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中文的样子》第十七讲:如何讲一个好故事

May 28th, 2017

大家知道,刚刚在浙江乌镇结束了Alphago和人类棋手的人机大战。哪怕你不下围棋,对这个消息也不能漠视。因为被戏称为阿尔法狗的电脑程序,对人类进行了碾压。柯洁已经下得很不错了,尤其是第二局,一度看到了胜利的曙光。阿尔法狗的判断是,柯洁在前50手的应对完美。前100手的应对接近完美。然而今天进行的第三局是碾压状态。赛后,柯洁哭了。相信大家看到这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的眼泪,心里也不是滋味。

今天在谷歌开发Alphago的官方网站deepmind.com上,有几项重大消息发布。

  1. deepmind对于围棋的研究告一段落。这意味着Alphago从此退出江湖。
  2. deepmind将在今年发布一篇总结性论文,对于人工智能进行总结。
  3. deepmind会公布阿尔法狗与人类对战时的计算细节,以给人类以参考。
  4. 自从去年与李世石对战,到今年与柯洁对战期间,阿尔法狗之间进行了百万场对局,deepmind从里面精选出50局,公诸于众。

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人工智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影响到几乎每一项职业。不要说,我的职业很特殊,跟职能,电脑做不到。当年深蓝电脑战胜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的时候,围棋界人士还说,我们围棋变化复杂,要361!个变化,电脑不可能战胜我们。结果怎样?他们没有想到,电脑使用了深度学习和蒙特卡洛算法,通过模拟神经系统,大幅度降低了运算量。

看阿尔法狗与人类的对局,就像看一个武功大师跟一个厨师对决。

我跟儿子,看了一下,阿尔法狗的自战对局,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连我5岁儿子都惊呼起来。

请看deepmind公布的阿尔法狗自战第十局。 https://deepmind.com/research/alphago/alphago-vs-alphago-self-play-games/

这是黑棋第243手

下面是白棋第244手

白棋与黑棋对杀,提掉了对方22个子!我看了这十局棋,倒吸一口冷气,虽然我下棋水平不高,但是棋理还懂。你听媒体报道,阿尔法狗胜柯洁1/4子,用日韩的说法,半目。你觉得双方很接近。其实,你错了,我们都被骗了。

alphago公布自战10局棋,看完让人绝望,全部都是中盘胜负。这说明,狗与人类下棋时,到官子阶段,还赢半目,都是上手戏耍下手。绝顶高手之间,绝对不敢这么玩。也充分证明,人类跟狗差不止一个层次。

因此上,人工智能,在围棋领域这么玩虐人类,在别的领域还会晚吗?

在写作领域,人工智能必然会侵入。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并不那么智能的领域,至少所费的脑力,比下围棋要少得多。那么,我们,还有我们的孩子,他们将来的立锥子地在哪里?换句话问:我们人类有什么禀赋是电脑比不上的?

答案:讲故事!

确切答案:讲带有温度的故事

今晚我们就结合一篇普利策获奖人物特写,说说如何讲一个好故事?如何战胜人工智能。

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亦称普利策新闻奖,是于1917年根据美国报业巨头、匈牙利裔美国人约瑟夫·普利策的遗愿设立的奖项。1970-80年代已经发展成为美国新闻界的一项最高荣誉奖,现在,不断完善的评选制度已使普利策奖被视为全球性的一个奖项。

普利策奖在每年的春季,由哥伦比亚大学的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的十四名会员评定,5月由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正式颁发。分新闻奖和创作奖。

新闻界奖包括14项:

  • 普利策优异公众服务奖
  • 普利策普通新闻报道奖
  • 普利策国内报道奖
  • 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 普利策调查性报道奖
  • 普利策释义性新闻奖
  • 普利策专业性新闻奖
  • 普利策社论写作奖
  • 普利策漫画创作奖(1922年开始)
  • 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1942年开始,1968年分为现场新闻和特写)
  • 普利策特写摄影奖(1942年开始,1968年分为现场新闻和特写)
  • 普利策评论奖
  • 普利策批评奖
  • 普利策特稿写作奖

