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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记

Monday, January 6th, 2014

​长这么大,我只参加过一次投标,然而就这唯一的一次尝试,成为我重新认识这个城市、这个社会和这个国家的思想分水岭。自此以后,只要有人向我表露出对中国现状“江山如画宏图展”式的乐观,我就问:“你投过标吗?如果没有,等你投完一次标,咱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朋友老李(当然是化名)开了一家印刷厂,业务开展得不错,只是还没有在杭州拓展开。当看到杭州一部门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做一本杂志,立即想去投标。他知道我一直在办杂志,就请我去帮忙一起制作标书,如果项目能拿下来,大家就一起做。

我第一次看到正规而冗长的标书,其实质性内容是:

一、本招标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为100分。分价格分、技术分、商务分三部分。其中价格分占30分,技术和商务分占70分。

二、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100%

我们用了两天时间准备标书,我负责标书中跟采编内容相关的技术部分,他负责商务部分。经过碰头,我们得出结论,价格分非常关键,谁报价最低谁拿30分。经过测算成本,我们报出一个难以置信的低价85.2万元,这是要势在必得、赢棋不要命的架势。

开标那天,我们早早地来到招标公司。在大会议室里,意外地遇见了以前的同事,他们是代表报社来投标的。见到我,他们也很诧异。也许他们本来以为我换了工作会发大财、揽范冰冰腰、走红地毯,想不到还是在这里夺泥燕口、削铁针头。不过,因为有同事之谊,大家都很客气,气氛也很融洽。
今天来参加投标的有五家公司,A报社,B报社,C广告公司,D广告公司,和我们印刷厂。其中ABD的实力很强,C一直跟招标的政府部门有合作,我们无宗无派,最逍遥。

招标公司的人宣布开标,先开的是价格标。由于首次投标,我对此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A报价138万,B报价131万,C报价122万,轮到公布我们的报价85.2万,我听到现场一片哗然,我有点羞惭地低下头,我真的不是来搅局的,我只是来帮忙的而已。

后来在知道招标结果之后,我才查阅了政府招标采购的相关程序,发现这个开标次序有问题。正常的开标顺序应该为:先查验资格证明文件,其次商务标、技术标,最后开价格标。这样一拍两瞪眼,谁都没有运作的空间。然而在本次招标过程中,先开价格标,从而使各供应商的报价提早暴露给相关各方,增加了对商务分和技术分进行认为干预的可能性。

然后进入议标环节,评标专家委员会把大家叫进去一家家谈,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发生了。

在听完了我们的方案陈述之后,一位印刷包装行业的专家评委指出我们印刷厂提供的杂志样本有排版印刷错误:把一张溶洞的照片给放倒置了。我们一下子说懵了,拿过样本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就这样僵持了一分钟。事后经过我们反复核对,这张照片并没有放错。但这位专家的指责,已经无形中对我们的的得分造成了负面影响。

后来,我们了解的情况,更令人哭笑不得。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每一家投标单位有15分钟的陈述时间。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每家获得的发言时间并不相同。评委对A报社说:“给你们5-10分钟的时间,快点讲完”。在评标过程中,评委还对C广告公司标书的装帧提出表扬,并对A报社标书装订提出苛责。评委还对B报社说,你们的印刷不好,采编不好,图片不好,文字不好。凡此种种,让人不得不怀疑评委是否一碗水端平,是否公正公平。

果不其然,次日,预中标结果公布,C广告公司以122万元价格预中标。

结果一出,令人震惊。论报价、论实力,C广告公司在这五家投标单位中都不突出。

首先,C广告公司的价格没有优势:C公司的报价122万元,我们的投标价是85.2万元,两者相差了36.8万元。按照公开招标文件规定,我们的价格分应得30分,C公司的价格分是20.95分,两者相差9.05分。也就是说,C公司的技术分和商务分相加应该超过我们9.05分才能中标。我认为,评委的打分偏差超出了合理范围,显失公平。

