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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心面前,我们都是失学者

Tuesday, February 5th, 2013

在木心面前,我们都是失学者

(《新周刊》专稿,请勿转。)

中国人劝起学来跟劝酒一样凶猛,常常看到这样的标题:《你一定要读某某》、《你死之前不能不读的某某》、《读某某吧,他能让你如何如何!》、《人生苦短,你怎么可以不读某某呢?》。可是,读书这样一件极个人的事,只对阅读者本人有意义,本来是不应该劝的。商品,可以搞团购,读书,不能搞团读。我看到一本好书,暗自喜欢,会摘其佳句,记于本上,视若己出。我会把书的精华内化到心里,把书中的句子“内模仿”出来,甚至不自觉地以作者的心为心。我还会把这位作者的作品都搜来通读,全然忘记了古人教导“得便宜处,不可再去”。有一年,因为喜欢香港唐史学家赖瑞和的游记《杜甫的五城》,我一口气买下他的学术著作《唐代基层文官制度》和《唐代中层文官制度》,开卷昏昏欲睡,只好束之高阁。

最近,我在读木心的书,饥渴慕义地读,废寝忘食地读。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一起读。随意。不劝。

木心是近年来活着被“出土”的作家,他在海外的知名度远远高于海内。他在国内名声渐渐扩散开来,很大程度上是他的高徒陈丹青运作的结果。尤其在他死后,陈丹青把他在美国讲述文学课的课堂笔记整理出版,编成《文学回忆录》两大卷,使得他再次被发现、被重视、被论及。我也是因为读罢这套1102页的大书,意犹未尽,才把市面上能够找到的木心的著作统统搬回家。不过,这一次,没有让我失望。

你得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想空洞、庸常乏味的时代。作家成功依赖着市场促销,每个作家差不多同时也是个会计,大批作家都堕入物质的陷阱。再没有一本书可以改变世界,再没有一个作者有改变世界的雄心。作家不重视自己灵魂对作品的评价,而是更看重读者的评价。作者总是迁就读者,事实上作者本人也是一个口味粗俗的读者。

而木心是站在塔尖上,而不是大马路上,跟我们说话。他不但自己站在塔尖,而且还拉我们一起登临。读他的书,正像《神曲-地狱篇》最后一卷中,诗人维吉尔拉着但丁走出地狱,来到地面:

“一起攀登,
我随他向前,
直至圆洞之外的穹隆,
看熠煜归于碧落。
我们于是趋步,
仰见星辉重现。”

读木心的书,不必全盘接受其观点,甚至不必半盘接受,而是要欣赏他的见识。见,未必能识,不见,则一定不识。木心的书,字里行间都是见识。把他叫做大师,那是骂他。大师是一个多么做作的滥大街的词语,而木心的舒服在于不做作。实诚人亲近实诚人,木心最欣赏的人是尼采,因为“许多人说话不诚恳,尼采诚恳。”

古人骂人不像现在动不动往生殖系统上扯,最狠的两句骂是“汝母婢也”(你是小老婆养的)和“无见识奴”。在我们的祖先们看来,没有见识,奴婢不如。

木心的见识,俯拾皆是。木心的佳句,满箩盈筐。一篇木心的读书笔记,该从何写起?真让人犯难。他有七宝楼台,我非要强拆,重盖一座,不但唐突前贤,而且吃力不讨好。写到这里,我恨不能就此打住,问一下亲爱的编辑,我能否剩下的文字全都引用木心,将把这部分稿费买成《陈丹青全集》,烧给木心。只怕,他老先生在九泉下不答应。