我们现在主要聚焦普利策新闻奖里的一个小奖:特稿写作奖,又称:特稿奖。

为什么要做人物特写?成功的人物特写包含了叙事新闻所有必要的元素。一个作者必须学会如何刻画人物和地点:把握住个性, 从外在进行描述,对他们的动机做出解释。一篇优秀的人物报道稿需要具备充分的采访。

这里我们介绍的特稿,是1988年获普利策奖的作品。这篇特稿叫《艾滋病在哈特兰》,获奖记者叫 Jacqui Banaszynski,她在《圣保罗先驱报》工作,这是一家小报,但是在三年内两夺普利策新闻奖中的特稿奖(此前九年还曾五次获得针利策奖的提名)。

在《艾滋病在哈特兰》中,Jacqui Banaszynski深入描写了两位即将死于艾滋的明尼苏达同性恋农民。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关注这两个个体,而且也 关注面对艾滋时人们的生与死,以及他们的社群是如何应对的。

人物特写让我们在抽象阶梯的两端同时开工。故事的特殊性–农夫兼政治活动家汉森和汉宁森–在抽象阶梯的下端,而这两个男人所代表的价值–承诺、爱、 死亡以及家庭的抗争–则在梯子的上端。

很多报纸上的故事都很无聊,这是因为他们停留在了梯子的中间:既没有特殊的人物,也没有宏大的主题。这些故事既没有生动的生活做基础,也没有宏大的价值让它们超越平凡得到升华。

对讲故事的记者来说,抽象阶梯是最好用的工具之一,尽管它并不是最容易理解的。哪怕是美国资深记者,也花了大概15年才弄明白如何得心应手地运用它。

抽象的阶梯,是早川在《行动的语言》一书中提出来的。

这个理论认为,所有语言都位于阶梯上。最概括或抽象的语言和概念在阶梯的顶端,而最具体、最明确的话语则在阶梯的底部。

在讲故事时,我们在阶梯顶端创造意义,而在底部去做例证。

记者更乐于沿着阶梯向下,然而,问题在于我们既不能到达高处, 也不能恰到好处地抵达底部新闻倾向千停留在阶梯的中部,这是最危险的区域。

阶梯顶端的写作是言说,它呈现概况,阶梯底部的写作是展示,它呈现细节,抽象阶梯可以帮助写作者弄明白如何在顶端表达意义,又如在底部举出具体例子,并且避免中部的混浊状态。

做人物特写报道的关键是弄明白一些问题。采访至关重要,而且不能仅仅采访要写的对象。他或她身边都有些什么人?谁能提供一些材料?谁知道影响他或她一生的决定性时刻?你要去采访这些人。

你的问题必须要深入。这个人的特征是什么?这个人的动机是什么?价值体系是什么?生活方式又是什么?这个人是谁?想要达到这 种深度,你必须问一些相当抽象的问题。有位记者曾经问过六个徒步穿越南 极洲的男人(他们几乎在旅途中死亡):南极洲是男性还是女性,为什么?这个问题帮助他们以一种新的和个人化的方式看待南极洲。抽象问题问完要问一些具体的问题,以引出详细的故事。

有些人喜欢谈论自己,少部分人喜欢谈论自己但却说不出多少有用的信息。

作为采访者的任务是把采访对象变成一个讲故事的人。 要问有层次、有深度和奇特的问题,以引出不寻常的答案。

如果你的特写取决于描写对象必须做出的一个重大决定,那就要问关于做出决 定那天的一切。那天有什么特别的?那天早上你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 是什么?你还记得那天早上你早餐吃了什么吗?那天天气如何?你穿了什么?那天你在想着谁?有电话打进来吗?带我一起回忆一下那天 的前两个小时。这些事情看起来可能和故事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这 有助千帮助他回到那个时刻。给他一点压力。做一些假设,让采访对象印证你的假设,或者跟你争辩。

对于写作,尤其是人物特写,最重要的是生动的细节。要一直采访,直到你找到绝对必要的细节。

在《艾滋病在哈特兰》中,记者描写了两个男人在他们的农舍周围种的凤仙花和美洲石竹。她注意到,其中一个男人住院前最后吃的食物是邻居做的西葫芦面包。她还写了牡丹花,它们被安放在了水罐中,摆在了房子四周。这一切细节都描绘出了美国中西部传统乡村夏天特有的景象。