其次,C广告公司的实力也没有优势。在五家投标单位中,A报社、B报社的综合实力最强。尤其是B报社作为一家读者156万、年广告额7亿、营业额超过10亿元的省内排名第一的报纸,拥有强大的采编团队、国内一流的印务中心(系中国印刷百强企业)、还有覆盖全省的发行渠道和强大的广告商务网络。本次投标中,B报社的报价为131万元,A报社的报价为138万元,换算成价格分与C广告公司相差分别只有1.44分、2.43分。而C广告公司是一家普通的广告公司,连企业官方网站都没有,在前程无忧招聘采编人员只要求大专生和应届毕业生。第一没有自己专业的采编团队,第二没有自己的印刷厂,第三没有自己的发行渠道,广告实力和商务网络也没有报社强,居然技术分和商务分大幅度超过AB两家报社,简直不可思议。

得知预中标结果之后,我连夜写了一份质疑函,交给了老李,希望他以法人身份递交给招标公司。因为按照规定,投标单位可以在开标后七个工作日内对开标结果提出质疑。

我在函中提出三点要求,希望招标人公布以下信息:

1、各投标单位的最终得分和排名情况。

2、将每个供应商所得分数较低的打分项目在预中标公告上加以公示。
3、就本次招标过程中有无存在违规现象做出澄清与说明。

在质疑函最后,我接着写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节约型社会、集中解决“四风”问题、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已经成为全党和全社会的共识,政府应当依法采购,招标工作不能走形式主义。在本次投标过程中,未中标的各单位都付出了认真而艰辛的努力。如果招标结果早有倾向性,如果招标过程不按照’三公原则’,如果招标单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果辛辛苦苦的努力换来的不过是陪太子读书的无奈,如果实力超群的新闻单位都不敌一家价格和实力都没有优势的普通广告公司,如果能够为财政节省下三分之一支出并且实力不弱的民营企业都没有机会中标,以后谁还敢来投市政府各部门的标,政府的公信力又彰显在何处?”

老李拿到这份《质疑函》苦笑这说,尽管他自己也很生气,但是还是不能意气用事,他会给律师看过,再决定是不是把这个函递交。

然后呢,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对于老李的决定,我表示理解和尊重。我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是他作为民营企业家却还要小心翼翼做生意,民不跟官斗,这是血泪凝成的古训。不过,我还是理解了中学课本上所说民族资本家的两面性,他们一方面受了欺负会愤愤不平,另一方面又患得患失不敢去斗争。

自从这次失败的投标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我一直觉得杭州是一个吏治相对清明的所在,偶有贪嘴者吃相也不该这么难看。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天下乌鸦,是我自己太幼稚了!

几天后走在杭州街头,我觉得一切都是可疑的。杭州东站候车大厅的自动扶梯只修一侧,是小舅子中的标吗?百货大楼过街地道一下雨就变成水帘洞,是因为搞定了评标委员会的专家吗?路边的广告牌,街头的宣传片,尘土飞扬的工地,开往不毛之地的地铁……这一切的背后,有多少老百姓所不知道的小舅子们啊!

我想北岛的那句诗: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30多年过去了,我要说的是:告诉你吧,世界,我还是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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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对人 读对书

Saturday, January 4th, 2014

dongxue

(注:图为王公懿水墨作品《洞穴》局部)

静下心来想想,过去的2013年并非一无所获,最起码通过做《新西湖》杂志认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跟他们一席谈所带来的收获,往往超过读一百本书,看一千小时的讲座。

这绝不夸张。荀子说过:“吾尝终日而思矣,不知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听在某一领域有建树的人推心置腹的倾谈,就是爬上了高人的肩膀,天因之广,地因之阔,霾因之散,气因之清。

去年我和同事汤葛月人对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思想家高士明进行了访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对西方当代思想和艺术精熟、以一篇《被叛卖的杜尚的遗产》论文成名的他,动辄引用的却是《蕙风诗话》之类“土经典”。再详谈下去才知道,在他那里早已解决了学习的土洋之争。

高士明告诉我,早在民国时期,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就解决了一个中国人治学绕不开的问题,即学术的古今中西问题,并提出“非中非西,亦中亦西”、“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每年本科新生入学第一课,他都请名师来给他们讲解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这篇文章开宗明义: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 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 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就这么简单,学习是没有中西之分、新旧之分、有用无用之分的。我为什么没有早一些知道这一点?在我的博客白板报里,经常可以看到我摊煎饼、榨臭豆腐一样翻来覆去的挣扎:到底是多读中国书,还是多读外国书?到底是读中译本,还是读原文?到底是用中文写作,还是用英文写作?到底是读《段注》,还是读《牛津英语词根词典》?

