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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一票大的

Wednesday, December 25th, 2013

牟森是我的戏剧启蒙老师和多年的朋友,2000年的时候,他和我曾经拿着资本家的风头一起搞过一个网站,网站没成功,但我收获了与他的友谊以及对当代戏剧的认识。牟森经常在吃饭的时候,拧开一个又一个“小二”,跟我探讨格罗托夫斯基、彼得-布鲁克,我一面随声附和,一面忙不迭地把面前油闷大虾消灭干净。那时对于戏剧,我是门外汉一个。听了牟森的话,我才知道,原来戏剧可以用来表达那么多东西,包括心灵之痛。

有一个晚上,牟森拿来一盘录像带,我起初以为是毛片,就兴致勃勃地坐在地上看起来。舞台开启,我看到一个小伙子拿着电焊在焊钢筋,蓝色的弧光一阵阵闪过,而几个演员在前台开始了顽强的诉说。后来,钢筋焊好了,一根根立在台上,一个女演员,拐着一篮子红彤彤的苹果,在钢筋丛林里穿行,并且把苹果插到钢筋上。忽然演员们情绪激动起来,四处大叫、奔跑,并把苹果一颗颗从钢筋上摘下来,扔进一个舞台一侧一个大功率的工业鼓风机的扇叶上,噪音四起,汁液四溅……那一刻,我的心被刺了一下,但找不到痛点在哪儿。就好像一个人感觉不舒服,但说不出哪儿不对劲。这个戏就是牟森根据于坚长诗《零档案》改编的同名先锋戏剧。

2013年10月20日晚上,在黄浦江边原上海水泥厂的6000平米的预均化车间里,录像中的场景再现。这是牟森的一次新的航程,新的冒险。这也是上海徐汇区“西岸2013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的开幕式。巨大的车间穹顶,一束光照射下来,像创世纪。荷兰声音艺术家雅克·布朗克站在巴别塔一样的大型机械上,用他不懂的汉语,带领一群民工念《彼岸》的台词,继而又用荷兰语重复同样的台词。民工们亦步亦趋地跟着鹦鹉学舌,他们精神饱满、声音洪亮,对于他们来说,在这里比在建筑工地干活轻松多了。演出的第三部分结合了《春之祭》、《零档案》、广场舞、现代舞和工地劳动。民工奔跑着把一排排焊在框架上的钢筋摆满舞台,场工把一车车水果市场批发来的青苹果倒在地上,中老年舞者把苹果一个个插到钢筋上。一个少女舞者出现了,她在钢筋之间轻盈地跳跃、艰难地挣扎,每一次披荆斩棘都让人为他捏把汗。最后,钢筋丛林和舞蹈队伍把她重重困住,与皮娜·鲍什《春之祭》版本中少女被裸体献祭不同,这个中国少女穿得明显要多一些。看到这里,我低头给牟森发了一条微信:“骗子,说好的《春之祭》呢?”

牟森无意与经典的《春之祭》PK,他要做的是“奥德赛”,是“盛墟”。牟森说:“当我看到主展场的宏伟穹顶、圆形360度铁轨,还有像巨树一般的搅拌机,自然而然地,用‘奥德赛’这种方式来叙述上海城市历史的想法就出来了。”他一再否认自己做的是戏剧,他说他做到是当代艺术。

牟森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院长高士明的想法不谋而合。作为“西岸双年展”项目的发起人,高士明想借助这片工业废墟演绎上海开埠一百年的历史,不单单是反思,而是表现席卷命运、泥沙俱下的进程。走进水泥厂预均化车间的那一刻起,高士明就感到了搅拌像历史,把中国和上海的命运搅拌在一起。两人一拍即合,遂确定了《上海奥德赛》戏剧部分的主框架。

