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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人在咖啡馆

Friday, January 3rd, 2014

CAFE

咖啡馆是个神奇的存在,我为了编剧进驻咖啡馆,却发现我写的故事远远没有在那里听到的精彩。

为什么去这家咖啡馆

我常去的咖啡馆位于闹市,在一家书店的三楼。这里咖啡做得一般,食物只适合用来给饿汉充饥,但是有三个巨大的优点:

一、场地宽敞。桌与桌之间的间距大,大得可以跑马。我到过北京小资们最喜欢去的三里屯鱼眼咖啡,里面空间之逼仄,总让人想到八十年代夜幕降临后的上海外滩,一张椅子上可以坐两对情侣,各自恩恩爱爱,井水不犯河水。又让人想起钢琴的四手连弹,不,两张小桌一拼,明明是十六手联弹。而在杭州的咖啡馆,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占一张靠窗的四个座位的大桌子,就像李云迪在弹三角钢琴。对,那个人就是我。

二、设无烟区。很多餐饮场所,怕得罪主顾,都对吸烟者听之任之。但这家咖啡馆却把吸烟区和非吸烟区分开,如同划出了航空识别区,虽然不能绝对阻止敌机来犯(烟气还是会飘到无烟区来),但比起身边有人喷云吐雾,已经是莫大的进步。

三、服务最少。最好的服务,就是不过度的服务,你不需要服务的时候,服务员不必出现。这家咖啡馆的职员从不管你坐大桌还是小桌,一个人还是八个人,来去自由,选座自由,换座自由。哪怕点一杯便宜的饮料,甚至不点东西,服务员都不会给你脸色看。因为他们知道,来这里的人,大都是常客。从长远来看,他们泡咖啡馆的钱,还是基本会花到这里。“金簪子掉井里,是你的总归是你的。”急赤白脸的,反而容易得罪顾客,不值。

是隐形人,也是观察者

这家咖啡馆,我以前也来,但频繁光顾是从2013年10月开始的。当时我在写话剧《鱼眼》的剧本,需要十五天交稿。每天吃过晚饭,就去咖啡馆报到,比上中班还准时。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找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那里视线良好,可以观察别人而不被别人观察。

咖啡馆是这样一种地方,所有的人把不认识的人都当成隐形人。旁若无人的述说与不经意的倾听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在这里我不想用偷听这个词,因为有意无意听到(英文叫overhear)乃环境使然,跟“偷”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下面我要讲的故事,都不是“偷”来的。

在咖啡馆呆久了,扫一眼顾客和他们点的东西,就能大致判断出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一男一女,桌上只有两杯咖啡,说明两人关系正常或者过了热烈的阶段,如果桌上摆满果盘、冰激凌、奶茶、沙冰,说明一方正在取悦另一方,他们之间的谈话就会更有张力。如果桌子上摆着的是两杯免费水,不用问,肯定是保险行业的人在进行业务切磋。

黑泽明的御用编剧桥本忍为了写好乘坐地铁的“电车男”的生活,经常没事就去地铁站,买一张票,坐一天,耐心观察车上的人,遇到有特色的,就尾随他们下车,直到跟他们走到出口附近,再折回。用这个方法,他往自己人物的鼻孔里吹进活的气息。桥本在地铁采风肯定没有在咖啡馆好,因为乘坐地铁的人通常不说话,而咖啡馆里几乎没有沉默的人,哪怕是独坐的人,也会打电话呀。

我终于明白戏剧中道白的重要性,倾听几个人的对话,就可以了解他们隐秘的生活。

有一晚,我邻桌四个男男女女在讨论参加一个婚礼送红包,结婚的这个人想必对他们非常重要,因为当一个说送一千元的时候,另外的人马上说:“会不会太少,不好看。”他们四个人经过热烈的讨论,最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还是送一千,但是全都换成20元的钞票。他们的理由是:“当时好看就行,反正也不会有人当面打开来看。”

保险的独白

还有一天下午,我一进无烟区,就听到一个男的在颐指气使地训服务员,再一看,四个人一桌,说话的是一个。我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坐下,听了一会才明白,这男的是做保险的。