没有比人物自己的话,更能让大家看清楚这个人的了。

在《艾滋病在哈特兰》中,汉森说了一句话,完美刻画了他的性格。

他说:“我是一个农夫。我们农夫都是乐观的。因为只要有点收成,就比撒下的种子多。”

一句话,一个朴实、达观的农民形象就跃然纸上,考虑到他正在与艾滋病作斗争,就更令人难忘了。

可喜的是,好中文班上,也有同学掌握了这个技巧。三言两语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

她的同情心,不仅对活人,也对动物。她会对吃鱼眼睛的人说,「鱼的肉都给你吃了,你还吃它的眼睛!」

回到这篇获奖报道。关于艾滋病人狄克·汉森的三篇系列报道,业界公认:“关于艾滋病人的 投追已有很多,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一篇能像《艾滋病在哈特兰》写得这样细腻动人,内容丰富,影响深刻。”

Banaszynski回忆说:报纸最初是决定找一个“有争议的、令人痛心的、将死病人的故事。”之所以找一个同性恋者,是因为 “我不仅只写这种疾病,也想写由病引起的一切事情,如偏见、 恐惧、疏远、自我怀疑,法律问题、经费来源和道德问 题,还有生活方式和爱情等。

但是Banaszynski遇到了难题。“我的职业生涯中碰到的最棘手的事,恐怕就是到他们平时住的公寓里去,请求他们的同意,记录下死亡的过程。”

她最终把整篇报道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主要人物和他们的情况;第二年分介绍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第 三部分介绍他们的关系和同性恋爱情;最后一部分,则介绍死亡。

但是,她拿不准导语如何写,就回到编辑部,正在写第50遍导语开头时,一位获得普利策的资深编辑走过来,说:

我希望这不是你 写的导语。你应该写的更好……

Banaszynski勃然大怒,冲他喊了两句,然后跑进女厕所哭了起来。

哭过之后,她明白,编辑说的是对的。

这激发了Jacqui Banaszynski写下《艾滋病在哈特兰》,她开始面对一个重要的现实:

“我得为狄克和伯特着想,他们见纠报道后会有什 么反应,而且,也符对读者负责。”

最后,她写下了第一个句子。

对哈特兰来说,死亡一点也不陌生。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篇导语。

《艾滋病在哈特兰》

1987年6月21日、7月12日、8月9日

对哈特兰来说,死亡一点也不陌生。它像季节更替一样自然,像农场机械化和农夫们因长年辛勤劳动而身体垮掉一样不可避免。

但当爱滋病的死亡威胁来临时,它却成了扰乱一切的不受欢迎的造访者,人们总以为这种死亡威胁发生在大城市里的同性恋 者和吸毒者中,跟乡村的生活秩序没有关系。

这个造访者已经未到了明尼苏达州的乡下。

狄克·汉森是当地一位有名的自由主义政治活跃分子,他们家族留下来的有几百年历史的农场就位于格林沃德。去年夏天, 他攻确诊患上”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与他交往长达五年的 伙伴伯特·汉宁森也携带了艾滋病毒。

故事就这么开场了。

“对哈特兰来说,死亡一点也不陌生。”这句话成为女记者的地图,它们指明了记者想说的事实,她希望,读者也能理解这个故事。

这段话为这篇特写定下了基调。

汉森死后六个月,即1988年4月,Jacqui Banaszynski获得普利策奖。

几周后,她接到汉宁森母亲的一个电话,她说伯特死了,你愿不愿意参加他的葬礼?

Banaszynski答应,并且为他写了讣告,哭了一场。

她说:

两天后,我带着伯特的骨灰去他的撒骨灰处,还有他的全家,我在他度过生命里最 后一个月的房间的床上坐了坐,写下狄克和伯特故事的最后一 部分–关于参加追悼会的要人和老友的报道。

第二天.我乘飞机去纽约,接受普利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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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还是孩子

April 9th, 2017

大巴车开了半个多小时,儿子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春游目的地:“星期8小镇”。

可是,等等,这不是一座商场吗?也许,穿过商场,就是“小镇”,且跟着导游一起走吧。

来到电梯前,大家鱼贯而入,上了五楼,又鱼贯而出,这才看到“小镇”的真面目,不过是建在商场里的儿童乐园罢了。

当然,作为陪同的家长,我也不能告他们虚假宣传。如果叫“小镇”就非得是一座集镇,那叫“影城”的,难道必须是一座“城市”吗?