刘畑是高士明的博士生,一位典型的跨界青年才俊。北京理工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他因为机缘巧合来到了杭州,与中国美院邂逅,并考取了高士明的博士生。刘畑是《上海奥德赛》的导演之一,与另一位导演马楠以及王子月、亦璇、照照等美院才俊一起,来到牟森麾下,全程参与了新奥德赛的诞生。牟森告诉刘畑等弟子,“巨构”的概念是他从上世纪60年代建筑学里借用来的,当时日本有个建筑创作组织‘新陈代谢派’(Metabolism),他们在一次访谈中提出了“巨构”(Magestructure)概念,是对城市与有机体的生物学比喻,更多指向城市的区域甚至整个城市,跟城市规划、建筑都有关系。“对我来说,我其实早就不做剧场了,对那种有多少个座位的剧场一点兴趣也没有了,让我更兴奋、更着迷的是城市。”牟森说,“所以,云戏剧首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戏剧,它不由情节来串联,而是N个独立的艺术家作品链接为一个超大规模、紧密相连的东西。它一定要有特定的主题,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时间性结构,这就区别于普通的展览作品了。”

牟森对史诗、巨构、巨作、三部曲等概念一向非常着迷,他把叙事当成一种产业来对待,他说,叙事是一种生产力。我对牟森说,倘若我擅长讲故事的奶奶九泉下有知,听到你这话该多么欣慰啊。早知道这样,她就不靠纺线为生,而改行讲”瞎话儿“(山东方言:故事)了。

牟森一直憋着干一票大的,他所说的一件大事有六项指标:

一、它是你自己喜欢、热爱、迷恋和着迷的,为它做任何事都在所不惜,是一种享受。

二、这件事一定是你自己擅长的,包括在技术和操作层面,在所有的层面上,都应该是你擅长的。

三、这件事应该是有市场的,或者说是有收益的,不是单纯的玩票,应该是有回报的。

四、这件事应该是可持续的,不是你干一票干两票这个事就完了,没得可干了,而是可持续的,一票接着一票地做。

五、这件事在最大程度上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掌控的,你受制于人的因素相对小。

六、以不变应万变。做一件事要面对的市场环境、资源环境,都是瞬息万变,会发生各种事情的。但是一定要有个东西是贯穿的,是不变的,即所谓的愿景。

按照这六项指标来考量,《上海奥德赛》无疑应该符合一件大事的标准。牟森十年前还在导演抗击非典的主旋律戏剧,今天终于干了一票大的。更重要的是,这只是一个起点。随着该项目的成功,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地方政府和大地产商看上了牟氏跨媒体”巨构“的市场潜力,深圳、大理相继朝他挥来橄榄枝。背靠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这棵大树,牟森也许能像张艺谋”印象“系列一样,开创一种新型的演出和赚钱门类。

作为牟森的朋友,我希望他越做越大,兑现他十三年前的承诺,让我在他导演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扮演军需官迈洛,按照牟森的设想,他要在舞台上设计一个巨大的鱼缸装置,里面装满活鱼,快活地游来游去。当我,也就是迈洛走上舞台的时候,一个巨大的螺旋桨从舞台顶部缓缓降下,伸进鱼缸里。只等我一声令下,马达开动,螺旋桨在鱼缸里剧烈搅动……假如这一切成真,我不会下这个命令。我会把鱼捞出来卖给观众,然后自己坐进鱼缸里,等待螺旋桨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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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成功的样子

Monday, July 29th, 2013

2013年7月12日,我随从《新西湖》美女记者汤葛月人采访了麦家。因为没有提问和写稿的任务,所以我很轻松地当了一回看客。麦家的工作室是杭州市政府馈赠的一栋别墅,位于西溪创意园,是西溪湿地的一部分。绿树掩映,一步一景,贾宝玉当年也不过是这种待遇。同在这座园子里开办工作室的还有余华、孟京辉等名人。