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白痴的烦恼!这个问题民国时期的读书人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知识都是相通的,艺术都是相连的。没有一样学问是白费的,没有一本书是白读的!

关键是要找到一门属于自己的专业,建立自己的领地,深入地扎进去。

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一书中说:“每个人首先要选择一个固定的专业:神学、法学或者其他任何专业,并且对其进行投入,一直到毕业为止。尽管如此,他的这些投入不应该是为了以他所学的专业为终身的职业,而是为了学会如何坚持不懈和前后一致地工作,学会尊重一个专业内所有的科目,培养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严肃品质。”

关于外语,布克哈特又说:“我们应该学习两门古典语言,如果有可能的话,再增加若干现代语言,因为他们是我们在学界深入下去,特别是接触世界上各类文献的钥匙。我们掌握的语言越多越好。好的翻译应当予以尊重,但是作者的原汁原味的表达法是任何翻译者都无法替代的,另外,原作的词汇和措辞本身已经是深厚历史积淀的最好的证据。”

这不很清楚吗,早知如此,有纠结学什么的这功夫,不如一头扎进一门学问里去。

2013年我遇到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是王公懿,这也是托高士明的福,我们约了他的采访,他那天正好要参加王公懿的画展研讨会,他建议我们采访王,并且给我们做了引荐。

王公懿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思想、作品与言行合一的艺术家。她成名甚早,却不怎么红,她的山水画带着一些粗暴,但充满生命的张力。

我从她那里得到最大的收获是:艺术家不要迎合他人。

王公懿在1980年因一套版画《秋瑾组画》而获得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金奖,当时她有些飘飘然,为了再次得奖,她根据当年流行的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争分夺秒地做了另一件名为《炎黄子孙》的组画,作品参展后,她自己都觉得很“假大空”,从那之后,决定追随内心的真实而创作。

她崇尚不带“目的性”的创作,认为越是放松状态,越能画出好作品。她画画五十多年,只要遇到命题作文,肯定画不好。很多人曾向王公懿求画某某主题,都被她拒绝了,她说:“不是我骄傲,是我这样画的时候都画不好。因为我潜意识当中就想到要迎合你,我从13岁开始绘画,这么有经验了,可是我知道一定画不好。所以我只能说,你从我已经有的作品里,看看哪张好,就挑一张走。如果你都不喜欢,你再等等吧,也许我下一次能变什么来,正好让你满意。”

这跟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深思录》中“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些提示”有异曲同工之处。

布克哈特从接受者的角度,建议大家警惕那些迎合我们的东西。他说:“精神劳动不应当成为一种简单的乐趣。凡是真正流传下来的东西,乍看上去,它们都显得无聊,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是陌生的。它们表现了它们所属的哪个时代的观念和利益,并且面对的对象也是哪个时代,它们并不想迎合我们的口味。经过改编的许多历史的东西因为专门面向我们的,所以被加了一些辅料,以便其中的人物和事件迎合我们的口味。”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读一些世界名著的时候昏昏欲睡吗?布克哈特说这很正常,因为“对于那些没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来说,所有的诗歌以及历史上最令人愉快的人物故事(阿里斯托芬、拉伯雷、堂·吉诃德)都是难以理解和索然寡味的,因为那些人物和故事无法像当代的小说那样给他们切身的感受。”

是的,作为一个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来说,不需要迎合别人,也不需要别人迎合。王公懿甚至建议画画的学生不要轻易把自己的作品示人。“因为有些人太喜欢批评别人,当你正在创作中,对自己又不是特别有信心时,这种意见是很有杀伤力的。碰到这种情况,你可以随意作画,画了以后收起来,攒一段时间自己再回头去看,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少地被这个浮躁的社会所打扰,少走一些弯路。”

对于我来说,在领受高士明和王公懿关于学习和创作的智慧之前,多走多少弯路啊!