小镇当然是模拟的,里面有虚拟的消防局、警察局、保安公司、银行、空港、医院、农场……小朋友们可以在里面进行角色扮演,并领到工资。

这是一个不错的创意,当然也仅仅是创意而已。落在执行上,就不能不考虑拥挤的人群,嘈杂的环境,漫长的排队,像爬山虎一样攀援在玻璃门上的家长,态度冷热不均的工作人员,以及在一批批儿童身上穿了脱、脱了穿的、同一堆脏兮兮的制服。

儿子雀跃着,拉着我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排队。他先做了武装押运员,又做了挤牛奶的工人,接着又戴上晃晃荡荡的安全帽,穿上肥肥大大的消防服,出现在救火现场。等候时间最长的项目是航空港,为了成为一名空乘,门外排队半小时,室内等待半小时,最后,他终于拖着登机箱,跟随乘务组上了二楼的假飞机,在舷梯上向我挥手的那一刻,让我仿佛看到他若干年以后的样子。

我捶了捶自己的老腰,跟同样疲惫不堪的家长们一起在下面等候。

在成年人看来,这个喧嚣的地方,实在有太多缺陷。

  • 不但儿童需要门票,陪同的大人也必须买票。并且票价不菲,两个人要200多元。
  • 里面的设施比较旧。
  • 收费项目太多,航空港要花钱买护照才能玩。
  • 广告太多,喇叭喧天。太多的额外收费项目,趋利性目的明显,商业气息太浓烈,感觉时时盯着家长的钱包。
  • 孩子赚的虚拟币,几乎没什么用处。有几个小店可以充当打折券。
  • 一套制服几十个人穿,道具用过不消毒,虽然有洗手池,但形同虚设。
  • 组织比较混乱,服务员基本没有笑容,也没有投入地扮演教官的角色。
  • 儿童赚的虚拟币,除了参加商家植入广告的培训,几乎没地方用,有违“让孩子赚钱自己花”的游戏初衷。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抵消一个优点:

孩子们喜欢!

在现场,我看见排队的孩子们渴望的眼神,看见孩子们在游戏时认真的表情。他们既不觉得喧嚣,也不觉得虚假,更不在乎工作人员的脸上是微笑还是漠然。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跟自己的同龄人一起狂欢。而外部的一切,工作人员也好,家长也好,都不过是他们玩耍的背景罢了。

在网上看到,有很多孩子都会再次来这里玩,有的甚至来过不下三次。

为什么同一个地方,小孩和大人的评价,完全不一样呢?

原因至少有两点:

第一,孩子最喜欢的是家长的陪伴。

平常家长都比较忙,或自以为很忙,可能很少能拿出一整天的时间,来专门陪孩子游戏。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主题“小镇”中,孩子会感觉跟家长的关系不仅是亲子,更加是伙伴。这一点在游玩结束集合的时候,表现的尤为明显。我和儿子,像两个掉队的散兵游勇一样,在商场里寻找着他班级的队伍。他急得都掉眼泪了,一个劲地说:

都怪你,我们迷路了,我们找不到队伍了。

此时的家长,茫然无措,顿失权威。我一边蹲下来劝慰他,一边焦急地四处张望,后来幸好幼儿园老师打来电话,我们才顺利归队。

如果不是来这个“小镇”,我和儿子之间不会有这种平等交流的体验。

第二,儿童看世界的眼光跟大人是不同的。

孩子,一张白纸,心地纯然。他们仅凭想象,就可以把浴盆变成大海,把沙地当成朔漠,把纸糊的房子当成金碧辉煌的殿堂。孩子心中没有思虑,习惯尚未养成,由于还没有自我意识,他们即使照相的时候,也不故作表情,开心就是开心,不高兴就是不高兴,不像我们大人,哪怕心里装着万千烦恼,也能对着镜头挤出一个假笑。

