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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

Sunday, March 10th, 2013

我出生在山东北部临近渤海的一个叫丁家村的小村落,祖祖辈辈都是本村人。我印象中看过家谱,似乎我们这一支是明朝从四川迁来。确否,还待考证。母亲出生在邻村,那里有春秋时期的杨家窑文化遗址,挖出国陶制的坛坛罐罐,是古代人熬盐用的。传说中曾经把治水的大禹吓了一跳的徒骇河,在我们村旁流过。因为临近渤海,家乡有大片盐碱地,当地叫做“碱场”,又叫“洼”。碱场里庄家无法生长,但并非不毛之地,那里长满各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简直可以说是我童年的“百草园”。

最常见的植物叫“碱蓬”,长在地表,叶子是松针状,夏天呈绿色,到秋天变成金黄、橙红色,所以家乡人给它取了一个形象而好听的名字“黄金菜”。对于农民来说,它们的确是黄金。其绿叶挤干之后可以蒸食,种子可以用来榨油,根茎晒干之后可以做燃料。

除了盐碱地之外,丁家村也有大片可耕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高粱和大都。我小时候的记忆,都与田野、农业有关。

小时候家里养猪,还养兔子。我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扔下书包,拐起篮子,到田野里为猪和兔子打草。有时候跟小伙伴们一块去,有时候独自一人。

天上云雀叫着,田阳暖暖地烤人,在草木无边的芬芳中,我在头脑中编造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一个常见的主题是,我,打入国民党内部,当上了机要科科长,保密局局长的独生女儿,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我。她多次对我示好,都被我义正词严地拒绝。但是有一次,党组织要我马上拿到一份绝密情报,营救关在牢中的56名党的高级干部,千钧一发,刻不容缓,我只好为了革命屈从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当什么作家,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个科学家,具体来说是当个物理学家。因为我的父亲,在公社的初中当物理代课老师,在我心目中,物理是一门最神圣的科学。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在《自然常识》课上,老师讲了电磁铁的原理。绕铁棒缠上线圈,通电后,就会产生磁性。我和班上的一个小伙伴新伟,决定利用这一原理,研制一台电动机,并且用它做动力,制作一台电动模型船。

每天下午下课以后,我俩就在一起做实验、搞研究。后来我们发现,无法解决动力传输的问题。长大之后,我才知道,我们搞不定的那套装置叫“曲轴连杆”。电动船泡汤了,我们决定退而求其次,研制一个电铃,献给我们的母校。因为当时上下课还是手动敲钟。但是电铃也没有发明出来,我这个小小爱迪生从此跟科学结下了仇。

我童年赚了一笔钱。有一年书架,我到盐碱地里打了一些芦草,晒干,装了满满一口袋,卖给了生产队,队里给了我一毛三分钱。我激动地接过一夏天的工钱,有些愤愤不平,我这么多草,怎么才卖这么点钱?大人们笑着说:草一晒就没分量了。你那一口袋,也没有十斤重。从此,我就知道劳动致富是一句安慰老实人的谎言。

我小时候有时自私,有时慷慨。

家中庭院里种了一棵桑树,结桑葚的时候,家里来了个带小孩的亲戚。俺娘觉得没什么稀罕物待客,就到院子里来摘桑葚,准备给这孩子吃。当时,我正在树下拿着一个搪瓷碗玩沙土。看到有人要分我心爱的果实,顿时,怒从心起,我拿起碗扔了过去,正好打在娘的头上,血流了下来。我吓傻了,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是我一生中关于羞耻的最早记忆。

但我并不是总这样,也有非常热情的时候。有一次,小姨大老远来,我非常希望她能留下来在我家吃饭。但是灶膛里没有柴草了。我就毫不犹豫地把狗窝给拆了,用搭窝的木柴去厨房烧火,害得我家的黄狗一夜冻得瑟瑟发抖。

我从小学习成绩就好,这得益于良好的家教。我的爷爷虽然对子女非常严苛,但深知诗书传家的道理。父亲是民办教师,从小就给给我启蒙。当同村的孩子们还在“啊博此得”背拼音的时候,我已经把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倒背如流了。有一次,我把数学课本掉到了尿盆里,因为味道实在难闻,我就把它扔掉了,然而凭着记忆,我上了半学期的数学课,连课后练习题都背得一字不差。

有一年,水患严重,要饭的人躲起来.有一对母子,来我们村里讨饭,别人家给的都是窝头,而我每次我都给他们一个大白馒头。秋天,水退了。这对母子又来到村上,提着一网兜甜瓜。见了俺娘就说:“你们家儿子是个大好人,要不让他跟俺家儿子拜个把兄弟吧?”俺娘在这个事情上一点都不含糊,谢绝了她的提议。现在想起来,俺娘是对的。同情要有一个度,越过这个界限,麻烦就找上门来了。

