夫斯基思考过的问题。但这首歌在一阵混乱的喊叫里开始和结束了,由于与节目单顺序不一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相反那十来句反复的问话“我是谁?”却给我留下较深刻的印象。

  “我是谁?”–用一句美国佬的语法–是一个好问题(人话应当这样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是谁呢?如果我是爱多VCD那就简单了,问题在于我不是机器。我认为,凡是思考这个问题的人都是哲学家。

  “秋天的虫子”是唯一一个有女歌手的乐队,所以多得了很多喝彩和嘶吼。女歌手叫“樱子”,她的歌象祥林嫂漫山遍野找阿毛时发出的声音。有时是声音高亢的呼喊,有时是低低的啜泣。他们在舞台上动作可以用“剧烈”或“排山倒海”来造一个句了。反正听完他们的歌心里挺难受的,那是一种童年时被人欺负了的委屈。我喜欢带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我出生在鲁北贫困的农村,那里的人们现实得让外人吃惊。也许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才诞生了我这样一个反叛的怪胎。我憎恨世俗,憎恨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所以面对这群不现实的玩音乐的人,我心里充满了兔子对狐狸的那种阶级感情。

  我听过N过人说过N遍“中国人活得太累了”,这个“累”主要是因为心里的桎梏和疙瘩太多。我们被现实欺骗得太多了,所以不相信现实之外还有梦想,不相信还有其它可能的生活方式。 如果地下音乐代表的是一种可能的新的生存状态,我祈望它能造就新的中国人。用句最俗套的话: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让没带伞的人跑得更快一些吧!

199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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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摇滚

Friday, August 31st, 2007

  近来认识了几位玩摇滚的朋友,听到了北京地下摇滚乐队的一些轶事。据说,北京玩PUNK的有三支乐队比较有名气,他们是69、脑醒、无政府主义男孩。 69到比较著名的西餐厅“星期五”去演出,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让我们性交吧。”吓得老板赶紧把他们请了出去。脑醒的代表作则都是骂大街的话,而且用的都是第二人称。比较干净一点的就剩下一个无政府主义男孩了。

  无政府主义男孩决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的歌曲走的是绝对的政治路线。

  这倒是有点奇特了。因为中国摇滚自崔健以后,对政治都躲得远远的,除了黑豹的《别去糟蹋》以及唐朝重新演绎的《国际歌》,所有的摇滚都回避开政治这个主题。

  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的转型。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已从一个理想主义占主流的社会过渡到一个技术主义和商品意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所谓“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经历了重大事件的中国人,对政治不再抱有兴趣。

  但无政府主义男孩偏偏拾起这快难啃的骨头,

  在赢海威的网站的摇滚英雄栏目上找到了他们录制的小样,都是rm格式的,可以在线收听。这里面共收录了十首歌,它们是:

  1.没有自由的脑袋 2.向谁万岁 3. Punk is not dead 4. oi!oi!oi!/禁忌X 5. Put back 6. oi!oi!oi!禁忌X 7.我们做人的权利已经被狗给吃了 8.正义? 9.对你的生活喊oi!10.我们决不妥协

  听不出歌词是所有摇滚的通病,这里面固然有重金属噪音干扰、演唱者吐字不清的原因,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一些歌词是歌手随口诌的,连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唱什么。

  所以想把这些歌词整理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即使这样,还是能听个大概。

  我发现他们的歌有这样几个特点:一、喊的口号多;二、一律的快节奏;三、喜欢用自己发明的感叹词“oi!”。

  《向谁万岁》是一首反对偶像崇拜的歌。前面的歌词听不清楚,只听到最后一段说:   

  在你的领导下我们有了机关/在你的领导下我们成了无产阶级/在你的领导下我们推翻了一切/在你的领导下我们砸毁了一切

  然后是山呼“向谁万岁?”

  这首歌的曲调进行还算富有变化,能够一听。

  《正义?》是为印尼虐华事件而写的,劈头就是一句:

  我不知道你们都在做什么/也许是他们让你们做的事太多了/难道华人的生命都不值得你们尊重吗/要你这个外交部还他妈的有什么用啊

  在副歌中唱到:“为什么还要那个没有用的部门,是否懦弱已经成为中国的传统了?”