当孩子还是孩子,他们天然认为人人都友好,世界毫无恶意。

在这个小镇里,处处都是他们的同类,但跟幼儿园和学校不同,这里没有老师的管束,没有福柯所说的“规训与惩罚”,世界围绕他们旋转,大人围绕他们存在,一句话,他们是这里的主人。

对,星期8小镇为什么这么火?因为,儿童是这里的主人。

儿子走下舷梯,他推了推不合适的空乘帽,甩了甩宽大的制服袖子,拖着大得不协调的拉杆箱,走回航空港。

而我像其他家长一样,兴奋地迎接这个从天上回到人间的天使。

在回程大巴上,儿子累得睡着了。而我心里默默想起《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开头的一段话: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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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昆虫记

April 7th, 2017

每个农村的孩子,都是在虫子的陪伴下长大的。我们听虫子叫唤,看虫子打架,被虫子追,也追着虫子跑,吃虫子,也被虫子咬,风里雨里,屋内屋外,哪一天不跟虫子打交道?

我小的时候,在农村,得蛔虫的儿童比较多,当时有一种驱虫药,做成宝塔状,外裹一层糖衣,俗称“宝塔糖”,用铁皮盒装着,盒子上印着一个胖娃娃。姥姥家也有一盒。有一天趁大人不注意,我拿到了那个宝贝盒子,并且不知用了蛮力还是巧劲,打开了它,把里面的宝塔糖都拿出来,舔掉糖衣,再放回去。大概没等我全部舔完,就被大人发现了。当时我肯定出现了以下症状:

  1. 恶心,呕吐,肚子疼,皮肤出现荨麻疹块。
  2. 眼泪鼻涕横流,呼吸急促,晕眩嗜睡。
  3. 瞳孔缩小,目光斜视。

我放胆这么说,是因为查到了百科词条:

宝塔糖:曾用名“六一宝塔糖”,别名“驱蛔蒿”。驱肠虫类药品。具有麻痹蛔虫的作用,使蛔虫不能附着在宿主肠壁,随肠蠕动而排出。

此药提取于植物蛔蒿,连生命力那么顽强的蛔虫都能麻痹,麻痹一个四、五岁的儿童,自然不在话下。大人们赶紧叫来了乡村的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毛泽东在1965年6月26日对卫生工作的指示的产物。在这份指示中,他要求打倒卫生老爷部,缩短医学院学制,以及医疗资源向农村倾斜。

至于我是被“毛泽东对卫生工作的指示”救活的,还是靠异禀的天赋自愈的,就谁也说不清了。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住在姥姥家。牢牢家门口有个猪圈,猪已经不见去向,只留下一个很大的马蜂窝,平常都没人敢靠近。有一天,一群比我大的孩子,决定铲除这个恐怖主义巢穴。他们准备了长长的竹竿,还点着了一些麦秸。浓烟滚滚,马蜂飞舞。他们四散逃去。这个时候,我看见猪圈里飞出这么可爱的一群小东西,比苍蝇大,比马龙(蜻蜓)小,立即拿起一把笤帚,冲进猪圈里,用力地扑这些可爱的飞虫。愤怒的马蜂,带着恐怖主义的余威以及对农业文明的仇恨,向我发起了猖狂进攻。我丢了扫帚,狼狈逃窜,但依然被蛰得面目全非。我的头肿得像篮球那么大,眼睛都睁不开。当时,农村也没有什么抗血清的药物,只能用醋反复擦。母亲说我哭了两天两夜,才渐渐好起来,至今,我的脑门中间,还留了一个小小的疤痕。那不是勇敢者的勋章,而是“祸子头”的标志。

不过,大部分时间,我们农村孩子跟各种虫子都是友好相处的。

春天来临,各种虫子开始探头探脑。如果谁能在湾(池塘)边的柳树上,捉到一只天牛,一定能被四邻八舍的小孩们羡慕。天牛的长相太威武了,它浑身漆黑,夹杂这白点,头上长着两根长辫子,就像京剧电影《穆桂英挂帅》的穆桂英一样。但是天牛太难抓,我在树底下急得乱转,像一个破不了天门阵的杨宗保。

幸好,哑巴来了。哑巴天生是个哑巴,但是最爱说话。他说话时,哇啦哇啦,连说带比划。我指指柳树上的天牛,又指指他。

“给我逮下来行吗?”