在我4、5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最重大的一件事。我的姥姥因为被邻居辱骂,一气之下喝了农药,没有抢救过来。用我们家乡的说法,这叫“寻头”。苦难看不到边,要寻找一个尽头。这件事对于俺娘,对于我全家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她从此不再开朗,爱生气,爱絮叨。我的天空在他们的庇护之下,没有觉察到异样。但是父亲承受了由此带来的诸多不幸。

我从小就有了仇人的概念。因为一只鸡,俺娘跟邻居结下了仇家。邻居有两女一男,跟我年龄相仿,但我从来不跟他们说话。假装怒目而视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是我们都知道,为了自己的娘,我们之间不能有来往。

住在乡村,城里人眼中的一件小事,对我们来说都是天大的大事。有一年,俺娘借了村里富户的一个大铝盆,洗被单。在用搓衣板的时候,不小心在盆底留下几道划痕。家里仿佛天要塌下来了,俺娘急得满地转圈,嘴里喃喃地说:“这可怎么还人家?”后来,父母二人抬着铝盆到富户家赔礼道歉,这件事才算平息。

虽然遭遇不幸,俺娘教我最多的是同情与怜悯。我家养过一只猫,被坏孩子剁掉一根后腿。当时,俺娘眼泪汪汪地把猫抱回家,我也跟着默默流泪。

我的童年是在收音机的陪伴下长大的,小时候,很少有书读。一本没封面的《林海雪原》足够我陶醉一个冬天,我几乎所有的文学熏陶都来自广播。

在油灯下,开着收音机,母亲在纺线,我支着耳朵在提昂。忽然墙外传来笃笃笃的脚步声,我就知道是爸爸回来了。

爸爸通常都会喝一点酒回来,我喜欢他满脸酒气喷到我脸上,并且跟我说一些平常不说的快乐有趣的话。很多年后,我才理解父亲那时由于在收麦时节,为了多挣点工分,干活太猛,患上了神经衰弱。整整十年,他被失眠困扰。喝酒也算是一种治疗手段吧。

但是也有危险的时候。有一年冬天,父亲被人抬回家,手脚冰凉。经过乡医的抢救,他好歹醒了过来。从那以后,他喝酒节制了很多。

而父与子的亲密交流,似乎也越来越少了。

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在家门口的榆树下写作业。抬头看到绿油油的田野,忽然一只大手从我头顶轻轻抚过。不用回头,我也知道,那是我的爸爸。如今,摸着儿子的头,我经常想起这一幕。想起童年的贫瘠与丰盛,羞耻与荣耀,更想起把我们兄妹二人抚养长大的不容易的爹娘。

动荡的中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融化。如果从童年中能够学到什么,那就是,尽我所能,让苦难中止,让爱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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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士康

Monday, January 28th, 2013

买了《第一财经周刊》第239期,只因被它附赠的一本单行本小册子所吸引,小册子的标题是《在富士康》。

2012年11月4日,《第一财经周刊》人物主笔李申,化妆成工人到淮安富士康应聘,在生产线上工作了15天,写下了这篇报道。我读了两遍,眼眶湿润了两次。

富士康一直是一家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企业,不仅仅是因为2010年开始的连续11起员工跳楼事件,而且因为它是苹果公司攫取高额利润的重要一环,在全球都受到关注。

福特曾说:“没有人能管理100万人。”那是因为他活得不够长,不知道郭台铭和他的富士康王国。郭台铭发现,当工厂的人数为40万的时候,规模效益最大,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少。所以,他开始在内地开办规模为20万人的工厂。淮安富士康就是其中之一,它主要生产iPhone5用的Lightning数据线。这条线在苹果官方商店每条的零售价是149元。

李申的特写,为我们展现一幅大工业化时代的图景,它不壮丽,也不凄惨,但像机器王国一样整齐划一、枯燥单调。

文章开篇是一幅富士康体育活动大厅的流程图,看上去跟生产线上的流程图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作业内容”是领取器材、锻炼身体、归还器材。这叫“目视管理”,就是让一切一目了然,不用解释。

生产线上也是这样,富士康把生产一条数据线分解为近百个工站,12个检查点。每个工站要完成的动作不超过3个,一个工人,不管有没有技能和经验,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上线生产。李申所做的工作是“DB端焊点检查”,每天检查4500根数据线,按10小时工作制计算,平均8秒一个。

富士康工人来自于地方的招募与输送。每个地方政府在吸引富士康建厂的时候,除了给予了土地、税收方面的优惠之外,都承诺帮助招募劳动力。政府把任务层层分解,最后交给中介来完成。中介搬着小板凳在闹市区,招徕工人。