木心出生于1927年,死于2011年,身历民国、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他精通绘画,会弹钢琴,擅长文字。但是在他身上,看不到多才多艺的卖弄与学贯中西的夹生。据说,钱钟书当年访问意大利,出口背诵的是意大利二流诗人的作品,令东道主大惊,心想,“二流诗人的作品他都能背,一流诗人的肯定不在话下”,岂知,钱只会背这几首而已。换成木心,决不会这样做。他的身上有《世说新语》里的魏晋风度,他的文字有陶渊明东篱黄昏后的菊香。说起来,他也是大户人家出身,幼时在乌镇的孙家花园长大。他身上带着贵族气,但没有阔少气。他不会把满腹才情用来倒腾瓶瓶罐罐,年老写一部《锦灰堆》,他追求的艺术至美而灵动的世界。他的幸福在彼岸,不在此岸。

在文学课上,他叹惋那个逝去的民间社会,那个家里佣人都可以滔滔不绝讲《七侠五义》的时代。在他的作品中,对于那个慢时代,也时有吟诵。例如,这首《失去的氛围》:

“从前的生活/那种天长地久的氛围/当时的人是不知觉的/从前的家庭/不论贫富尊卑/都显得天长长、地久久/生命与速度应有个比例/我们的世界越来越不自然/人类在灭绝地球上的诗意/失去了许多人/失去了许多物/失去了一个又一个氛围”

他写了半篇《上海赋》,连连绵绵,氤氤氲氲,为那个与西化擦家而过的东方巴黎,唱尽挽歌。他说,“蓝布旗袍的天然的母亲感、姊妹感,是当年洋场尘焰中唯一的慈凉襟怀”。“耶诞将临,家家枞树,户户彩烛,徐家汇教区号称东方梵蒂冈。”“那号称拥有世界第一长吧台的Shanghai
Club,后来叫海员俱乐部。”

但木心绝不是一个一心只向后看的怀乡病患者。他是一个游荡在艺术王国的世界公民。对于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他批判起来,总是毫不留情。

他说:“在西方,下雨了,行人带伞的撑伞,没带的一样走,没见有耸肩缩脖的狼狈相;若两车相撞,在警察到达前,不说一句话。”他认为仅此两件小事,国人一百年也未必做得到。

他又说,“中国人哪,在没有功没有利的状况下,也要急急乎功,近近乎利。”最近有个段子说,腾讯的网管员,夜里三点爬起来,看看服务器上的在线人数,发现每天都有300万人在那里斗地主。假若木心知道这件事,不知作何感慨。中国人有的是时间,但多数人的时间都用到了无意义的地方。他对陈丹青等学生说:“中国的公园,许多人在那里弄气功,抱住树,晃头。那是怕死,没有别的意思,穷凶极恶地怕死。”

一个不相信神在的国度,怕死是自然的,享乐也是必然的。木心比较中外情爱文学之不同,说:“西方就有这样的好处,有《简爱》、《茶花女》、《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样的爱情教科书。中国,要么道德教训,要么淫书,要么帝王将相画,要么春宫图。”

读书,在木心看来,绝不是消遣。他常说:“文学艺术,创作难,欣赏更难。”读书要学会找到精华中的精华,只有如此,整个精华才是你的。他说:“我书固劣劣,不愿做人枕边书。”

但读书,又是消闷解愁的良药。他喜欢引用托尔斯泰的话:“忧来无方,窗外下雨,坐沙发,吃巧克力,读狄更斯,心情又好起来。”为什么是狄更斯?木心说:“狄更斯小说结局都是英式小团圆,壁炉熊熊烈火,烛光热茶,大家围坐在圆桌前,你看我,我看你,恍然若梦。”

西方作家中,木心十分喜欢纪德。他说自己年轻时候,曾经被罗曼-罗兰引入莽林,后来纪德在敲窗唤他,他才从罗氏的影响中走了出来。他发现,罗曼罗兰将艺术和艺术家概念化,其道德力量也是迂腐的。对于我这样一个年轻时把《约翰-克里斯朵夫》当成《圣经》的人来说,这段话非常震撼。不过想一想,木心说的也有道理。罗兰所谓轰轰烈烈,其实就是婆婆妈妈,所谓理想主义,就是伤感情调。