哑巴,眯眼仰头,看了一眼,指指树,又指指自己的胸口。

“哇啦哇啦?”

我点点头。

哑巴二话不说,脱了布鞋,双手抱着老柳树,蹭蹭爬了上去。那天牛趴在一根细枝上,哑巴脚踩一根树枝,手攀一根树枝,另一只手,向细枝伸去,身体劈成一个“大”字,柳树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然而就在他的手摸到细树枝的时候,那天牛抖出翅膀,像一阵黑烟一样,飘到对岸去了。

“哇啦哇啦!”

哑巴从树上跳下来,指着对岸。我大度地摆摆手,让他帮我折了一根柳枝,带回家,插到了院子上。

柳枝没有活,虽然我天天浇水。不过我有别的收获,浇水灌出了另一种很珍惜的动物:刺蝼蛄。它平常生活在洞里,但是害怕水,只要堵住洞口灌水,它就爬出来了。

于是我叫上邻居家的小哥俩,三个人排成一排,一起端起各自天然的水枪,对着地上的洞口喷出三柱长尿。果然,一只红头带这钳子的刺蝼蛄悲伤地爬了出来,我们追上去,把它抓起来,放进一个输液用的玻璃瓶子。顺便说一句,那个时候,农村几乎没有塑料瓶。

夏天来临的时候,是虫虫最喧闹的季节。我却对这些卑微的小生物们失去了兴趣。全部的心思放到家里的猪和兔子身上。

每到放学时候,是打猪草,剜野菜的时候。这也是我一天,乃至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小时候的天空如此辽阔,田野巨大得等同于整个世界。天空云雀在看不见的地方高唱,热风掠过玉米叶子,为这个劳动的少年鼓掌。我一边剜菜拔草,一边在心里给自己讲故事。我永远是这个故事的主角,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反面人物,要么是有一个漂亮女儿的地主,要么是有一个美丽的女机要秘书的敌军头子。在这场殊死较量中,我接连挫败了敌人一个又一个阴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就在我即将把胜利的旗帜插到敌军总部的时候,突然我陷入了敌人的埋伏,就这样我,一个年轻的英雄,一个钢铁战士,一个在烈火中永生的金刚,忽然听到牢门咣当一下开了。一身戎装的机要女秘书,出现在我面前。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为我打开了手铐脚镣,她拉着我的衣袖说:

同志,跟我走!

一只漂亮的蚂蚱打断了这段革命浪漫主义的越狱之旅。她浑身葱绿,长着一对美丽的大长腿,而翅膀展开,里面是粉红色的折翼。我不由地停止了我幻想的故事,向着她了过去。

也许是我过于激动,也许是她误解了我的美意,总之,这次捕猎以她失去了一根大长腿而收场。我注定成不了一个人文主义者,因为我才不欣赏什么残缺的美,我丢下她,继续去拔草。

刚才讲到哪儿了?对,我跟机要女秘书逃出了牢房。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保持了纯洁的革命友谊,即便是被追击的敌人射出的子弹,打伤了长腿,我也始终牢记村里男女授受不亲的教导,毅然决然地,答应了她留下来掩护我的请求。毕竟,在革命的大后方,还有那么多的阶级弟兄以及地主漂亮的女儿等我解放。

而且,我说过,我不欣赏什么残缺的美。美,这种东西,要么完整,要么就算了。

后来,我知道我错了,美都是有遗憾的。比如,我所认识的海军。

海军,是一个男孩名字,可实际上是一个女孩。她长得很可爱,但是眉毛上有一颗痣。

在我小学的时候,家乡周围发现了石油,多了一些穿着土黄色工作服、拿着大大小小机械的人,我们都叫他们“石油鬼子”。为了给这些“石油鬼子”做好服务,在镇上建起了一个“石油站”,海军的爸爸,就在那里工作,因为附近没有油田的学校,她就和其他几个油田子弟,转到了我们村小学。