  去年印尼的黑色五月确实让每个炎黄子孙痛心疾首、没齿难忘。但将矛头指向外交部恐怕会让唐外长一肚子委屈没处说。

  《我们做人的权利已经被狗给吃了》则更加直白,干脆痛快淋漓地大骂“傻B官僚”。

  《Punk is not dead》是一首不错的歌,它的合唱很有活力,从这首歌可以看出这支乐队在音乐方面还是有一点潜力的。

  所有十首歌听完,只觉得它们都象考试中的“雷同卷”一样,风格都很近似。歌词直白,除了敢骂街之外,实在难以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听完无政府主义男孩的歌,再去听《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块红布》,我们真要感慨一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黄鹤楼”了。

  一个时代已经过去,连老崔已经承认自己“不是谈论政治”(《时代的晚上》),承认“现在已是九十年代”了,哥几个还玩什么劲呢。不如回家潜心练练内功,“忍把浮名,换了低酌轻唱”算了!

  199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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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时间岸上的歌

Friday, August 31st, 2007

留在时间岸上的歌

引子

  某天晚上,一个人在屋里,翻起一本刚买的小书,读着读着,感到无比激动和幸福,眼泪要流出来。

  这本书就是李皖的《回到歌唱》。

  李皖,男,1966年6月出生,1985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武汉《长江日报》工作。因为评论流行音乐而名声雀起。《读书》曾登载过他一系列文章,后来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书名是《听者有心》。

  在这里,我想先兜售一套尚待完善的理论–1976年以来,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上青年一代的划分:“四五一代”和“六四一代”。

  “四五一代”是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从那个政治乌托邦的时代走出来,带着迷惘和伤痕,主要利用文学反思历史、反思自己。对此文化界早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六 四一代”主要是之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期间尚在高校就读的群体。

  “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所写的《一代人》只适用于“四五一代”,而不适用于他们。

  这一代人大约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出生。“伟大领袖”“红小兵”等话语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根植在童年的记忆李,并形成一种“清结”。他们在对“四人帮”的愤怒声讨声中进入了少年时代,在台湾校园歌曲声中进入躁动的青春期。光明已经用不着他们去寻找,“四五一代”已经帮他们找到了。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呀!  如果说本世纪一、二十年代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那么八十年代应当算得上是一个“白银时代”。那时的政治气候虽然乍暖还寒,但思想界一直公开或半公开地活跃着。大量西方的“新”思潮被译介过来,介绍关于西方哲学、思想、文学的书如同九十年代的股票书一样,成为学生们进图书馆的首选。校园里写着“讲座”“论坛”“沙龙”的海报铺天盖地,几乎所有举办讲座的教室都爆满。

  1989年秋风又起的时候,校园里迎来一批新生。中国社会也在此时开始了悄悄的变革。西方思潮和政治理想逐渐被科学技术和金钱消解和取代。在这里,不能不提1998年的6月3日,在这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中央电视台想全国直播了“发现号”航天飞机装载中、美科学家联合研制的AMS升空的实况。这也许是一个巧合,但是极富象征意义。

  李皖无疑属于这一代,它是临大学毕业那年敬礼那场“政治风波”的。李皖所住的宿舍,象中国其他大学的宿舍一样,总有一台砖头一样的录音机。许许多多声音从这块砖头里辐射出来,有的激昂、有的悲切,有留宿青春梦的小窠,有烹制单相思的调料。校园里最欣欣向荣的事业是唱片业,具体说是磁带复制业。设备是双卡录音机,厂房是学生宿舍,原材料是上百盘主要产于台湾、部分产于香港、少数产于大陆的录音带。收费一般是每盘磁带一元钱,既可以整个专集照单全首,也可以挑选自己喜爱的歌曲制成合集。