“我现在一直在反思。”他诚恳地说。“我对天发誓,我用人格担保,有两件事情我非常后悔,我有两个同学是温州的,应该说是命最好的,现在看来是命最差的,因为他已经不在了。家族企业,有三个姐姐,财产都给他了。我记得很清楚,我对天发誓,我不会去诅咒别人,我找他说买人寿保险,他说可以的,但是我要去美国,去15天,等我从美国回来,我们再谈这个事情。我想15天也没有关系。等到他回来一个月,我也没有主动打电话,后来我觉得不对,就拨通了他的手机。是他太太接电话,说他在美国心机梗死,人没了。”

他的语调变得有些沉痛。“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保险真的也是一份爱,活着的时候,他太太和儿子是一家人,但是他死后,对于他三个姐姐来说,他太太就是一个外人。他太太一点保障都没有。”

另外三个人很认同他的观点,同时为那个没有来得及买保险就死去的富人同声惋惜。

“大嗓门”又说:“我家有一个邻居,大家都叫他周老师,太老也不太老,我经常陪他们打两块的麻将。有一段时间,忽然发现周老师看不到了,别人告诉我,他走了。说实话,这事对我触动很深,我觉得我反思一下,我住在这个小区这么多年,三单元从一楼到七楼,低头不见抬头间,但我从来没有跟他们提起过保险。老觉得对邻居说起不好意思,万一你不买呢,心里这一关过不了。通过这个事情,我反思了一下,有时候,保险就是一份保障。其实我现在想说的是,我要突破这一点,我已经在突破。我是一个非常认可保险的人。跟自己最亲爱的人,最好的朋友,跟周围的人也要说这一件事。真的是这样。”

另外几个人听得入了神,他的话继续如江河滔滔。

“对有钱人来说,最怕的是什么?生病。有钱的一大好处就是相信生病是看得起的,大不了我花500万,总行吧?中国看不起,到美国看,如果500万也看不了,兄弟,你算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在死的那天把钱花完。你有钱,你要把你的资产,从管理型资产,变成法定性资产。”

“从宏观上讲,中国一定会出遗产税,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但是一定出。以前到国外开公司,购买资产,国家知道吗?不知道。但是从2014年开始,只要到国外放的资产,对不起,都必须向中国政府申报。中国唯一在遗产税上的问题,是房产70年有效期。如果等到遗产税,一半执行的话。如果遗产税执行的话,你不是想买多少保险就买多少。对不起,是有比例了,你资产的多少比例可以拿出来买保险。只不过现在来说,现在这么一个政策的窗口。我说句老实话,中国的企业最多干三代,第一代企业家,请问,到现在还存活多少,马胜利还听得到吗,傻子瓜子,仰融还听得到吗?连李嘉诚都给自己买了巨额保单,当企业家有这样的风险意识的话,他的生意做得好一点是正常的,因为他非常稳健。”

最后他终于言归正传:“所以说兄弟们,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们也帮我想,在接下来的半个月的时间,我们一起把他约过来,说白了,就是大家聊聊。公司也是这样的目的,了解了保险后,能够转化成实际的业绩。”

一个瘦子似乎被打动,说起他在电视台有个做领导的朋友,也许可以约出来谈谈。他们的声音压低了一些,但我还是听到瘦子问:

“把他约出来,我们是认识呢,还是装作不认识呢?”

“大嗓门”斩钉截铁地说:“当然,装作不认识了。”

接下来他们开始商量怎么开展保险。“大嗓门”打入瘦子的同学聚会,而瘦子假装跟他不认识。接下来四个人开始交流通讯录里联系方式,因为自己的同学,自己不好意思下手,所以大家要互相帮忙。他们不但交换联系方式,而且还交换照片,辨认长相。他们筛选潜在客户非常敬业,连单位中怀孕女同事都不放过。

从他们后来的谈话中,我又了解到保险业的一些内幕。比如他们管年会请客叫“大卖场”,就是在一家好宾馆摆上六、七十桌,重要客户安排包厢。到时候不愁保险卖不出去。再比如,保险公司有自己的体检中心,里面的检查严格到任何小毛病都逃不过法眼。

最后“大嗓门”总结发言。“保险就是在不影响你的风光的前提下,给自己增添一份保障。你们想想,买个保险,也就每个月八九百,他妈的去卡拉OK,啥都没干,就是抱一抱,就要花这么多钱。当然这不是说买了保险就不去卡拉OK,该抱还得要抱,哈哈哈哈!”