麦家是中国最成功的作家。尽管我没看过他的作品,也不太会去看(不是装,而是因为我不是侦探类小说的目标读者)。作为把侦探类型小说和纯文学杂糅在一起的跨界作家,他凭借长篇小说《暗算》获得了2008年度的茅盾文学奖,近作《风语》没写完就卖了500万元。在采访中,他说自己不是为了钱写作。因为“我的名声太大了。”“现在的收入,几辈子都吃穿不愁。”这让我想起一句话,真正的财务自由不是有很多存款,而是需要用到钱的时候马上就能赚到。今年他又成为浙江省作协主席,在体制中混得叶茂根深。

麦家的工作室分成办公区和居住区两部分。他在客厅里接待了我们,他的背后是一排落地长窗,窗外绿树葱茏,树枝摇摆着争做他的背景。

采访历时两小时,他谈了自己的童年、写作之路,还有如今的生活。出生于富阳,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祖父是地主,外公是基督徒,麦家从小就因为出身问题,在村里受到排挤与歧视。但他后来相信,“作家最好的训练是辛酸的童年”,正因为没人可以交心,他从11岁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并一直坚持到33岁,直到1997年做了父亲,他才决定终止这一习惯。采访到最后,在汤葛月人的追问下,他还讲了一个童年的奇异故事,是他以前没有跟媒体讲过的。 由于小时候不受待见,所以他特别重视跟别人的关系。麦家人缘好在文学圈是出了名的,不止一个朋友对我讲过。 不过我觉得,“童年经历影响人一生”这种论断,本来就是一个自证实的命题。你相信它,就等同于心理暗示,然后生活中就处处留下童年的烙印。

同为写作者,我最关心的是怎样写。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他写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的地位,使他能够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麦家认为,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写作天赋,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能不能常年坚持不懈地写作。自从童年时期坚持写日记以来,麦家就没有中断过写作,他说“写作是我与世界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大学毕业后,他到军队情报部门工作,封闭的环境、单调的生活,使他不得不用写作来排遣。有一天看了电影《最长的一天》后,他来了灵感,写了一篇微型小说《最短的一天》,投给军报,竟获发表。这成为轰动他所在部队的一件大事,并且最终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军区领导爱才,把他调到机关工作。他终于不用再整天坐在无线电跟前做听风者了。

1997年,已经升到正处级的麦家转业进入成都电视台,按照他的级别和能力,领导想让他就任文艺部主任,这是一个难得的肥缺,不但工资有6000多,还有很多机会行使潜规则。但深知自己的长处与短板,他毅然选择去了电视剧中心,当了一名编剧。虽然月工资只有1100多,但不用坐班,可以专心写作。就这样他连续默默无闻地写了5年,到2002年才开始崭露头角。

麦家说,在所有作家中,博尔赫斯对他影响最大。有一年时间,他只读博尔赫斯的书,直到把这位阿根廷作家的文字变成自己血液的一部分。在一次文学沙龙上,麦家一口气背诵了37首博尔赫斯的诗歌,几乎一字不差。

他认为,写作是写作最好的老师。正像没有人能用语言教会另一个人骑自行车一样,写作要靠自己去实践。“好作品都是烂作品堆出来的。”所以,写作这回事,“不要相信别人的经验,要相信自己的勤奋。”

尽管现在已经功成名就,麦家每天依然用8-10小时来写作。他说,自己的生活很单纯,就是读书,写作,运动。他典型的一天这样度过:

早晨7:30起床,到人少的地方散步。回来写作,写到中午,不敢吃太饱,午睡一会,下午继续写。傍晚4:30开始,雷打不动健身2小时。他爱健身,这点一进门从客厅的鞋柜就看出来了,那里放着一排运动鞋好像阿迪达斯的专卖店。高强度的写作需要身体的保障。晚上11:30,强令自己睡觉,12:30如果还睡不着,就吃安眠药。 十年前,他忧心忡忡地跟琼瑶说起自己吃安眠药的事,琼瑶说:“你怕什么?我都吃了40年了。”每周有一天半的时间,他专门用来接待七大姑、八大姨和各界朋友,包括记者。