  在这样氛围里,李皖们吃饭、睡觉、读书、运动、野游、欢聚、恋爱或单相思。青春的门一扇扇被敲开,生活的秘密被一一揭示。抚慰他们心灵的不是贝多芬和莫扎特,而是这些流行歌曲。

  江声浩荡,时间分分秒秒流逝,转眼中年摆到了面前。“六四一代”成长、流转、演变,“红颜知己嫁衣裹,布衣同窗紫蟒缠”。蓦然回首,似乎只有那些断续的回忆和萦绕耳畔的歌声。江声浩荡,泥沙被冲走,泥沙被冲走,留在岸上的熠熠闪着光。一些曾经把人感动得死去活来的声音现在听起来索然寡味,而一些声音驻留下来,恐怕永远驻留下去。

  李皖触及了“六四一代”相似的心路历程。我是被他细数那些岸边的声音的时候感动了。我想,有这些声音做伴是幸福的。

初恋

  除了他,谁还记得那首歌呢?

  3455 5556 5 55 6 66 535 3511 132 44 55 66 53 2

  那是一部日本电视剧,讲的是一个叫小鹿纯子的排球运动员的故事。当然里面的情节相当复杂,整个故事看上去更象一个阴谋。小鹿纯子要找她的妈妈,但她的爸爸说只有她取得了冠军才能实现这个愿望。于是,小鹿拼命打球,同时尽力寻找自己象女特务一样神秘的母亲。里面最吸引人的是那些排球的招法。最无敌的招术是 “幻影旋风”,其次是“双人晴空霹雳”和“晴空霹雳”,对手的着数也很厉害,主要有“流星赶月”等等……在片子结束的时候,那个姑娘追着一匹白马在跑,同时响起了这首歌。

  多少年过去了,这首歌的旋律一直刻在他的大脑里。

  他相信那是他的初恋,他当时偷偷地、羞涩地爱上了小鹿纯子。长长的马尾辫,大大的眼睛,灿烂的微笑,明亮的额头……这一切在他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记,比毛主席、华主席还要深。

  他从一张包咸鱼的旧报纸上,找到一张染了污渍的一寸照片。他把这张散发着腥味的照片夹到课本的书皮里,当成自己最珍贵的宝贝。

  现在他把崇拜张惠妹的孩子们看成弱智,自己当年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不是”他想,“这是有区别的”。

  当时的信息是那么闭塞,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情人”的扮演者是谁,所以自己爱的是一个神秘的、遥远的、虚幻的、不可能的存在。而现在的孩子们,随随便便就可以找来一套自己偶像的写真集。

  另外,那种对爱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他的童年没有电视,没有书籍,只有收音机。他所受的文学启蒙,几乎都来源于“小说连续播讲”、“广播剧”和“评书联播”节目。

  当时,他最喜欢的一部小说是《第二次握手》。男主人公叫苏冠兰,有两个女人同时爱他:一个是温柔的、现实的叶玉涵,另一个是梦幻的、浪漫的丁洁琼(“琼姐”)。后来当他读《红楼梦》,他一下就对号入座了,原来叶玉涵就是宝姐姐,琼姐就是林妹妹。那是他认识爱情的启蒙读物。这种错误的启蒙对他影响很大,以至于当他长大以后,潜意识里一直认为一个男人可以同时爱两个女人。

  还有一个短篇小说对他的爱情观同样有很大的影响 –张抗抗的《夏》。女主人公是一位叫岑朗的女大学生。她有个性、有思想、出水芙蓉(小说里有一段男女主角游泳的描写,天知道为什么他偏记住这一段),冰清玉洁。当“我”向她表明爱意的时候,她说:“到秋天自会有收获的,但夏天是生长的季节,就让它生长吧。”如果说《第二次握手》在爱情方面对他是一种误导的话,《夏》对他简直是毒害了。因为这个短篇小说让他相信,一个理想的情人应当是:一、有思想;二、美貌出众;三、纯洁得一尘不染。

  想到自己将近而立之年依旧孑孑独立、形影相吊,他不禁苦笑自己上了张扬和张抗抗“歪理学说”的当。

  他想将来编一个剧本。两个青梅竹马的孩子,在长满青草开满苦菜花的地里挖野菜,女孩绘声绘色地给男孩讲他漏看的一集《排球女将》……二十年以后,他们重逢,那男人给女人唱起了那首片尾歌……然后呢?