纪德在窗外说:“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终身大事。”陀氏在稿纸上画满了人,他总是令人目不暇接地写出人性的可能性。有人说陀氏粗糙,木心举手反对,“陀氏的粗糙是极高层次的美,汉家陵阙的石兽,如果打磨得光滑细洁,就一点也不好看了。”

中国诗人,木心独推陶渊明。他甚至说:“有时,人生真不如一句陶渊明。”木心认为中国历代文学,到今天有用处的少。汉赋,华丽但无用,唐诗豪放,也用不上,宋词清婉,小家子气。要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借光借力,尚有三个方面:诸子经典,取其辩才。史家叙事,取其笔力气量。《诗经》、乐府、陶诗,取其遣词造句,今日可用。

在木心看来,《诗经》、《楚辞》是中国文学的两张硬弓。他写了一本《诗经演》,把《诗经》中的名篇重写成四言的十四行诗。我看了几篇我喜欢的篇目《静女》《谷风》等,发现还没有原诗好懂。也许是因为我驽钝,没有拉开两张硬弓的缘故。

看木心最痛快之处,就是他对于这主义那主义、这派那派的祛魅。祛魅者,揭穿装神弄鬼把戏也。

木心说:“现代派就是装疯卖傻。”“意识流不是正路。明白,清新,这才是大路。”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正值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现代派正在国内闹得风风火火的时候。可惜,这样理性的声音,要隔了20年,我们才得以接着陈丹青的听课笔记而听到。

在创作上,他也瞧不上现代派、后现代派。他说,“我不要出奇兵,我要正规军,大军压境。”

木心善用妙不可言的比喻。谈到《五号屠场》所代表的黑色幽默派,他说,“这些反战的作家好比是原告,原告在法庭上插科打诨,弄得被告也嬉皮笑脸。法官一看说,算了吧。油滑是无力的,狂欢节上可以扮小丑,法庭上不行。在作品中要保持法官的尊严,这是最高的也是最低的要求。”我前些日子看了韩寒小说《光荣日》改编的同名话剧之后,心里响起木心的这段话。这部戏,不是没有批判力度,但是总是讲俏皮话,男主人公临死还不忘抖一个包袱,我要是法官,肯定也会说:“算了吧。”值得注意的是,油滑现在已经成为主流的中文写作风格,无论微博,还是文学,都在不遗余力地讲俏皮话,热闹归热闹,事后仔细一看,全是皮,一颗果仁也没有。

木心有一点洁癖,无论是生活中,还是艺术上。他评论人邋遢说:”
脏到了眼镜片都不拭干净“。在文字上,他更是追求洁净,连上海黑社会的显隐结构都不肯去写,怕的是有“掏酱缸”之嫌。他也反对写忏悔录,他说,”文学不是拿来忏悔用的。从此改了,就是忏悔了。否则就是装腔作势,是继续犯罪。“我想,假如他泉下有知,知道陈丹青将他课堂上的骂人话印成书出版,不知将作何感想。(陈丹青在《文学回忆录》里记录木心一句粗话:”古代,群山重重,你怎么超越得过……有人对我说,洞庭湖出一书家,超过王羲之。我说:操他妈。“)

其实,我觉得,稍微讲点粗话也没关系。人要有点小坏,方显出大可爱。《世说新语》载,“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我倒喜欢有点小心眼的木心。

对于文学创作,木心有极高的见识。他总能用三言两语,把创作这件事讲清楚。他说:”莎士比亚总是把事情搞大,写嫉妒,弄到奥赛罗那么大。写恶,弄到麦克白那么大。天才有两条规律:一是把事情弄大。一是把悲哀弄永恒。“

”一扇门要开,手里有一万把钥匙,一把把试过来,来不及的,良师告诉你,一捅,就开了。“木心说的分明是自己,文学、艺术、人生,一样比一样复杂,经他一说,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

为什么要读木心?对于我来说,木心能让我找到一点生活的意义。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要有点尊严,总要有点诗情,否则长路迢迢,长夜漫漫,每天都是呼来喝去,处处都是一地鸡毛,人生可怎么打发?