麦家童年的奇幻之旅是这样的。一次,他跟同学打架,回家又被父母教训,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当时,村里来了一个摇着货郎鼓的卖货郎,麦家就远远地跟着他走,心想走不动的时候,倒在哪里就算哪里吧。从上午11点出村,一直走到华灯初上,不觉已经走出10多公理,来到了镇上。卖货郎这才注意到身后尾随着一个小孩,就问他缘故。麦家见到亲人一样倒出满腹苦水。卖货郎听了,对他说:

“你回去吧。我小时候,家里更苦,也跟你一样,觉得活着没意思。一天晚上,一只大鸟从窗户飞进来,嘴里叼着一个货郎鼓,对我说:’你将来应该做个卖货郎’……也许有一天,这只鸟也会飞到你家里。”

这个故事好得太像一个故事。不过对于作家来说,较真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摆在面前的有一件真事和一个传说,写下那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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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围棋

Tuesday, July 23rd, 2013

关于围棋,我略知一二。因为我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围棋,经常抱着棋书啃,而且还装模做样打谱。但始终是臭棋篓子一个。鼎盛时期(也就是敢跟人叫板的时期),棋力不过在业余三级左右(我一个业余初段的同学的评价)。

围棋虽是小道,但始终担任着中日文化交流道具的重任。如果没有日本,就没有世界围棋的今天。因为围棋虽然是中国人发明的,并在你所说的清代达到一个高峰,而实际上中国的围棋是不行的。这因为中国古代围棋有座子制度,就是先在四个星位(既然围棋棋盘的”四·四”位)上对角放上黑白两子。其用意是双方实力平衡(其实这也是后人瞎扯,棋盘空空如也最平衡了。)但这严重限制了围棋的发展。因为稍微学过一点围棋的人都知道,一个小目(围棋棋盘上的”四·三“位置)定式会有多少变化。而做出这一大胆改进的是日本人。

日本人爱围棋到什么程度?到不要命的程度。日本围棋史上有著名的吐血名局,井上家的棋手赤星因彻(20年了我依然记得这个名字)向第12世本因坊丈和(这个名字Google了一下)发起挑战,对弈了四天四夜(当时日本围棋界的规矩,高手随时可以打挂,意思就是暂停比赛,等待回家跟众弟子研究后,次日再弈),难分胜负。到了第五日,执白棋的丈和给了赤星一记”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的妙击,一举奠定优势。最后下到第246手,(你如果下过围棋肯定直到这时轮到黑棋走了),赤星老师一看盘面上白棋领先10目,顿时觉得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同门,一口鲜血吐到棋盘上,后竟为之殒命。

吐血名剧发生的时候,也就是道光年间开始,日本围棋的水平就扶摇直上。中日围棋交流最盛的民国初期,段祺瑞邀请日本五段棋手来华,让中国一流棋手们三子。让三子是什么概念?这要从”棋份“说起,顾名思义,“棋份”就是在棋界的辈分。要知道在近代日本,不按棋份是没人跟你下棋的。

“棋份”有几种,最高的叫“分先”,因日本棋手下棋都是番棋,所以轮流执黑,这叫分先。(那时黑棋是不贴目的,所以先下自然占便宜)。

其次,先相先,就是三番棋两番执黑。这是高手给下手的待遇。

再次,让先,高手让下手总执黑。

再再次,让二子(让一子没法让,让一子就是让先了)。

再下一等,让三子,直至让九子,乃至二十五子。

所以,可以说,民国初年,日本五段高手(当时还有本因坊秀哉在,大概九段以上的水平)比中国国内高手要高不少级别。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爱吴清源,那是因为吴清源(原名吴泉),真的给国人争了光啊。

1927年,吴泉作为神童已经蜚声东亚,日本来了个五段,让他二子,双方基本打平。这在以前是绝无仅有的。后来吴清源去了日本,与木谷实二人,威震日本,把所有日本一流棋手打到了先相先的级别。