  导演说:“然后,镜头切换到床上。”“他妈的!导演!怎么这么俗气!”他愤怒地擂着桌子。

  “没办法,”导演很美国地耸了耸肩,“你以为这还是你纯真的七、八十年代呀!醒醒吧!这年头都这样!”

美丽的心灵

  《美丽的心灵》是八十年代初期一首歌唱清洁工人的歌曲。歌词是这样的:

曙光透进路旁的林荫
铃声打破黎明的寂静
姑娘驾驶清洁车
春风吹动了你的衣襟

双手打扮美丽的城市
歌声迎来了春天的百灵
姑娘洒下滴滴汗水
描绘着祖国锦绣的美景

纯洁的姑娘
新一代的清洁工人
我为你歌唱
我为你歌唱
歌唱你美丽的心灵

  在这首歌诞生的那个时代,所有的劳动都被看做是光荣的,所有的职业都被看成是平等的。那时候人们的信条是:世界上没有卑贱的职业,只有卑贱的人。清洁工人,作为城市的净化者,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并不比工厂里的会计和出纳差。

  不管你承认与否,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差异已经十分明显了。一个所谓的白领阶层出现了,这个阶层的人群同其他一些强势人群一起,傲视着金字塔底层的人们。而我们的文艺基本上是为这些人服务的。

  所以,电视台的体育节目要用一晚上时间转播保龄球比赛(一种典型的有闲阶层参加的游戏);文艺节目要表演亮丽、搞笑的“欢乐总动员”;电视速配节目的嘉宾里没有一位是车间里的工人;电视剧里的男女主角很多都是经理和女经理。偶尔有几部自称“关注下岗工人生活”的影视片,也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同情、悲悲切切的目光……

  在当今的文艺作品里,美丽纯洁的姑娘一般是在校学生、奋斗中的未来的明星、或者是公司里的白领职员。再也没有人歌唱清洁女工,没有人歌颂朴实、纯洁的体力劳动者。电视剧、小品里“小保姆”的形象总是滑稽的、愚蠢的、为属于白领阶层的人们做配角。

  他的母亲曾经是一名清洁工,每天早晚要扫一段一公里长的马路。

  那年暑假,他替母亲扫马路。清晨,小县城的路上只有很少的车和人。扫帚每落下一次,都翻起很高的尘土。偶尔有骑车的熟人惊异地看着他,他冲那人笑笑,继续低头卷起尘土……他想:如果我不是一个大学生,如果我的职业就是清洁工,我还能笑得出来吗?

  现在凭着运气,他也成为这个城市白领中的一员,同自己这个阶层的人谈恋爱,也许将来还要通婚。有一天晚上,离开那个已不再爱他的白领姑娘,他看到了华灯通明的大街上行进的洒水车。那片水幕清洗着疲惫的、布满尘土的街道,象在举行一场庄严的宗教仪式。那个夜晚,他想起了这首歌,想起了纯洁的姑娘和美丽的心灵,如同想起了一个遥远的神话。

英雄梦

  七十年代初之前出生的孩子们,都有一种英雄梦想。这种英雄不是做一个香港或美国的资本家,不是做什么“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五十位数字精英”,而是做壮烈的、自我牺牲的、实实在在的英雄。

  我们所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做这样一位英雄:他必须勇敢、机智、热爱战友和集体、有一个崇高的目标、时刻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还多少有点不守纪律。

  在那个时代要想成为一个让孩子们敬佩的英雄并不容易。雷锋、焦裕录根本排不上号,现在的孔凡森、军嫂就更没戏了。在孩子们心中只有两种英雄:一种是狠狠打击了敌人,而自己又毫发无损的;一种为了他人而死得轰轰烈烈的。

