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Tagged ‘文艺批评’

识对人 读对书

Saturday, January 4th, 2014

dongxue

(注:图为王公懿水墨作品《洞穴》局部)

静下心来想想,过去的2013年并非一无所获,最起码通过做《新西湖》杂志认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跟他们一席谈所带来的收获,往往超过读一百本书,看一千小时的讲座。

这绝不夸张。荀子说过:“吾尝终日而思矣,不知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听在某一领域有建树的人推心置腹的倾谈,就是爬上了高人的肩膀,天因之广,地因之阔,霾因之散,气因之清。

去年我和同事汤葛月人对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思想家高士明进行了访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对西方当代思想和艺术精熟、以一篇《被叛卖的杜尚的遗产》论文成名的他,动辄引用的却是《蕙风诗话》之类“土经典”。再详谈下去才知道,在他那里早已解决了学习的土洋之争。

高士明告诉我,早在民国时期,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就解决了一个中国人治学绕不开的问题,即学术的古今中西问题,并提出“非中非西,亦中亦西”、“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每年本科新生入学第一课,他都请名师来给他们讲解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这篇文章开宗明义: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 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 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就这么简单,学习是没有中西之分、新旧之分、有用无用之分的。我为什么没有早一些知道这一点?在我的博客白板报里,经常可以看到我摊煎饼、榨臭豆腐一样翻来覆去的挣扎:到底是多读中国书,还是多读外国书?到底是读中译本,还是读原文?到底是用中文写作,还是用英文写作?到底是读《段注》,还是读《牛津英语词根词典》?

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白痴的烦恼!这个问题民国时期的读书人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知识都是相通的,艺术都是相连的。没有一样学问是白费的,没有一本书是白读的!

关键是要找到一门属于自己的专业,建立自己的领地,深入地扎进去。

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一书中说:“每个人首先要选择一个固定的专业:神学、法学或者其他任何专业,并且对其进行投入,一直到毕业为止。尽管如此,他的这些投入不应该是为了以他所学的专业为终身的职业,而是为了学会如何坚持不懈和前后一致地工作,学会尊重一个专业内所有的科目,培养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严肃品质。”

关于外语,布克哈特又说:“我们应该学习两门古典语言,如果有可能的话,再增加若干现代语言,因为他们是我们在学界深入下去,特别是接触世界上各类文献的钥匙。我们掌握的语言越多越好。好的翻译应当予以尊重,但是作者的原汁原味的表达法是任何翻译者都无法替代的,另外,原作的词汇和措辞本身已经是深厚历史积淀的最好的证据。”

这不很清楚吗,早知如此,有纠结学什么的这功夫,不如一头扎进一门学问里去。

2013年我遇到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是王公懿,这也是托高士明的福,我们约了他的采访,他那天正好要参加王公懿的画展研讨会,他建议我们采访王,并且给我们做了引荐。

王公懿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思想、作品与言行合一的艺术家。她成名甚早,却不怎么红,她的山水画带着一些粗暴,但充满生命的张力。

我从她那里得到最大的收获是:艺术家不要迎合他人。

王公懿在1980年因一套版画《秋瑾组画》而获得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金奖,当时她有些飘飘然,为了再次得奖,她根据当年流行的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争分夺秒地做了另一件名为《炎黄子孙》的组画,作品参展后,她自己都觉得很“假大空”,从那之后,决定追随内心的真实而创作。

她崇尚不带“目的性”的创作,认为越是放松状态,越能画出好作品。她画画五十多年,只要遇到命题作文,肯定画不好。很多人曾向王公懿求画某某主题,都被她拒绝了,她说:“不是我骄傲,是我这样画的时候都画不好。因为我潜意识当中就想到要迎合你,我从13岁开始绘画,这么有经验了,可是我知道一定画不好。所以我只能说,你从我已经有的作品里,看看哪张好,就挑一张走。如果你都不喜欢,你再等等吧,也许我下一次能变什么来,正好让你满意。”

这跟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深思录》中“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些提示”有异曲同工之处。

布克哈特从接受者的角度,建议大家警惕那些迎合我们的东西。他说:“精神劳动不应当成为一种简单的乐趣。凡是真正流传下来的东西,乍看上去,它们都显得无聊,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是陌生的。它们表现了它们所属的哪个时代的观念和利益,并且面对的对象也是哪个时代,它们并不想迎合我们的口味。经过改编的许多历史的东西因为专门面向我们的,所以被加了一些辅料,以便其中的人物和事件迎合我们的口味。”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读一些世界名著的时候昏昏欲睡吗?布克哈特说这很正常,因为“对于那些没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来说,所有的诗歌以及历史上最令人愉快的人物故事(阿里斯托芬、拉伯雷、堂·吉诃德)都是难以理解和索然寡味的,因为那些人物和故事无法像当代的小说那样给他们切身的感受。”

是的,作为一个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来说,不需要迎合别人,也不需要别人迎合。王公懿甚至建议画画的学生不要轻易把自己的作品示人。“因为有些人太喜欢批评别人,当你正在创作中,对自己又不是特别有信心时,这种意见是很有杀伤力的。碰到这种情况,你可以随意作画,画了以后收起来,攒一段时间自己再回头去看,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少地被这个浮躁的社会所打扰,少走一些弯路。”

对于我来说,在领受高士明和王公懿关于学习和创作的智慧之前,多走多少弯路啊!