尤其是他初到日本,(这一段请允许我不借助任何搜索引擎,纵容记忆的纰漏),作为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他向日本围棋第一人秀哉名人发起挑战。这个棋谱在我大学时代,我打过若干次,它甚至成了某种安慰,当我感到沮丧和被弃绝的时候,就往往想起这个棋谱,因为吴清源实在走得太豪迈了。他第一手星位,第二手三三,第三手天元。在当时的日本棋界,把三三当做禁手,面对大神这样下棋,会被解读为僭越与狂妄。秀哉沉着应对,但还是屡屡打卦。有时一天就走一手棋,他就宣布封棋。后来,第160手,秀哉弈出比妙手还要精妙的”鬼手“,吴清源无论如何应对,都会吃亏。但是多人作证说,这一招是秀哉名人的弟子前田陈尔(这个名字没有借助Google)想出来的。吴清源回忆说,有一次他对弈中去上厕所,经过名人弟子的棋室,发现里面密密麻麻坐满了人,把每一手变化,都研究透了,封盘之后,他们再把研究结果告诉师傅。后来,这棋吴清源输了。但是他赢得了很大的名声。

川端康成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名人》,说得就是无名小卒向秀哉名人挑战的故事,不过故事的主人公映射的不是吴清源,而是与之争锋的另一高手:木谷实。在小说里,木谷实小人得志,名人有风度地被打败,像一个莎士比亚的君王,虽然失败,但并没有丧失其尊严。

中国围棋赶超日本,始于陈祖德。

建国后,周恩来和陈毅对于围棋都很重视,也邀请了日本职业棋手来华交流。当时来了一位50多岁的老太太,叫什么我忘了,打遍国内所谓的”南刘北过“等高手,并且给他们让两子。这对于继续在各个方面树立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陈祖德在后来那本战胜癌症的教科书《超越自我》中承认,这是”民族的耻辱“。

因为有这件事,才于1956年制定了围棋职业化的一系列标准。当时全国棋手定段,是以一位日本棋院颁给4段的中国棋手(名字待查,但也懒得查)为标准的。

这一抓,还真灵。1963年和1965年,陈祖德两次战胜日本九段棋手。在当时,这是一个可以与抗美援朝比肩的成果(这句评价是我胡诌的。)

棋迷为什么会喜欢围棋?并且如痴如醉?

首先,因为毫无疑问,围棋与象棋相比,更高一个档次,属于高智商的贵族运动。象棋,很市井,围棋,很贵族。这不用过多解释,围棋的变化更为复杂,理论上讲有(361!)这么多种变化。一个大斜定式,就有成百上千种变化,号称”大斜千变“。更不用说中盘和官子的技巧了。(这里需要说一句,看《官子》这样的书,是学围棋的基本读物,谈不上高深与专业。因为一盘好局,往往因为收官不慎,而转胜为败。)

其次,围棋就是头脑的摔跤,是残酷的搏杀。别看表面上风平浪静,对于下棋的人来说,一局棋简直就是他的一生。围棋有很多术语,哪怕外行听起来都觉得心旌摇荡。比如形势好的时候:顺风满帆,堂堂正正,攻击的急所,点中要害,追击大龙。形势差的一方:被搜根,形势窘迫,苦苦治孤,大龙被屠……

再次,围棋是生活的隐喻。围棋的道理,完全可以用到生活中。比如中国古代有个围棋十诀,说是做人的道理,也不勉强。比如说:入界宜缓,对于组织部来的年轻人来说,还有比着更好的忠告吗?动须相应,不可贪胜,赢棋不闹事(既得利益者应有宽阔胸怀)。

最后,围棋作为业余爱好受时代大潮的影响。八十年代中日围棋擂台赛,让许多人爱上了围棋,并成为终生的喜好。如果没有聂卫平势如破竹(老聂的鼎盛时期,真的是所向披靡。他有一局棋,一个大角都被吃了,但是他通过不断借用这片死期,居然把局面挽回了。在棋诀上,这叫:临危须弃,弃子争先。),围棋在中国不会这么普及。

围棋,对于一些人来说,简直就是他们的第二条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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