  所以–为了保护民兵,扑到炸药包上的王杰(不是后来台湾那个一唱歌就哭得死去活来的王杰)是英雄;奋力拦住惊马的刘英俊、欧阳海是英雄;同敌人同归于尽的黄继光、董存瑞、王成更是英雄;在暴风雪中看护生产队牛羊的玉龙和玉荣是英雄;安全送达鸡毛信的那个小孩是英雄;雨来、嘎子也是英雄;《烈火金刚》中的肖飞、《铁道游击队》的刘洪、王强、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岩龙都是了不起的孤胆英雄。

  在孩子们的眼里,凡是被敌人抓起来或杀害的–比如:江姐、王若飞、刘胡兰、刘文学–都算不了英雄。当时的孩子们尤其不理解狼牙山五壮士,为什么不同鬼子同归于尽,而是一个比着一个朝悬崖下跳?

  那时候我最喜欢的歌是《一条大河》。我小时候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是看了电影《上甘岭》。我记得是和我小姨一起去看的,我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它有些地方我看不懂。一些人在山洞里,还有一只小松鼠和一个苹果。那里边一个阿姨轻轻唱起了这首歌,那旋律给我难以言传的感觉,就象夏夜乘凉时在母亲怀里朦朦胧胧睡去。尤其是那歌词,让我似懂非懂,让我激动不已。

  “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是猎枪”,我特喜欢这两句。

  还有一部叫《西沙儿女》的电影我也喜欢,里面的那首歌让我从小对大海充满了神往。

  现在的小学教材里还有《放牛郎王二小》这样的课文,但是孩子们恐怕很难有我们那种英雄梦了。现在的英雄是那些体育明星和娱乐明星,是那些投机取巧的、自私自利的、生逢其时的、不劳而获的。

  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那种与这个时代不相容的英雄梦将永远刻在心里,伴随一生。

我和齐秦

  他第一次听齐秦的歌是88年,那年夏天,他的〈外面的世界〉和〈大约在冬季〉已经在内地流行。不过是屠洪刚唱的。那时,屠唱歌喜欢带点哭腔,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忆苦思甜时留下的后遗症。尽管这样,他和他的朋友们还是听得如醉如痴,并在踏上离别故乡的火车前,唱给各自喜欢的女孩们听。

  不知不觉来到凤凰花灿若明霞的厦门。同一宿舍的吕锋从老乡那儿借来了齐秦的〈燃烧爱情〉。在厦大,紧跟时代潮流的不是学术,而是流行歌曲,歌曲在台、港刚流行不出半个月,复制的磁带就会码在学生们的床头。

  对家的眷恋,对假想恋人的思念,以及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统统被齐秦的歌声催化,变成年少的惆怅,凝集于胸怀。

  当时最感动的是这样一首歌:

  在雨中,/又见你,/苍白面孔和长发。/我轻声,/问自己,/为何狂奔在雨里?/你身旁,/有个人,/你却依偎他怀里。/我轻声,/问自己,/为何不能忘记你?/

  当时他被感动得几乎休克,现在想想很可笑。既然歌中的这个”你“依偎在人家怀里,自己在雨中狂奔绝对是神经有毛病。即使狂奔到金门岛上去,也与事无补呀。应当想个办法横刀夺爱,或移情别恋才是。

  冬天来了,齐秦的〈冬雨〉就在校园的广播里响起,伴着淅沥沥的雨滴。仿佛齐秦受过张天师的真传,能呼风唤雨似的。

  冬季也过了,故里也归完了,一下火车,只觉扑面的春风吹来,时间已经是1989年。自从4月15日胡 耀邦逝世以后,厦大成了随时准备爆发的火药桶。游行、静坐、绝食、革命,与众人溶为一体的狂欢。以前只在电影上见过的,他们全都体验了。那个春天漫长的象一个世纪。

  六月、七月,八月的校园空空落落。

  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春天一过,/就要走开?/真心的花才开/你却要随候鸟飞走/留下来,/留下来……