现在我知道,读对书,识对人,写自己所乐意写的,即是福,即是道。有用无用,畅不畅销,卖不卖钱,出不出名,皆不可控,从而也跟作者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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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人在咖啡馆

Friday, January 3rd, 2014

CAFE

咖啡馆是个神奇的存在,我为了编剧进驻咖啡馆,却发现我写的故事远远没有在那里听到的精彩。

为什么去这家咖啡馆

我常去的咖啡馆位于闹市,在一家书店的三楼。这里咖啡做得一般,食物只适合用来给饿汉充饥,但是有三个巨大的优点:

一、场地宽敞。桌与桌之间的间距大,大得可以跑马。我到过北京小资们最喜欢去的三里屯鱼眼咖啡,里面空间之逼仄,总让人想到八十年代夜幕降临后的上海外滩,一张椅子上可以坐两对情侣,各自恩恩爱爱,井水不犯河水。又让人想起钢琴的四手连弹,不,两张小桌一拼,明明是十六手联弹。而在杭州的咖啡馆,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占一张靠窗的四个座位的大桌子,就像李云迪在弹三角钢琴。对,那个人就是我。

二、设无烟区。很多餐饮场所,怕得罪主顾,都对吸烟者听之任之。但这家咖啡馆却把吸烟区和非吸烟区分开,如同划出了航空识别区,虽然不能绝对阻止敌机来犯(烟气还是会飘到无烟区来),但比起身边有人喷云吐雾,已经是莫大的进步。

三、服务最少。最好的服务,就是不过度的服务,你不需要服务的时候,服务员不必出现。这家咖啡馆的职员从不管你坐大桌还是小桌,一个人还是八个人,来去自由,选座自由,换座自由。哪怕点一杯便宜的饮料,甚至不点东西,服务员都不会给你脸色看。因为他们知道,来这里的人,大都是常客。从长远来看,他们泡咖啡馆的钱,还是基本会花到这里。“金簪子掉井里,是你的总归是你的。”急赤白脸的,反而容易得罪顾客,不值。

是隐形人,也是观察者

这家咖啡馆,我以前也来,但频繁光顾是从2013年10月开始的。当时我在写话剧《鱼眼》的剧本,需要十五天交稿。每天吃过晚饭,就去咖啡馆报到,比上中班还准时。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找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那里视线良好,可以观察别人而不被别人观察。

咖啡馆是这样一种地方,所有的人把不认识的人都当成隐形人。旁若无人的述说与不经意的倾听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在这里我不想用偷听这个词,因为有意无意听到(英文叫overhear)乃环境使然,跟“偷”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下面我要讲的故事,都不是“偷”来的。

在咖啡馆呆久了,扫一眼顾客和他们点的东西,就能大致判断出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一男一女,桌上只有两杯咖啡,说明两人关系正常或者过了热烈的阶段,如果桌上摆满果盘、冰激凌、奶茶、沙冰,说明一方正在取悦另一方,他们之间的谈话就会更有张力。如果桌子上摆着的是两杯免费水,不用问,肯定是保险行业的人在进行业务切磋。

黑泽明的御用编剧桥本忍为了写好乘坐地铁的“电车男”的生活,经常没事就去地铁站,买一张票,坐一天,耐心观察车上的人,遇到有特色的,就尾随他们下车,直到跟他们走到出口附近,再折回。用这个方法,他往自己人物的鼻孔里吹进活的气息。桥本在地铁采风肯定没有在咖啡馆好,因为乘坐地铁的人通常不说话,而咖啡馆里几乎没有沉默的人,哪怕是独坐的人,也会打电话呀。

我终于明白戏剧中道白的重要性,倾听几个人的对话,就可以了解他们隐秘的生活。

有一晚,我邻桌四个男男女女在讨论参加一个婚礼送红包,结婚的这个人想必对他们非常重要,因为当一个说送一千元的时候,另外的人马上说:“会不会太少,不好看。”他们四个人经过热烈的讨论,最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还是送一千,但是全都换成20元的钞票。他们的理由是:“当时好看就行,反正也不会有人当面打开来看。”