女孩的交谈

feibi

相对于大老爷们的喧哗相比,我更喜欢在咖啡馆倾听女孩们的谈话。她们或者叽叽喳喳,或者莺莺燕燕,有的低回,有的激荡。

有一次,邻桌来了一个男生和四五个姑娘,欢声笑语冲破了雾霾,连街灯也跟着摇晃。她们大声地谈论着“劈腿”,轻松自如就像她们的奶奶们谈论“捶腿”一样。真有青春的活力啊,看得我在一旁羡慕不已。

也有问题女孩出现在这里,由母亲和“舅舅”式的人物领着。这个女孩浑身是刺,无论大人说什么,她总用赖唧唧的口气反驳。

“我跟你们说过,我不想去南安普敦学工商管理。我数学不灵,脑子不好使。”

尽管母亲披肝沥胆,尽管“舅舅”细语轻声,但他们的谈话进行得很不顺利。在我去了一趟洗手间的功夫,回来发现女孩和她母亲都哭了。女孩赌气跑掉了。剩下两个大人在那里长吁短叹。

昨晚,在咖啡馆,我看到了一个女孩的独角戏。我进咖啡馆的时候,她同桌的男友刚刚离开,剩下她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吃蛋糕,打电话。

“你进产房了吗?开了几指了?我早就说吗,预产期这个东西不准的。我在干嘛,我在咖啡馆吃点心。”

她把“吃点心”三个字讲得又甜又自豪,仿佛吃的是凯特王妃亲手制作的点心。她容貌姣好,但从口音和用词判断,没有受过较好的教育。

她开始八卦她跟电话里的产妇共同认识的另一个女孩。说这个女孩怀孕了,但是找不到孩子的父亲,因为连对方住哪儿都不知道。

“她非要药物流产,我说,流不干净的。但是她说为了省钱。她有个屁钱!我叫她去医院做个B超她都不肯,因为要花170块钱,所以她只用验孕棒给自己检查。她选药物流产是图便宜,以为吃了药就流下来了,你说傻不傻呀。我是不会借给她钱的,自己惹的麻烦,我为什么要借给她钱?”

接着女孩的口气变得轻松起来,她开始讲自己年底的结婚计划,她解释说为什么选择这个老公,是因为他家境好,卖洋酒的。“过年就要给我家12瓶红酒,我说带不动那么多,6瓶就够了,他说,6瓶就6瓶。”

“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昨天晚上,他因为回家晚,把我关到门外,我发货,他都给我跪下了。你等一下,我有电话进来了。”

“喂,我在干嘛?我在咖啡馆吃点心。”听了一会我就明白,电话应该是一个男的打来的,邀请她去杭州城乡接合部的八堡去唱卡拉OK,女孩说:“我不去了,我老公会多想的,我马上要结婚了,我不想让他多想。”

过了一会,她又接了男朋友的电话,粗砺的嗓子甜甜地说:“你过马路小心点啊。”

五分钟后,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走了进来。女孩挽着他的手往外走,路过我的桌子的时候,看了一眼我的Macbook Air,像只画眉一样侧过脑袋问:

“老公,这电脑跟我们家的一样吗?”

女孩把这个男人的一切,包括红酒和Macbook Air都自动当成两人的共属物,她紧紧抓住自己的男人,好像在风暴中死死抓住筏子的少年派或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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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通社来信]关于伦敦创建文明城市的建议

Friday, September 16th, 2011

尊敬的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先生:

我是一名在中国的英国留学生,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冒昧地提笔给你写信。我建议历经劫火的伦敦,痛下决心,虚心学习中国的经验,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

伦敦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大家都不想的。仿佛一夜之间,回到旗帜招展的60年代,不过与之不同的是,那时候,人们为了理想和正当的目的才上街,而这一次,伦敦北区的年轻人却不为什么而骚乱。当我的中国同学们听说骚乱者全都享受全民免费医疗、领着丰厚的失业救济、并且不为买房而发愁的时候,他们全都一脸惊诧,盯着电视,好像盯着一群不可理喻的外星人。我只好尴尬地笑笑,继续看新闻联播之后的精彩广告。