  所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对于连自己小命都养不活的学生,还能指望什么呢?这首〈花祭〉在校园里飘荡了很久。

  芙蓉(八)下面有两个男孩在弹吉他,厦大的淑女们对此早习以为常,继续目不转睛走自己的路。

  “来一个〈巡行的狼〉吧。”有人提议。

  于是大家都听到了一阵母狼丢了崽子般的嗥叫。

  〈纪念日〉一出,立即引起一阵轰动。其实里面除了那首写给王祖贤的〈你是天边的那颗星星〉没有几首好听的歌。倒是90年推出的〈爱情宣言〉让人为之一振,当时他一个很要好的哥们给我写信劈头一句就是:“我要象齐秦宣布〈爱情宣言〉一样,宣布我们的友谊”。当时他们都很单纯,丝毫不认为这样的话有什么不合适。现在谁要对同性的朋友说类似的话,恐怕会被拉去看心理医生。

  近年来齐秦一直嗓耕不辍,频繁出唱片、磁带。只是唱歌的人和听歌的人都已经再没有那么多惆怅、失意、无奈之类的感受。西谚有云:接吻的嘴是不唱歌的。已经追到王祖贤的齐秦,歌风也越来越变得象周华健。而周华健的歌已经很难同儿歌区分了。

  不管怎么说,不应对齐秦要求太多。他曾出现在青春里,并且给了那么多安慰,记住这一点,已经足够了。

世界上最后一首歌

  1989年5月2日,一个湿漉漉的早晨。厦门大学每个早起的人都看到了贴在阅报栏、食堂墙壁上的那些标语,学校管事的慌忙派人去撕。那时候他和他的室友们还在沉睡。5月1日,在校外山上一个牧羊人的小屋里,我们写好了这些标语。夜晚好不容易降临了,他们都换上军训时发的军装,潜入了夜色中。当我用肩膀驮起贴标语的战友,他自豪地感到一个国家重重地压在我肩头。

  青春,啊青春!有什么比青春更美好?有什么比革命和爱情更配得上青春?

  凭着一个简单的信号,我们浩浩荡荡出发了。他们喊了很多口号,最有感召力的是那句–“厦大人,站起来!”。

  在厦门市文化宫的广场上,停着几辆公共汽车。天下起了雨,他们这些绝食者都转移到车上。同学们来了,带着大瓶的兑了奶粉的葡萄糖水,劝我们喝。我知道,每天喝那玩意,一年半载都饿不死。

  他爱的姑娘来到我身旁,悄悄塞到我手里一块巧克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做了一件背叛革命的事,把半块巧克力偷偷吃了。

  晚上一个不祥的消息传来,学潮被定性为动乱,北京已宣布戒严。深夜一点钟,公共汽车拉着他们直奔学校。车上、校园里响彻着哭声和国际歌。下车后,遇到他们班上一个女生,见她哭得泪人一般。同宿舍的人都从床上爬起来,说“英雄回来了!”他只当是讽刺,接着明白他们的话是真心的。

  他不明白《国际歌》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以前读过一篇文章,说一个无产阶级无论在哪里(比如纽约街头)唱起这首歌,都会立即结识无数的同志,得到当地无产者无私的帮助。

  他相信,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首歌,那肯定不是《欢乐颂》,而是《国际歌》。

  1998年6月3日凌晨,打开电视看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载着包含中国科学家重要研究成果的AMS升空,去探测“反物质”。当时我的心里非常激动。他感到整个人类正在消除一切的仇恨,走向兄弟般的联合。那该是多么伟大的时刻啊!“发现号”不是美国的,而是全人类的,AMS里的磁铁不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当时我的心里回荡起贝多芬的大合唱……

  贝尔格莱德冲天的血火,中国大使馆动地的爆炸,证明了他的幼稚和愚蠢!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有一个奴隶,就会有《国际歌》响起;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有一个强盗,这就不是一个唱《欢乐颂》的时代!

  青春会流逝,但革命和爱情会永驻在心底。听吧!这来自海洋,来自大地的歌声: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那雄奈儿,
就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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