木心说:”生活大节,交朋友,认老师,与人发生性关系,生孩子,出国都要拿艺术来要求,要才气横溢。“

木心说:”现代的那种住房,一家一套,平安富贵地苦度光阴。“

木心说:”遇事多与自己商量。“

木心还说:”春雨绵绵,隔墙牛叫,床上欢娱无尽。“

他欣赏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皮恰林。此君在驿站等马车,四处无人,颓废疲倦。忽然马车来了,皮恰林腰杆笔挺,健步上车,一派军人风度。据陈丹青回忆,木心讲到此处,做了一个上马车的动作,接着说:”我们在世界上,无非要保持这样一点态度。“

以下都是木心说的:

有的书,读了便成文盲。

凡倡言雅俗共赏者,结果都落得俗不可耐。

爱孩子,尤爱孩子气的成人。

你再不来,我就下雪了。

哥儿们聚吃一顿涮羊肉就算赴汤蹈火了。

美国人喜欢色彩,因为美国人不懂色彩。

美国人非常钦佩契诃夫,我笑笑。

燃烧,独对雕像,夜夜文艺复兴。

天鹅谈飞行术,麻雀说哪有这么多的讲究。

礼失,求之野。野失,求之洋。

岁月不饶人,我亦未曾饶过岁月。

我母亲告诉过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最后这句话是我说的:

你也可以读木心,那儿人少,朗润,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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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士康

Monday, January 28th, 2013

买了《第一财经周刊》第239期,只因被它附赠的一本单行本小册子所吸引,小册子的标题是《在富士康》。

2012年11月4日,《第一财经周刊》人物主笔李申,化妆成工人到淮安富士康应聘,在生产线上工作了15天,写下了这篇报道。我读了两遍,眼眶湿润了两次。

富士康一直是一家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企业,不仅仅是因为2010年开始的连续11起员工跳楼事件,而且因为它是苹果公司攫取高额利润的重要一环,在全球都受到关注。

福特曾说:“没有人能管理100万人。”那是因为他活得不够长,不知道郭台铭和他的富士康王国。郭台铭发现,当工厂的人数为40万的时候,规模效益最大,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少。所以,他开始在内地开办规模为20万人的工厂。淮安富士康就是其中之一,它主要生产iPhone5用的Lightning数据线。这条线在苹果官方商店每条的零售价是149元。

李申的特写,为我们展现一幅大工业化时代的图景,它不壮丽,也不凄惨,但像机器王国一样整齐划一、枯燥单调。

文章开篇是一幅富士康体育活动大厅的流程图,看上去跟生产线上的流程图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作业内容”是领取器材、锻炼身体、归还器材。这叫“目视管理”,就是让一切一目了然,不用解释。

生产线上也是这样,富士康把生产一条数据线分解为近百个工站,12个检查点。每个工站要完成的动作不超过3个,一个工人,不管有没有技能和经验,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上线生产。李申所做的工作是“DB端焊点检查”,每天检查4500根数据线,按10小时工作制计算,平均8秒一个。

富士康工人来自于地方的招募与输送。每个地方政府在吸引富士康建厂的时候,除了给予了土地、税收方面的优惠之外,都承诺帮助招募劳动力。政府把任务层层分解,最后交给中介来完成。中介搬着小板凳在闹市区,招徕工人。

平时而论,富士康的待遇在中国的工厂中算是不错的。员工基本月工资2000元,要想多赚钱,那就多加班。非节假日晚上加班费是平常工资的1.5倍,节假日加班是平常工资的2倍。到了旺季,一个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4000元。工厂配备有心理辅导员,还开通了78585爱心热线,平均每6500个工人背后就有一个话务员。厂区里有体育馆、游泳池、图书馆,当然还有网吧,每个员工每月10小时免费上网时间,超出部分要收费,但也比外面的网吧便宜。