保险的独白

还有一天下午,我一进无烟区,就听到一个男的在颐指气使地训服务员,再一看,四个人一桌,说话的是一个。我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坐下,听了一会才明白,这男的是做保险的。

“我现在一直在反思。”他诚恳地说。“我对天发誓,我用人格担保,有两件事情我非常后悔,我有两个同学是温州的,应该说是命最好的,现在看来是命最差的,因为他已经不在了。家族企业,有三个姐姐,财产都给他了。我记得很清楚,我对天发誓,我不会去诅咒别人,我找他说买人寿保险,他说可以的,但是我要去美国,去15天,等我从美国回来,我们再谈这个事情。我想15天也没有关系。等到他回来一个月,我也没有主动打电话,后来我觉得不对,就拨通了他的手机。是他太太接电话,说他在美国心机梗死,人没了。”

他的语调变得有些沉痛。“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保险真的也是一份爱,活着的时候,他太太和儿子是一家人,但是他死后,对于他三个姐姐来说,他太太就是一个外人。他太太一点保障都没有。”

另外三个人很认同他的观点,同时为那个没有来得及买保险就死去的富人同声惋惜。

“大嗓门”又说:“我家有一个邻居,大家都叫他周老师,太老也不太老,我经常陪他们打两块的麻将。有一段时间,忽然发现周老师看不到了,别人告诉我,他走了。说实话,这事对我触动很深,我觉得我反思一下,我住在这个小区这么多年,三单元从一楼到七楼,低头不见抬头间,但我从来没有跟他们提起过保险。老觉得对邻居说起不好意思,万一你不买呢,心里这一关过不了。通过这个事情,我反思了一下,有时候,保险就是一份保障。其实我现在想说的是,我要突破这一点,我已经在突破。我是一个非常认可保险的人。跟自己最亲爱的人,最好的朋友,跟周围的人也要说这一件事。真的是这样。”

另外几个人听得入了神,他的话继续如江河滔滔。

“对有钱人来说,最怕的是什么?生病。有钱的一大好处就是相信生病是看得起的,大不了我花500万,总行吧?中国看不起,到美国看,如果500万也看不了,兄弟,你算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在死的那天把钱花完。你有钱,你要把你的资产,从管理型资产,变成法定性资产。”

“从宏观上讲,中国一定会出遗产税,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但是一定出。以前到国外开公司,购买资产,国家知道吗?不知道。但是从2014年开始,只要到国外放的资产,对不起,都必须向中国政府申报。中国唯一在遗产税上的问题,是房产70年有效期。如果等到遗产税,一半执行的话。如果遗产税执行的话,你不是想买多少保险就买多少。对不起,是有比例了,你资产的多少比例可以拿出来买保险。只不过现在来说,现在这么一个政策的窗口。我说句老实话,中国的企业最多干三代,第一代企业家,请问,到现在还存活多少,马胜利还听得到吗,傻子瓜子,仰融还听得到吗?连李嘉诚都给自己买了巨额保单,当企业家有这样的风险意识的话,他的生意做得好一点是正常的,因为他非常稳健。”

最后他终于言归正传:“所以说兄弟们,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们也帮我想,在接下来的半个月的时间,我们一起把他约过来,说白了,就是大家聊聊。公司也是这样的目的,了解了保险后,能够转化成实际的业绩。”

一个瘦子似乎被打动,说起他在电视台有个做领导的朋友,也许可以约出来谈谈。他们的声音压低了一些,但我还是听到瘦子问:

“把他约出来,我们是认识呢,还是装作不认识呢?”