当时,我的父亲在镇上的中学担任代课老师。而中学,挨着石油站。我经常去看中学的父亲,跟她还有她的伙伴一起走到镇子上去。

二里半,从村小学到镇中学,走这段路是我最愉快的时光。我发现,油田子弟们跟我们村里的孩子最大的不同有两个。第一,他们居然说普通话。第二,他们男生和女生之间居然也说话。这是我从来不敢想象的,在我们村,男生女生之间只有在交作业或者互对骂时,才说话。

我于是也入列随俗,把我们村的规矩抛到脑后,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开始跟海军说话。

有一次,小学劳动课上,老师布置每个学生都必须到地里去割草,两人一组,每组的任务是30斤。我和周海军分到一组,天哪,那天的情形我至今居然还记得。我们一起在长满青草开满苦菜花的地里割草,她给我绘声绘色地讲昨晚看的电视,当时只有少数的单位,才有电视。30斤草,对于两个孩子来说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于是,她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们扔下了镰刀,开始拔草,拔下来的草带着根须和一大块土,我们把草和土坷拉放到口袋下面,上面依旧铺上鲜嫩的青草。当两个人都几乎抬不动的时候,我知道已经够数了。两个人抬着草回到学校一过秤,竟然还超过了规定任务5斤。

这一段跟昆虫没什么关系,你说得不错,的确没有关系。可是,当我们拔草的时候,想必肯定有虫子飞起来,翅膀上带着落日的余晖。

后来海军转学走了,石油人的女儿,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四海为家,说走就走。

她走的那天,我们正上晚自习,她进了教室,坐了一会儿,站起身。我很想跟她告个别,但,在教室里,男生和女生是不说话的,除非收作业或者对骂。

她背起了书包,她跨出了教室,她忽然停下来,她回头看了一眼,灯光下,可以看见她眉毛上的痣。

我望着她离去的影子,在教室外的路灯下,拉长消失,路灯上扑打这飞来的蛾子,蝼蛄,还有金龟子。我看着他们,忽然觉得喉咙有硬硬的东西堵住,那一刻,让我想起那些难熬的冬夜。

是的,冬天是我最难过的季节。不知道为什么,冬天的夜那么长。经常,只有我和奶奶两个人,坐在土炕上。那时还没有电灯,如豆的煤油灯把奶奶和纺车的影子照在墙上,摇摇晃晃。奶奶不跟我说话,她一边纺线,一边低低拖着长音,如歌如泣,歌词只有两个字:

娘啊~~~

这声音悠远,漫长,奔向四面八方,又哪儿又去不了,撞到土墙,折回到小屋里。

我需要把奶奶叫好几声,她才能从这首哭歌中,回到现实中。

我们对视一下,会心一笑,她就踮着小脚下了炕,过了一会,手里攥了一把晒干的红枣。这是瞒着爷爷偷来的人间至味,我要在爷爷回到家之前,把它们都消灭掉。为了不留下任何罪证,我把枣核都吞进肚子里。

夜里,我有时候怕得要命,任何声音,细微的声音,都让我心惊肉跳。有时只是老鼠跑过,有时也许是黄鼠狼来访。那种感觉,我说不出来。只有过去了许多年,我看到一本书上,找到了精准的描述:

“有话暗中捎给我,我的耳朵捕获它的微响。在夜间异象的烦虑中,在沉睡跌落到世人时。恐惧与我相遇,还有颤栗,使我百骨畏惧。”

这本书叫《圣经》,这段话记在《约伯记》第四章第十二到十四节。

好在,白天终究会来的。

在冬日阳光下,奶奶用篦子狠狠刮着我的头发,从中沥出几只白色的虱子,这冬天唯一的虫。

她拿了一只放进自己嘴里,一咬,发出清脆的响声,我也拿了一只,放进嘴里,咔……我所有的黑夜里积蓄的恐惧,都被咬碎了。

我挣脱了奶奶的手,向院子外跑去,因为我听见了胡同口哑巴的叫声:

“哇啦哇啦!”

他还欠我一只天牛呢。我已经等不及了,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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