正如卡梅隆首相所指出的,伦敦骚乱是文明的倒退。在严惩骚乱分子,恢复法律与秩序的同时,我们能否深挖思想和制度根源,从而从根本上杜绝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呢?根据我在中国一年多来的学与思,我相信,是完全可能的。

我现在所居住的城市,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检查团终究要来的,但何时来,没有人知道,就像没有人知道七道封印何时揭开、最后的号角何时吹响一样。于是,城市悄悄起了变化。

首先,大街上多了很多武警和戴红袖章的人,我的美国同学是个60年代激进青年的后代,他看到这个场景十分激动,哼着伍迪-加斯里的歌,翻出像章帽徽穿戴起来。走到大街上被人像耍猴一样围观,他才发现自己错了。那不是火红的60年代再临,只不过是些临时抽调的维持交通秩序的人。

其次,平日里那些小摊小贩都不见了,也许他们都受到了文明的感召,在家努力补习礼仪知识吧。不过很多留学生不太适应,5元一张的《源代码》DVD没有了,50元一件的Paul Smith衬衫也不见了,现在想买东西,只能进正规的商店。不过这里的东西有点高贵,在英国10英镑的Clarks皮鞋,到了这里卖2000元,还不打折,不参加“满500送250”的活动。

再次,大街上的广告全都换成了公益广告,最常见的一句是:“I’m a lovely Hangzhouese”英语虽不很地道,但其心可鉴,什么时候伦敦大街上到处用汉语写着“我是伦敦小可爱”就好了。

最后,这个城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教育市民的机会,走进联华超市,喇叭里就响起《杭州市市民守则》,现摘录几条:“1.热爱祖国,热爱家乡。2.礼貌待人,助人为乐。3.敬老爱幼,邻里和睦。 8.遵纪守法,见义勇为。 9.自尊自爱,不损国格。”我敢说,如果伦敦市民能做到其中十分之一,就不会发生那些尴尬的悲剧了。

因此,约翰逊先生,我郑重向你,并通过你向伦敦市政厅提议,借鉴杭州经验,开展一次创建文明城市的活动。

一、派遣皇家海军陆战队员,到街头维持秩序,相信他们的军容军纪,一定能给骚乱分子以极大的震慑。

二、把现有的停车督察员队伍进行扩充,成立城管执法大队,针对较为杂、乱、差的伦敦北区进行专项整治,取缔无证摊贩,杜绝无证养犬,同时对该区的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进行一次集中摸排,根除社会不安全隐患。

三、结合迎接伦敦奥运会,大力开展文明宣传活动。各大报纸应当以《世界新闻报》的停刊为教训,开展自查自纠,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利用地铁站、公交站、楼宇数字电视、商场广播等大众传播载体,掀起一场全民学习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高潮。

当然,有了上述手段,我们就可以废除那些严刑峻法,改变迷信只有法律才能维持文明与秩序的错误关键。在我国,狗在当街大便而主人不清理,要被罚款1000英镑;对在公共消费场所吸烟而不加制止的店主,将被罚款2500镑。而在中国,人们对此并不进行法律处罚,而是给予更严厉的道德谴责。一个人的钱包虽然免受损失,但是精神得到巨大的鞭策。如果失去灵魂,得到世界又如何,中国的办法,难道不更加先进,更值得我们学习吗?

你的真诚的

Harper S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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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角中的丑角,笑话中的笑话--关于中国文学的大吐槽

Sunday, May 8th, 2011

今日吐槽是从茅盾文学奖开始的。今年茅奖,浙江提名了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如果能够获奖,这会是文学奖项多年来第一次实至名归地颁给“文学”,如果文学的定义就是给人看的人学的话。

茅盾文学奖对于作家为什么重要?因为一旦获奖,就意味着获得官方的嘉奖,成为几个一工程,变成文化立市、文化大省的政绩,同时也意味着一连串令人咋舌的官方奖励。在沿海城市,意味着奖励价值以百万元计的“人才”房、进入当地政府的名人堂、在某种程度上被政府包养。更何况还会获得市场回报。

茅奖、鲁奖有多少猫腻,外界不得而知,但不断有内幕消息维基解密一样传出来。曾有一个作家获过此奖,有人提起来非常不屑地说,这个奖是给评委送茶叶送出来的

按照诺贝尔的遗嘱,诺贝尔文学奖应颁发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带有理想倾向的出色作品”的作家。 在瑞典原文里,“idealisk”含有“理想主义”的意思。尽管屡受争议,偶尔错勘贤愚,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有原则和标准的。但是这个茅盾文学奖的标准是啥呢?