平时而论,富士康的待遇在中国的工厂中算是不错的。员工基本月工资2000元,要想多赚钱,那就多加班。非节假日晚上加班费是平常工资的1.5倍,节假日加班是平常工资的2倍。到了旺季,一个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4000元。工厂配备有心理辅导员,还开通了78585爱心热线,平均每6500个工人背后就有一个话务员。厂区里有体育馆、游泳池、图书馆,当然还有网吧,每个员工每月10小时免费上网时间,超出部分要收费,但也比外面的网吧便宜。

但几乎没有人在这里上班超过3个月。

农民工的季节流动性是原因之一。中国有2.5亿农民工大军,他们随着季节在不同行业和地区迁徙。冬天是建筑业的淡季,却是电子业的旺季,因为苹果等数码产品在圣诞节前后销量会大增,拥挤的厂房也成了避寒的地方。因此,很多男工会到富士康来工作几个月。

工作的乏味枯燥是工人坚持不下去的第二个原因。李申写到:

“在流水线上,没有复杂的工作,不需要动脑子。单看每一项具体工作,也不很费力。但是,当每项工作重复4500次之后,就会变得很辛苦,身体上一直重复用力的部位,会很疼痛。”

“当你看着流水线不断流动,似乎永无休止,做完一件,就有三两件在等着你。而时间过得很慢,似乎下班永远不会来临,就会立即产生疲劳、厌倦。有人在生产线上大哭,说他月底、周末、明天、今晚就要离职。男工人和女工人通过讲一些黄色笑话来打发流水线的枯燥和无聊,虽然也不是很好笑,但是谈论性确实是舒缓压力的方法。偶尔也有人在车间里吵架和打架,声音都很大,但是别的工人完全没有时间去看,所以很快就会平息。”

作者在文中不慌不忙穿插了泰勒制和福特制的历史叙述,福特曾经通过采取流水线作业,使得工人的日工资增加到5美元,劳动4个月就可以买一部自己装配的T型车,从而跨入中产阶级的阶层。而富士康的工人们的绝望之处在于,他们永远不可能像100年前的工人那样步入中产阶级。

谁能在中国过上好日子?如果像郭台铭这样采取大规模生产和精益求精地追求质量,都不能让工人致富,那么中国的财富都跑到哪里去了?文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看最近网上爆出的房叔、房姐、房祖宗,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难寻找。

李申通过亲身体验,得出结论:

“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它不限制人身自由,不强制加班,可以请假,可以旷工,大部分工人都是自愿来的,即使不是自愿来的,进了富士康之后,可以立即离开。”

“小学或者初中文化程度的人,连26个字母也不会写。经过一两天的培训就能上岗,每个月可以赚到3000-4000元人民币,他们的劳动可以换回美元,这就是富士康的价值。”

然而富士康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涨薪也没有人领情。一百年以前,美国黑人们唱着蓝调涌向底特律。

我们要去底特律,
去找一个叫福特的人。
找一份好工作,
不再挨饿。

如今不会有人唱一首歌给郭台铭,他始终处于批评漩涡的中心。

富士康的下一个希望寄托在机器人身上。他们启动了“金匠中原计划”,大量的工业机器人将在山西晋城制造。等到机器人成熟之后,郭台铭将不再需要那么多产业工人,他将率领130万机器人在工作。

李申写到:

“那时的富士康不需要招募,不需要体检,不需要培训,不需要考核,不需要拉学生来实习,不用背负道德批判,不用盖宿舍和食堂、游泳池和网吧,医院和超市,不用制定规章制度,不用把规章制度改名叫温馨提示,不用标语,不用打卡机,不用支付工作和加班工资,不用统计请假和旷工,不需要替补,不需要休息,不用分早晚班,不用防止跳楼、禁止吸烟,不用担心有人打架,不用警告、记小过、记大过和开出,不用安保系统,不用关爱中心和78585热线,不用带(戴)着红袖章和红帽子的人维持秩序,不需要线长、组长、课长在车间里转来转去,去需要奖励和惩罚。”

“这样郭台铭会不会更开心和轻松一点。但是如果这些都没有了,还要富士康干什么。富士康的价值不久在于它做了这些事情么?如果这些都没有了,就可以搬到美国去了。”

从农村涌向城市的中国产业工人,一直是媒体所关注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张彤禾曾经写过一本书Factory Girl,我曾做过读书笔记。但作者没有进入生产第一线,所有的材料来自访谈。与之相比,李申乔装成工人,进入流水线,一干就是半个月,获取了第一手资料,记录下亲身感受,十分难得。这也凸显出文字记录的重要,《在富士康》没有一张照片,但是比影像更有力量。

向一财和李申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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