现在我知道,读对书,识对人,写自己所乐意写的,即是福,即是道。有用无用,畅不畅销,卖不卖钱,出不出名,皆不可控,从而也跟作者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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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消费欲

Wednesday, April 17th, 2013

如果全世界的工人、农民都跑到街头罢工,资本家、金融寡头和独裁者们根本就不在乎。要么像撒切尔一样铁腕对待工会(她死后,工人们打起横幅“女巫死了”),要么出动会跑的机器和重型机械。即便是怀柔一点,罢工者也不会坚持很久,因为不工作就没有薪水,没有薪水就没有饭吃。但是有一件事是他们所畏惧的,那就是节制消费。如果人人只购买物美价廉的实用商品,不去购买那些实际上没用的东西,资本主义就会一夜垮塌。时尚工业,没有了,数码工业,败落了,作为麻醉剂的文化工业,也会大大萎缩。这是万万不行的,因此全世界的资本家一定会联合起来,诱骗人们消费。

媒体、文化、娱乐都充当消费的吹鼓手。富豪、明星、金领阶层和部分高端白领,用消费使自己与比自己低一些的阶层分别开来。而那些金字塔位置靠下的普罗大众中的一部分,受了新闻、影视、杂志、网络的洗脑,把自己的幸福标准统统降格到物质领域。从需要到恋物只有一步之遥。

但是,我们所追求的物质,大部分并不是必需品。这些天,我一直在为要不要买一支高档的录音笔而纠结。买的理由是很充分的,我要做采访,还要深入到很多第一线采访,需要一支好用的录音笔。但是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因为,可挑选的品种实在太多了。有99元的廉价货,但是质量瑕疵太多,也有500以上的高档货,但是每增加一个功能,价格就要增加50%,最贵的接近3000元。人就是这么奇怪,一旦有很多选择之后,任何低价位的选择,都会带来隐隐的不满。当你花了超预算的钱还不满足,说明已经掉进了一个定价圈套。后来一想,干脆先不下单,等想清楚了,确实需要的时候再买。我想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抵制了购物的冲动。能够抵制第一次,第二次就会容易一些。就像哈姆雷特劝他母亲不要上他叔叔的床时说的那番话一样。

网上商城、网上银行、信用卡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方便,这自不待言。但是也让花钱变成了一件很难抑制的冲动,因为实在太容易了。我记得小时候要买点东西可麻烦了,要步行好几华里去赶集。我记得有一年夏天骄阳似火,我随着父亲去集市,我累了烦了,父亲说:“咱们是去花钱,花钱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你还觉得烦,那挣钱怎么办?”

看看我们周围的广告,有几个是教人挣钱的(有的话,多半是骗子广告)?几乎所有的广告都是劝诱人消费的。消费成了人们释放精神压力的主要方式,但实际上消费并不真的解除人内心的饥渴,它只是提供一种拥有感和控制感的幻象。买,这个行为,本身是一种自我肯定。但是,我们的社会所掩盖的真相是,不买,更是一种自我肯定。不买,才是真正具有控制能力的表现。不买,就是对于消费社会的小抗争。不要小看这小小的抵抗,它是好习惯的开始,也是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加拿大社会学家Ben Agger在The Virtual Self一书中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资本主义丛林中的冒险。他一次去买快餐,服务员推销给他一种新品,一般人顶多说:“不要,谢谢。”,可是他发火了。他训斥服务员:“你为什么要推销给别人不需要的东西?”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恶。如果Ben Agger来中国,他肯定会气得七窍生烟的。因为这个国家类似的恶实在太多了。

我想,我可以打破这个消费动力传导链条,尽量说服自己抵制消费欲望,识别不需要的需求,寻找替代品,降低一点效用,节省不必要的开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过葛朗台的生活。生活品质不能降低,只是消费观念改了。劳动者承担着把历史带入下一个时代的使命,不要丧失理解力,既已在劳动中被压榨,不要在消费中被二次压榨。做一个清醒的人,要警惕恋物癖,抵挡过度消费,不把花钱当成调节心理的手段,让生命丰盈起来,为钱找更好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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