但几乎没有人在这里上班超过3个月。

农民工的季节流动性是原因之一。中国有2.5亿农民工大军,他们随着季节在不同行业和地区迁徙。冬天是建筑业的淡季,却是电子业的旺季,因为苹果等数码产品在圣诞节前后销量会大增,拥挤的厂房也成了避寒的地方。因此,很多男工会到富士康来工作几个月。

工作的乏味枯燥是工人坚持不下去的第二个原因。李申写到:

“在流水线上,没有复杂的工作,不需要动脑子。单看每一项具体工作,也不很费力。但是,当每项工作重复4500次之后,就会变得很辛苦,身体上一直重复用力的部位,会很疼痛。”

“当你看着流水线不断流动,似乎永无休止,做完一件,就有三两件在等着你。而时间过得很慢,似乎下班永远不会来临,就会立即产生疲劳、厌倦。有人在生产线上大哭,说他月底、周末、明天、今晚就要离职。男工人和女工人通过讲一些黄色笑话来打发流水线的枯燥和无聊,虽然也不是很好笑,但是谈论性确实是舒缓压力的方法。偶尔也有人在车间里吵架和打架,声音都很大,但是别的工人完全没有时间去看,所以很快就会平息。”

作者在文中不慌不忙穿插了泰勒制和福特制的历史叙述,福特曾经通过采取流水线作业,使得工人的日工资增加到5美元,劳动4个月就可以买一部自己装配的T型车,从而跨入中产阶级的阶层。而富士康的工人们的绝望之处在于,他们永远不可能像100年前的工人那样步入中产阶级。

谁能在中国过上好日子?如果像郭台铭这样采取大规模生产和精益求精地追求质量,都不能让工人致富,那么中国的财富都跑到哪里去了?文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看最近网上爆出的房叔、房姐、房祖宗,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难寻找。

李申通过亲身体验,得出结论:

“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它不限制人身自由,不强制加班,可以请假,可以旷工,大部分工人都是自愿来的,即使不是自愿来的,进了富士康之后,可以立即离开。”

“小学或者初中文化程度的人,连26个字母也不会写。经过一两天的培训就能上岗,每个月可以赚到3000-4000元人民币,他们的劳动可以换回美元,这就是富士康的价值。”

然而富士康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涨薪也没有人领情。一百年以前,美国黑人们唱着蓝调涌向底特律。

我们要去底特律,
去找一个叫福特的人。
找一份好工作,
不再挨饿。

如今不会有人唱一首歌给郭台铭,他始终处于批评漩涡的中心。

富士康的下一个希望寄托在机器人身上。他们启动了“金匠中原计划”,大量的工业机器人将在山西晋城制造。等到机器人成熟之后,郭台铭将不再需要那么多产业工人,他将率领130万机器人在工作。

李申写到:

“那时的富士康不需要招募,不需要体检,不需要培训,不需要考核,不需要拉学生来实习,不用背负道德批判,不用盖宿舍和食堂、游泳池和网吧,医院和超市,不用制定规章制度,不用把规章制度改名叫温馨提示,不用标语,不用打卡机,不用支付工作和加班工资,不用统计请假和旷工,不需要替补,不需要休息,不用分早晚班,不用防止跳楼、禁止吸烟,不用担心有人打架,不用警告、记小过、记大过和开出,不用安保系统,不用关爱中心和78585热线,不用带(戴)着红袖章和红帽子的人维持秩序,不需要线长、组长、课长在车间里转来转去,去需要奖励和惩罚。”

“这样郭台铭会不会更开心和轻松一点。但是如果这些都没有了,还要富士康干什么。富士康的价值不久在于它做了这些事情么?如果这些都没有了,就可以搬到美国去了。”

从农村涌向城市的中国产业工人,一直是媒体所关注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张彤禾曾经写过一本书Factory Girl,我曾做过读书笔记。但作者没有进入生产第一线,所有的材料来自访谈。与之相比,李申乔装成工人,进入流水线,一干就是半个月,获取了第一手资料,记录下亲身感受,十分难得。这也凸显出文字记录的重要,《在富士康》没有一张照片,但是比影像更有力量。

向一财和李申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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