“大嗓门”斩钉截铁地说:“当然,装作不认识了。”

接下来他们开始商量怎么开展保险。“大嗓门”打入瘦子的同学聚会,而瘦子假装跟他不认识。接下来四个人开始交流通讯录里联系方式,因为自己的同学,自己不好意思下手,所以大家要互相帮忙。他们不但交换联系方式,而且还交换照片,辨认长相。他们筛选潜在客户非常敬业,连单位中怀孕女同事都不放过。

从他们后来的谈话中,我又了解到保险业的一些内幕。比如他们管年会请客叫“大卖场”,就是在一家好宾馆摆上六、七十桌,重要客户安排包厢。到时候不愁保险卖不出去。再比如,保险公司有自己的体检中心,里面的检查严格到任何小毛病都逃不过法眼。

最后“大嗓门”总结发言。“保险就是在不影响你的风光的前提下,给自己增添一份保障。你们想想,买个保险,也就每个月八九百,他妈的去卡拉OK,啥都没干,就是抱一抱,就要花这么多钱。当然这不是说买了保险就不去卡拉OK,该抱还得要抱,哈哈哈哈!”

女孩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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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大老爷们的喧哗相比,我更喜欢在咖啡馆倾听女孩们的谈话。她们或者叽叽喳喳,或者莺莺燕燕,有的低回,有的激荡。

有一次,邻桌来了一个男生和四五个姑娘,欢声笑语冲破了雾霾,连街灯也跟着摇晃。她们大声地谈论着“劈腿”,轻松自如就像她们的奶奶们谈论“捶腿”一样。真有青春的活力啊,看得我在一旁羡慕不已。

也有问题女孩出现在这里,由母亲和“舅舅”式的人物领着。这个女孩浑身是刺,无论大人说什么,她总用赖唧唧的口气反驳。

“我跟你们说过,我不想去南安普敦学工商管理。我数学不灵,脑子不好使。”

尽管母亲披肝沥胆,尽管“舅舅”细语轻声,但他们的谈话进行得很不顺利。在我去了一趟洗手间的功夫,回来发现女孩和她母亲都哭了。女孩赌气跑掉了。剩下两个大人在那里长吁短叹。

昨晚,在咖啡馆,我看到了一个女孩的独角戏。我进咖啡馆的时候,她同桌的男友刚刚离开,剩下她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吃蛋糕,打电话。

“你进产房了吗?开了几指了?我早就说吗,预产期这个东西不准的。我在干嘛,我在咖啡馆吃点心。”

她把“吃点心”三个字讲得又甜又自豪,仿佛吃的是凯特王妃亲手制作的点心。她容貌姣好,但从口音和用词判断,没有受过较好的教育。

她开始八卦她跟电话里的产妇共同认识的另一个女孩。说这个女孩怀孕了,但是找不到孩子的父亲,因为连对方住哪儿都不知道。

“她非要药物流产,我说,流不干净的。但是她说为了省钱。她有个屁钱!我叫她去医院做个B超她都不肯,因为要花170块钱,所以她只用验孕棒给自己检查。她选药物流产是图便宜,以为吃了药就流下来了,你说傻不傻呀。我是不会借给她钱的,自己惹的麻烦,我为什么要借给她钱?”

接着女孩的口气变得轻松起来,她开始讲自己年底的结婚计划,她解释说为什么选择这个老公,是因为他家境好,卖洋酒的。“过年就要给我家12瓶红酒,我说带不动那么多,6瓶就够了,他说,6瓶就6瓶。”

“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昨天晚上,他因为回家晚,把我关到门外,我发货,他都给我跪下了。你等一下,我有电话进来了。”

“喂,我在干嘛?我在咖啡馆吃点心。”听了一会我就明白,电话应该是一个男的打来的,邀请她去杭州城乡接合部的八堡去唱卡拉OK,女孩说:“我不去了,我老公会多想的,我马上要结婚了,我不想让他多想。”

过了一会,她又接了男朋友的电话,粗砺的嗓子甜甜地说:“你过马路小心点啊。”

五分钟后,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走了进来。女孩挽着他的手往外走,路过我的桌子的时候,看了一眼我的Macbook Air,像只画眉一样侧过脑袋问:

“老公,这电脑跟我们家的一样吗?”

女孩把这个男人的一切,包括红酒和Macbook Air都自动当成两人的共属物,她紧紧抓住自己的男人,好像在风暴中死死抓住筏子的少年派或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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