按照官方说法,茅奖颁给符合两个标准的作品:1、思想性,要宣传社会主义思、改革开放思想,反映历史规律,塑造社会主义新人。2、艺术性,鼓励那些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佳作。能获此殊荣者,除了《科学发展观读本》,就是网络小说了。

茅奖的重头奖颁给长篇小说,这本身是件十分搞笑的事。中国根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小说,即novel。西方小说的谱系非常清楚:史诗-罗曼司(传奇)-小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史诗,别跟我说《格萨尔王传》,那玩意叫民间文艺。中国小说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民间通俗文学,一种是文人创作。

小说,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成为文明的主要载体,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西方一直重要的原因。小说在中国不过是历史之余墨,虽有明代四大奇书和清代两大奇书等文人小说的出现,但本身并不承载文明与启蒙。小说在中国就是用来消遣的玩意儿,那些模仿西方的长篇更缺乏根基,成为政治思想的图解读物。

敢问衮衮诸公,从小到大,可曾读到过一部中国在世作家创作的,能够跟《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局外人》略为相似的小说吗?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读到的只有两类:垃圾和渣滓。

中国小说的现状是:现实主义是一个大粪坑,90%的中国小说家都跳了进去,先锋主义是一个抽水马桶,剩下的10%都被吸了进去。

四大名著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书店里畅销不衰,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喜欢古典小说,而是因为中国现当代小说太烂了。曹雪芹笔下的一只水鸟,都比《白鹿原》的主人公更鲜活,更立体。

当雨果写下珂塞特这个名字,他的心中有苦难,有救赎,有上帝。当陈忠实写下小黑这个名字,他心中只有鸡零狗碎。当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变成一只大甲虫,我们背上也好像长了坚硬的壳。当军统用狼狗舔舐共军女情报员的裸体,我们都笑一笑,希望作者脱光坐在那里。

中国非但没有novel,还没有亚里斯多德《诗学》意义上的戏剧(主要是悲剧),中国有的是笔记,通俗文学,文人奇书,杂剧南曲,无一是现代意义的文艺形式。中国最强大的是文体是史,尽管24史充满了帝王将相的杀戮权谋与谎言,但至少是能拿得出手的传统。我们的文学全是沙上城堡。

如果每个民族都拿出一个在文学史上立得住的人物,英国人推出哈姆雷特,法国人推出冉阿让,俄国人请出安娜-卡列尼娜,美国人抬出推销员威利·罗曼,中国人把西门庆抬出来,想了想不妥又抬了回去,最后换成了福贵少爷。

我们嘲笑美国只有200多年的建国史,可曾想过,美国文化来源于欧洲,有希腊-罗马-文艺复兴一支正脉,我们中国的文化(语言,文学,音乐等等)只有区区90多年的历史,中国才是世界上文化最贫乏,最落后,最原始的土著国家。

一群人整天写长篇,拍电影,创造史诗,其实都是白忙活,实在一点,承认吧,你们搞得那玩意就是传奇,就是评书,别瞧不起故事会,从血统上讲,它比《当代》《收获》正宗多了。

国粹,你们就剩下这点国粹了,于丹们发财还甭不服,至少乃们卖的那玩意是百年老店生产出来的。中国当代有啥?只有两样东西,小品和京味小说,这两者一个是天桥的产物,一个是文脉的传承。中国是一个大笑话,中国文化是关于笑话的笑话,中国的文化工作者是丑角中的丑角(非贬义)。

我再说一遍,中国是一个大笑话,中国文化是关于笑话的笑话,中国的文化工作者是丑角中的丑角。凡是承认这一点,放下身段认命的都赚钱,凡是否认这一点,试图拔高,试图营造悲剧的,都粉身碎骨,变成笑话中的笑话。

所以,所有中国关心文艺,热爱文艺,从事文艺,以及搞文艺工作者的人联合起来,笑吧,尽情笑吧,笑我们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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